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早期小说的叙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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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爱牟钟情于Ｓ护士。Ｓ护士亦为这位风度翩翩的医科大学生所吸引。 然而爱牟是有妇之夫。这番恋情自然不会有皆大欢喜的结局。其实，由于这场恋 爱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了结局，所以处于觉醒状态的主人公一直将感情抑制在 潜意识之下。这种人为的欲望压抑直接导致了梦中潜意识层面的活跃。凭心而 论，爱牟喜欢Ｓ护士，而且渴望与她幽会。现实中的爱牟因为受到道德观念的 制约不能将自己的愿望付诸实现。然而，实现不了并不等于不想实现。在梦里， 道德观念的监视和制约被解除，人的欲望便还原为原始自然状态。小说中爱牟在 梦中与Ｓ护士幽会于笔立山，这一场面可以说是主人公昼间未能得到满足的欲望 的宣泄。Ｓ护士诉说胸部不适，爱牟为她诊察时看见了她美丽的胴体。一种对美 的占有欲因此而蠢动。在意识呈解放状态的梦幻空间里，昼间的罪恶意识也以另
作家作品研究
论郭沫若早期小说的叙事策略
武继平
内 容 提 要 ： 郭沫若文学上的成就主要在于诗歌和戏剧，这几乎成为中 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定论，他的小说很少得到批评界的关注。事实上郭沫 若、郁达夫和张资平等早期创造社同仁以留日学生独特的边缘视角积极 参与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大业。早期创造社小说明显带有探索性，为 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本文以“梦境”为主轴，围绕 作品中时空的虚构展开，旨在阐释郭沫若早期自叙小说的叙事策略。 关 键 词 ： 郭沫若 创造社 自叙小说 梦幻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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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郭沫若最早在小说《残春》（１９２２年４月作）里描写人的潜意识。本文先对 这篇小说里的梦进行解析，以考察作者设置梦境的原始动机。 小说《残春》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第一人称“我”是日本某帝国大学医学 部的中国留学生，与妻子和几个孩子同住福冈。一天，友人贺君因自杀未遂被送 进了门司港的医院。“我”随前来报信的白羊君前往探望。在医院里，“我”与 萍水相逢的年轻Ｓ护士一见钟情。然而白羊君也倾心于她。为此“我”在跟Ｓ护 士的交往中时常为一种莫名的罪恶感所困扰。尽管如此，“我”依然做着夜里与 她在门司笔立山幽会的梦。梦中，主人公的妻子觉得自己已被丈夫所弃，悲伤之 余精神失常，亲手杀死了两个年幼的儿子。 关于《残春》的创作， 郭沫若在《批评与梦》一文中吐露：“我那篇《残 春》的着力点并不是注重在事实的进行，我是注重在心理的描写。我描写的心理 是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这是我做那篇小说时的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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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就《残春》而言，郭沫若所说的“心理描写”和“潜在意识的流 动”都是靠梦境呈现出来的。在此，梦不仅是作品的构成部分，且为小说全篇之 高潮。很明显，作者把《残春》这篇作品当做了表现潜意识流的实验台。然而，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流，而且故事里的梦又意味着什么呢？ 关于以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的潜意识流，《批评与梦》一文已经显露出郭 沫若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荣格心理学的理解。他认为，前者“是主张梦是幼 时所抑制在意识下的欲望的满足”。精神分析学家们对梦所作的解释是“梦是昼 间被抑制于潜在意识下的欲望或感情强烈的观念之复合体，现于睡眠时监视弛缓 了的意识中的假装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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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
《梦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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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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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喀尔美萝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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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告别留
