怎样认识近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20世纪初，美国总统顾问亨利?亚当姆斯以西方文明代言人的口吻说过这样一段话：为保障列强国内的经济秩序和安全，“必须征服亚洲”，“决不能容许中国和亚洲实现工业化和政治上的独立”，“如果容许在太平洋彼岸……以无尽藏的黄河流域的生产资料为供应的民族工业的体系成功地组织起来，对西方文明来说，将是不可思议的罪行。”后来，妄图独霸中国的日本，更公然提出“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理想”安排。事实清楚不过地表明：殖民化没有带来文明的福音，而是将中国逼入沦亡的深渊。就经济而言，相对于始终占据绝对优势、控制了中国财政经济命脉的外国资本，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那样艰难缓慢。由此，孙中山才萌发了“打倒欧美霸道文化”的思想，最终形成明确的反帝主张。正是西方列强的疯狂侵略，迫使人们全面认识西方文明，进一步看清它的本质。20世纪初，中国的知识界开始提出并比较普遍地运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认识到它是“假文明之面，行野蛮之实”。到三四十年代，反帝成为中国人——包括教育、科技、实业、各党派乃至广大民众在内的广泛共识。这绝不是因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是为严酷的现实所教育。对所有关注祖国的生存发展、渴望文明进步的中国人来说，反帝已成为首要的历史任务。
从所谓的“现代化理论”，到时下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历史终结论”、新帝国主义等西方各主流学说，都自觉地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寻求历史和现实的依据。在它们的理论框架中，血腥的殖民侵略和惨烈的反侵略斗争被过滤、淡化，甚至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 “自由”、“友谊”、“发展”等一系列悦耳动听的谎言，以及一条必须跟着西方亦步亦趋的发展道路。因此，能否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历史，不只关系到我们民族的现在，而且关系到我们民族的未来。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两大任务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完成现代化以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然而，没有民族独立就没有真正的现代化，不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粉碎旧的生产关系，不将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新的生产力就难以发展，全面建设更无法展开。国土沦丧、战乱不已，民族生存尚且不保，又何谈发展！所以，只有首先通过反帝反封建革命争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才能为现代化建设扫除障碍，进而迎来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于中国近代历史这一凝结着无数生命与鲜血的基本经验，我们应当倍加珍惜，而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对它进行消解和践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要善于识别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防止它们搞乱我们的思想、模糊人民的视线、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
侵略者在血腥征服的同时，还要装扮成文明进步的化身。这里要提到福泽谕吉，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其肖像一直印在日本最大面额的万元纸币上。甲午战争期间，他发表《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一文，声称日军是为中国的“文明开化”而战，为中国四百余州“迎来文明日新的曙光”。中国人“应当向文明的引导者日本国三叩九拜，感谢其恩。”尔后，他又发表文章，鼓吹日军必须加紧进攻中国。“蹂躏（蹂躏一词是福泽在原文中直接使用的汉字词汇——引者注）四百余州，加快其亡国的机会。”“文明”、“蹂躏”、“亡国”——应该“感谢”福泽谕吉，能将问题讲得如此直白。
经历过太多的战乱，就愈发渴望和平与发展；目睹了太多的血腥，就更加期盼“让世界充满爱”。但“冷战”的结束并未实现预想中的和平，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也没带来利益的均沾。那些在历史上曾备受欺侮的国家和民族逐渐发现，他们的发展依然受阻于有着历史渊源的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西方的某些政要明确表示：“相对武力而言，我们更愿意依靠外交，但在有必要保卫我们的国家利益时，我们也总是愿意使用武力”。他们的战略学家也公开声称：“帝国地缘战略的三大任务是：防止附庸国家相互勾结并保持他们在安全方面对帝国的依赖性；保持称臣的国家的顺从并维持向他们提供的保护；防止野蛮民族联合起来”。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第1期《马克思主义文摘》）

怎样认识近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宋小庆 马执斌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47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博物馆中藏有中国的珍贵文物不下百万件。公开的劫掠伴之以无形的摧残。殖民者借助传教、办学、出版等方式，传播奴化思想，消解民族精神。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声称：“我们的学校就是设在中国的西点军校”，要训练中国“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日军“笔部队”成员更是公开叫嚣；“军人用刀剑来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正是在刀剑的威逼下，沦陷区人民被剥夺了学习母语的权利，被迫接受“皇民化”教育。
强调落后就要挨打，既可以警醒落后者，使之勇追先进，又能让先进者永不满足，时刻保持忧患意识。但如果将该命题简单化、绝对化，引申为落后只能挨打，以此否定近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近代主和派如曾国藩、李鸿章等，总以力不如人为其消极避战开脱，视严守条约为维持和平的护符，并指责主战派反抗侵略的行为导致战争的爆发，造成战败的严重后果。其实，列强之所以屡屡发动对华战争，从根本上说是由其殖民扩张政策所决定的，而非中国的反抗使然，更不是一味主和就可以避免的。与主和派寄希望“公法”、相期以“信义”不同的是，主战派对列强背信弃义、得寸进尺的贪婪本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指出如果不坚决抵抗，即使苟安一时，也必将后患无穷。在中法战争中，他们就指出：法国殖民者的目的是据越而侵华。甲午战争爆发前，他们又揭露了日本占朝鲜再图中国的阴谋。针对主和派批评主战派有“激怒之意，乐战之心” 的论调，他们反驳道：“彼之怒与否，初不系乎我之激不激；彼之战与否，亦不系乎我之乐不乐也……如其不然，我虽兢兢焉惟惧生衅，彼且将激我之怒，以遂彼乐战之心，尚何待我之迫彼哉！”事实正是如此。尽管晚清奉行李鸿章所代表的主和外交，尽管那外交政策已经够“柔”、够“忍”、够“让”，诚如总理衙门照会美国公使所言：“中国与各国立约多年，无一事无一时不守条约。”但是，所有的妥协退让都未曾使列强的侵略止步，从未换来建设所需的和平环境。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也曾在讲演中公开宣称：“我任何时候都是和义和团站在一起的”。帝国主义侵略与义和团兴起之间所具有的直接的因果关系，己有大量严肃的论著做了详尽阐释。这里只强调一个事实：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早就传入中国，但是并未引发群众性的排教运动。只是到了近代，才出现连绵不断的反洋教斗争。为什么呢？其原因绝不是义和团无端挑衅，而是某些外国宗教势力作恶多端。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一贯仇视义和团，庇护外国教会，但他也承认：“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柴武郎，在使馆被围期间负责指挥日军作战。他的分析是：“近年来，支那国势不振，外国人或租借或掠夺其部分土地，并有大批传教士涌入腹地，对教民实行法外保护，教民则倚仗外国势力，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为此，本为无害的义和团一变而为激进排外主义集团。”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以巨大的牺牲遏制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趋势，振奋了国民精神，启迪、鼓舞了来者。联军司令瓦德西承认：“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英国外交副大臣布路德立克在议会讨论对华方针时告诫：“应须小心谨慎，团匪之事，即可取以为鉴。我英亦不能以待印度者待中国也”。长期占据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务的赫德对义和团运动及其显示的未来远景也有过清醒的估计。他承认，义和团运动是为使中国强盛的纯粹的爱国主义运动，“今天的这段插曲不是没有意义的，那是一个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曲，是远东未来历史的主调：公元2000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