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那儿》的叙事策略.

论《那儿》的叙事策略

杨文军

(仰恩大学中文系,福建泉州, 362014

摘要 :《那儿》所采用的双线结构和间离策略使工人阶级英雄“小舅”的崇高形象获得了说服力;在话语设置上, 《那儿》存在一个由众声喧哗到工人阶级英雄话语独白的过程,这是服从于作者的叙事立场的; 《那儿》所运用的反讽和隐喻提升了该小说的艺术层次,对当下的底层叙事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那儿》 ;双线结构;间离;复调;反讽;隐喻

曹征路的小说《那儿》在《当代》 2004年第 5期刊出之后,引发了热烈而持续的大讨论。一个中篇能获得如此反响,这种热度在当下文坛实属罕见。到 2006年初为止, 共有七次较为集中的关于《那儿》的讨论,另有许多文章也不同程度地涉及到《那儿》。 [1]可是纵观这些讨论和文章,发现其焦点并不是作为文学文本的《那儿》本身,而是《那儿》所切中的“国企改革”这根敏感的社会神经,仿佛《那儿》之所以具有(讨论上的价值, 不是因为它在艺术上有何过人之处 (很多论者认为《那儿》“ 不是一篇高水准的作品” [2] ,而是因为它“以文学的方式” ,表现了一场“悲壮与凄凉交织的、失败了的国有资源保卫战” , “ 生动形象地向我们显示了郎(咸平教授用经济学和数字化方式所揭示的严峻现实。” [3]当然, 《那儿》所涉及的题材的价值是勿庸置疑的,作者曹征路的创作初衷也非常明确,就是质疑“那种少数人获益却让多数人承担成本的改革” [4]。但是一个有着自觉的艺术追求的作家,不会仅仅满足于讲述一个关于“国企改革”的故事,在曹征路看来,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除了“要说出皇帝新衣的那一点点率真” , 还要有一种“审美展开的耐心” [5]。文学的叙事艺术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脱离艺术性而谈论内容和题材,不仅不会廓清、反而往往会遮蔽内容和题材的意义。对于《那儿》艺术性的简单质疑, 曹征路表示不满:“就我自己的追求而言,我在这篇小说的双线结构、叙述张力、跨文体的交叉并用、象征隐喻的多处设置,语言的粗砺性追求,以及意境的营造等方面

还是下了些功夫的。” [4]本文试图从双线结构、间离效果、复调性、反讽和隐喻诸方面来观照《那儿》的叙事策略。

一、双线结构与间离策略

曹征路在创作谈中说:“ 《那儿》是‘小舅’的故事,更是‘我’的故事。从篇幅上

说也是对半开。” [4]“我” 作为小说的叙述者, 一面在讲述工会主席“小舅” (朱卫国的故事,一面在讲述自己(报社记者,知识分子的故事,这样,小说便具有了一个由“小舅” 与“我”的故事构成的“双线结构” 。之所以要在叙述上设置这样一个双线结构,作者解释说:“选择这样的叙事角度就是想表现时代的复杂性。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总体上是得益群体,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立场,他们对底层人民的苦痛是很难感同身受的,至多也就是居高临下的同情而已。这就是叙述者的起点, 由这里开始, 他走向人间。” [4]也就是说, 小说不仅要表达一个工会主席为工人请命的主题,而且要表达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背叛与承担”的主题,后者是作者要特别提请读者“注意”的一个主题。但同样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作者立意要塑造一个具有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的崇高的英雄形象(“小舅” 时,他很快就发觉自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叙述困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叙述语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英雄崇拜的时代, 是工人阶级话语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小说要讲述一个英雄的故事,要表达一个崇高的主题,是很自然而且必要的事情; 但是在一切英雄都被打倒、一切崇高都被解构的“后现代”语境下,在工人阶级从国家权力结构中跌落的新世纪,还要来讲述一个

英雄的故事和表现一个崇高的主题,那就是时代的错位和语境的错位,必将遭到读者的讪笑,他们会认为作者不是幼稚就是虚伪。一个希望通过写作来揭露某种不公,弘扬某种正气,树立某种道德高标,从而对这个时代和社会有所担当,对弱势群体的艰难处境有所悲悯,而又对一个追求狂欢、热衷欲望化和个人化叙事的文学时代有着清醒认识的作家,不会再象五六十年代的作家那样怀着道德的自信将一个英雄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讲述出来,他必须把这个英雄放在这个价值观念混乱的时代,以一个看透一切世事的“聪明人”的口气,对他和他所代表的价值体系进行最苛刻的质疑甚至嘲笑,让所有的话语都对他进行围剿,如果在这种质疑和围剿中他仍然能够金刚

不倒,那他就能说服作者自己,也能说服哪怕是最吹毛求疵的读者。也就是说,作者是在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怀着道德的不自信来开始他的英雄叙事的。于是他就煞费苦心地设置了这样一个双线结构,让一个有点玩世不恭的报社记者“我” 以一种轻佻的语气来讲述“小舅”的英雄事迹。

作者坦言:“起初这样写就是为了产生间离效应, 使叙述更客观。写着写着 , 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被愤怒左右了,主观情绪开始加入,我控制不了自己。” [4]“间离效果” 这个术语在此处非常重要,它不仅可以解释作者何以要采用双线结构,而且也可以解释这一双线结构何以没有贯彻始终。“间离” 一词来自布莱希特。布氏认为,传统戏剧通过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而让观众产生一个真实的幻觉,其后果就是“观众看见的东西只能象他与之情感融合在一起的剧中英雄人物所看见的东西那样多。” [6]60观众与剧中英雄人物产生了共鸣,从而大大限制了他们的思考。为此

就要消除幻觉与共鸣,其方法就是“间离” , 即演员、角色和观众三者之间的间离。演员只是在“表演”角色,而不能完全融化到角色之中,演员在舞台上既是他或她本人,也是剧中人物,演员必须不时采用语言和动作提醒观众:这只是在演戏,让观众时时保持清醒的批判立场,避免与剧中人物融合。用布氏的话说,就是“演员作为双重形象站在舞台上,既是劳顿(布莱希特戏剧《伽利略传》中伽利略的扮演者又是伽利略,表演者劳顿不能消逝在被表演者伽利略里,……站在舞台上的确实是劳顿,他在表

演他是怎样想象伽利略的。即使在观众对他赞叹不已的时候,他们仍然不会忘记这就是劳顿” 。“我们让演员一边吸烟,一边为我们表演,他不时地放下香烟向我们表演想象的人物的另一种举动。” [6]25这样,演员实际上成了一个第一人称的叙述者,他或她一边讲述剧中角色的故事,一边不时地表现自己。以此来看《那儿》 , “我”在小说中的作用类似于劳顿(演员 ,而“小舅”相当于伽利略 (角色, “我” 以嘲弄的态度在表演 (讲述“小舅” 。不同之处也非常明显,首先在于所面对的观众(读者

不同,其次,观众 (读者的不同决定了作者叙事目的的不同。布莱希特时代的观众仍然是一些旧式的观众, 他们到剧院去, “是为了把自己的感情卷入戏剧中去,着迷,接受影响,提高自己, 让自己经历恐惧,感动,紧张,自由,松弛, 受到鼓舞,逃脱自己的时代,用幻想代替现实。” [6]61布莱希特就是要把这些观众从真实的幻觉中解放出来。而我们这个时代的读者不再相信英雄和崇高的真实存在,他们打开小说,随时准备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