日生活归国以前的一批代表作品为考察对象。 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郭沫若的自叙小说并不像日本大正时期盛行的“私 小说”那般刻意忠实于对作者私生活的“平面描写”和“客观描写”。他的自叙 小说所表现的写实空间里，几乎毫无例外都编织有以梦境这一形式出现的虚构时 空。究竟这种梦境的设定对要求写实的自叙小说有何意义？笔者认为回答这个问
一
在郭沫若生前出版的作品集中，《沫若文集》要算作者本人经手编辑的最 后一套、也是收录作品最多的一套作品集。该文集第５卷辑录的３８篇小说中，早 期创作的小说占２３篇（内含历史题材小说２篇），其中至少有１５篇明显属于作者 对自己日常私生活片段或情感经验的写实。笔者认为研究此类小说时，避免照 搬“私小说”一类日本文学中带有特定含义的固有名词而采用“自叙小说”这一 说法 比 较 妥 贴 。 为 了 使 论 考 更 具 说 服 力 ， 本 文 选 择 了 《 牧 羊 哀 话 》 春》
三
《喀尔美萝姑娘》可以说是郭沫若１９２４年８月写下的一篇双重人格者忏悔 录。与同一时期其他自叙小说一样，它也是基于日本大正末年作者留学九州帝国 大学私生活的写实。 小说仍然从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角度展开。“我”是位于日本福冈市某 工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与妻子瑞华和两个孩子一起生活在日本。自从听妻子说 附近街巷里有一位眼睛长得非常美丽的卖糖人儿的姑娘那天起，“我”那平静的 生活水面就掀起了波澜。先是好奇心作祟前去窥视。不料一见钟情，坠入情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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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有助于正确解读郭沫若乃至其他早期创造社作家的文学叙事。 应该说最普遍反映郭沫若自叙小说个性特征的是梦境的设定。相比之下， 其他虚构手法如人称的假借替换等都显得无足轻重。郭沫若在１９２３年写下的评论 《批评与梦》中坦率地谈到过他自己受到荣格心理学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深 刻影响。荣格心理学认为所谓梦，不外乎是一种人的自然调整的心理过程。它酷 似人的身体机能所拥有的补偿功能。从这一意义上讲，梦具有三种补偿功能。其 一是能够对自我结构引起的目前的歪斜进行修正，并能引导人从更为宽广的视野 去理解自己的态度和行动。其二，梦作为人内心的自我表现，它能够让个性化过 程中出现的必然与现实中的自我发生碰撞。其三，由于梦中自我的同一性是觉醒 状态下的自我的同一性的一部分，故梦亦是呈原始形态的自我在某种程度的意识 水平上欲对其同一性所依据的劣等感觉结构进行直接改造所做的一种尝试。 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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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创作时由此及彼的奔放联想，最后让希腊神话
中的人物美狄亚为报复丈夫对自己的遗弃而亲手杀死自己的两个儿子的惨案作为 自己寻求性爱自由的高昂代价。这种由此及彼的联想同样适合思考对文学的执著 追求和受到现实家庭生活束缚这两者的关系。在此，我们可以观察到作者在梦境 里将理想与现实极端地对立起来的生存焦虑和人生观。 接下来考察写于１９２３年的《昧爽》和《梦与现实》。我们将会看到在这些作 品中作者对梦境的安排以及暗示性的运用等方面呈现出来的明显变化。 《昧爽》这篇作品可以说是作者用幻听和幻觉的荒诞叙事手法展现给读者的 作者私生活片断。主人公“我”夜晚孤零零地睡在床上，梦中听见几只臭虫像幽 灵一样在聊天。它们吸饱了“我”的鲜血，口口声声高喊着它们是热爱和平的种 族，不应该遭到人类的戕害。“我”愤愤不平地找到这些吮吸人血的饶舌家伙， 并毫不留情地将它们歼灭。 故事的怪谲荒诞让人联想到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Ｆｒａｎｚ Ｋａｆｋａ，１８８３－１９２４） 的《变形记》，而叙事方式以及在幻想世界中描写现实的手法又让人不禁想起蒲 松龄的《聊斋志异》。这篇貌似荒唐的小品无疑暗示了上海这所冒险家乐园中剥 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对立。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的象征性意义上观察到作 者的煞费苦心。第一是小说主人公“我”在故事中扮演伸张正义的角色；第二是 让靠吸人血活命的臭虫们以伪善者的面孔粉墨登场；第三是让第一人称从梦中醒 来把它们赶尽杀绝。 我们看到，郭沫若在试图给某种观念赋予梦的形态并使之具象化。梦幻与现 实之间，有如不可逾越的“天堑”。正是由于现实之中欲望得不到实现，梦幻才 被作者当做了实现和宣泄其欲望的舞台。笔者认为，这就是郭沫若凭借现代文学 想象对生活进行诠释或干预的谋略。 《梦与现实》这篇作品不乏作者思想的闪光。作品的内容正如它的题目所 示，由两幅画面呈现出鲜明的对比。一幅为梦境，另一幅为１９２３年上海的现实。 梦中出现的是：明媚的阳光纷飞的蝴蝶，美女们在花园里向诗人泰戈尔赠戴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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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梦这一线索对郭沫若早期小说群进行梳理，很容易发现自处女作《骷 开始，郭沫若在《牧羊哀话》《残春》《喀尔美萝姑娘》等较为成熟的早 期作品中插入了梦的场面。如果对梦的描写仅止于一般意义上的情节渲染，那倒 也无须小题大作。然而郭沫若小说中的这些梦却并非点缀性插曲，而是出于作品 本身结构上甚至思想表述上的绝对需要。而且，尽管同样是梦，作者早先作品中 的梦和后来作品中的梦竟然意趣迥异。笔者认为：这是作者有别于“五四”主流 启蒙叙事、始终置身于与“现在”的潜对话中的一种浪漫主义文学叙事策略。 处女作《骷髅》和《牧羊哀话》中主人公“我”的梦境，多少属于猎奇性故 事情节的需要。《骷髅》中作者梦见自己从美女死囚身上割下的人皮复苏，听得 耳畔有声音在叫：“喂，快还我的爱人来！”睁眼一看，门口站着一具让人毛骨 悚然的死人尸骨。《牧羊哀话》中的“我”梦见羊群、狮、豹、虎围着一对身体 赤裸的少男少女在墓地翩翩起舞，突然一个矮壮的凶汉出现，手持利刃迎面刺来……从 梦的荒诞性上看，与这两篇猎奇故事所显示的浓厚异域风情和斑斓刺目的色彩不 无相配。尽管未见得表现了作者的深邃的思想情感，但无疑在假借故事的传奇性 来构建怪谲而神秘的欲望叙事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而，在后来创作的《残春》《喀尔美萝姑娘》以及《昧爽》和《梦与现 实》这样一批作品中，梦的叙述本身就带有明显的象征意义，或者说梦的设定即 是某种观念的折射，故带有一般性直叙所不具有的深层意蕴。梦里的主人公成为 挣脱了家庭、义务、责任以及社会道德等现实束缚而获得了解放的“自由的存 在”。这样的梦的穿插实际上为我们把握作者的深层意识结构提供了某种较为可 靠的暗示和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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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姿态凸显了出来。正当爱牟和Ｓ护士肌肤相亲之时，同样有心于Ｓ护士的留 学生白羊匆匆赶来告知爱牟家中发生了母杀亲子的惨案。白天的爱牟已视白羊为 情敌，梦里白羊在微妙时刻出现阻止爱牟和Ｓ护士的关系实质性发展。在潜意识 中，对爱牟来说，家庭、孩子、特别是妻子的存在成为他爱情自由的障碍。白昼 间的罪恶感在梦中以遭受天罚的终结形式出现这也不难理解，但妻子的疯狂和亲 子的被惨杀不能不说是这篇小说始料未及的结局。“由贺君的发狂而影到妻的发 狂，由晚霞如血而影到二儿流血，Ｓｉｒｅｎｓ的联想而影到Ｍｅｄｅａ的悲剧，由Ｍｅｄｅａ的 悲剧而形成梦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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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１９２３年上海滩的现实：灯红酒绿的街头衣衫褴褛的 盲女乞丐，穷人饥寒交迫而浮肿的面孔…… 笔者认为，这篇作品最大的成功，就在于作者意识到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并 通过文学的手段使其具象化。然而，作者并没有将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直接抛给 读者。如果说作者通过梦幻与现实的对比醒悟到了什么，那么它就是文中作者所 指出的：“人生的悲剧何必向莎士比亚的杰作去寻找，何必向川湘等处的战地去 寻找，何必向大震后的日本东京去寻找呢？”这段话对探索这一时期郭沫若的思 想变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留学时期的郭沫若通过诗歌对自己的祖国表达出强 烈的眷恋之情，从很大程度上讲，是由于他作为海外学子与祖国的残酷现实之间 存在的物理距离。换言之，以《女神》和《星空》为代表的一批给同时代新诗坛 带来巨大震撼的诗歌之所以诞生自生活在日本博多湾的留学生郭沫若笔下，除了 作者的非凡胆识和新颖的表现手法等诸多因素外，恐怕更重要的还多亏了他那种 与众不同的边缘视角。 １９２３年３月学成归国所见国内的腐败和百姓极端贫困使得郭沫若的思想发生 了巨变。之前，他对社会的认识止于对穷人的同情和对富人的憎恨的感性层面。 １９２３年４月以后的他通过对国内社会现实的体验而对好感情冲动走极端的故我进 行了否定。１９２４年研读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事实上为他创造了 一种契机。他的思想由此开始向社会主义急遽倾斜，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前的感性 认识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质变，即嬗变为一种阶级意识。这一时期创作的《梦与现 实》可以说恰好从侧面反映了这种思想濒临质变的前兆。 通过对《昧爽》和《梦与现实》这两篇作品的观察分析，我们发现郭沫若这 一时期在小说中的梦幻叙事表现出三大特点：第一是观念性强；第二是极富象征 性；第三是缺乏具体性。这种夹带几分浮躁的创作状态到了《喀尔美萝姑娘》中 才有了明显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