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那儿》的叙事策略.

论《那儿》的叙事策略
杨文军
(仰恩大学中文系,福建泉州, 362014
摘要 :《那儿》所采用的双线结构和间离策略使工人阶级英雄“小舅”的崇高形象获得了说服力;在话语设置上, 《那儿》存在一个由众声喧哗到工人阶级英雄话语独白的过程,这是服从于作者的叙事立场的; 《那儿》所运用的反讽和隐喻提升了该小说的艺术层次,对当下的底层叙事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那儿》 ;双线结构;间离;复调;反讽;隐喻
曹征路的小说《那儿》在《当代》 2004年第 5期刊出之后,引发了热烈而持续的大讨论。

一个中篇能获得如此反响,这种热度在当下文坛实属罕见。

到 2006年初为止, 共有七次较为集中的关于《那儿》的讨论,另有许多文章也不同程度地涉及到《那儿》。

[1]可是纵观这些讨论和文章,发现其焦点并不是作为文学文本的《那儿》本身,而是《那儿》所切中的“国企改革”这根敏感的社会神经,仿佛《那儿》之所以具有(讨论上的价值, 不是因为它在艺术上有何过人之处 (很多论者认为《那儿》“ 不是一篇高水准的作品” [2] ,而是因为它“以文学的方式” ,表现了一场“悲壮与凄凉交织的、失败了的国有资源保卫战” , “ 生动形象地向我们显示了郎(咸平教授用经济学和数字化方式所揭示的严峻现实。

” [3]当然, 《那儿》所涉及的题材的价值是勿庸置疑的,作者曹征路的创作初衷也非常明确,就是质疑“那种少数人获益却让多数人承担成本的改革” [4]。

但是一个有着自觉的艺术追求的作家,不会仅仅满足于讲述一个关于“国企改革”的故事,在曹征路看来,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除了“要说出皇帝新衣的那一点点率真” , 还要有一种“审美展开的耐心” [5]。

文学的叙事艺术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脱离艺术性而谈论内容和题材,不仅不会廓清、反而往往会遮蔽内容和题材的意义。

对于《那儿》艺术性的简单质疑, 曹征路表示不满:“就我自己的追求而言,我在这篇小说的双线结构、叙述张力、跨文体的交叉并用、象征隐喻的多处设置,语言的粗砺性追求,以及意境的营造等方面
还是下了些功夫的。

” [4]本文试图从双线结构、间离效果、复调性、反讽和隐喻诸方面来观照《那儿》的叙事策略。

一、双线结构与间离策略
曹征路在创作谈中说:“ 《那儿》是‘小舅’的故事,更是‘我’的故事。

从篇幅上
说也是对半开。

” [4]“我” 作为小说的叙述者, 一面在讲述工会主席“小舅” (朱卫国的故事,一面在讲述自己(报社记者,知识分子的故事,这样,小说便具有了一个由“小舅” 与“我”的故事构成的“双线结构” 。

之所以要在叙述上设置这样一个双线结构,作者解释说:“选择这样的叙事角度就是想表现时代的复杂性。

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总体上是得益群体,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立场,他们对底层人民的苦痛是很难感同身受的,至多也就是居高临下的同情而已。

这就是叙述者的起点, 由这里开始, 他走向人间。

” [4]也就是说, 小说不仅要表达一个工会主席为工人请命的主题,而且要表达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背叛与承担”的主题,后者是作者要特别提请读者“注意”的一个主题。

但同样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作者立意要塑造一个具有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的崇高的英雄形象(“小舅” 时,他很快就发觉自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叙述困境。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叙述语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英雄崇拜的时代, 是工人阶级话语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小说要讲述一个英雄的故事,要表达一个崇高的主题,是很自然而且必要的事情; 但是在一切英雄都被打倒、一切崇高都被解构的“后现代”语境下,在工人阶级从国家权力结构中跌落的新世纪,还要来讲述一个
英雄的故事和表现一个崇高的主题,那就是时代的错位和语境的错位,必将遭到读者的讪笑,他们会认为作者不是幼稚就是虚伪。

一个希望通过写作来揭露某种不公,弘扬某种正气,树立某种道德高标,从而对这个时代和社会有所担当,对弱势群体的艰难处境有所悲悯,而又对一个追求狂欢、热衷欲望化和个人化叙事的文学时代有着清醒认识的作家,不会再象五六十年代的作家那样怀着道德的自信将一个英雄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讲述出来,他必须把这个英雄放在这个价值观念混乱的时代,以一个看透一切世事的“聪明人”的口气,对他和他所代表的价值体系进行最苛刻的质疑甚至嘲笑,让所有的话语都对他进行围剿,如果在这种质疑和围剿中他仍然能够金刚
不倒,那他就能说服作者自己,也能说服哪怕是最吹毛求疵的读者。

也就是说,作者是在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怀着道德的不自信来开始他的英雄叙事的。

于是他就煞费苦心地设置了这样一个双线结构,让一个有点玩世不恭的报社记者“我” 以一种轻佻的语气来讲述“小舅”的英雄事迹。

作者坦言:“起初这样写就是为了产生间离效应, 使叙述更客观。

写着写着 , 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被愤怒左右了,主观情绪开始加入,我控制不了自己。

” [4]“间离效果” 这个术语在此处非常重要,它不仅可以解释作者何以要采用双线结构,而且也可以解释这一双线结构何以没有贯彻始终。

“间离” 一词来自布莱希特。

布氏认为,传统戏剧通过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而让观众产生一个真实的幻觉,其后果就是“观众看见的东西只能象他与之情感融合在一起的剧中英雄人物所看见的东西那样多。

” [6]60观众与剧中英雄人物产生了共鸣,从而大大限制了他们的思考。

为此
就要消除幻觉与共鸣,其方法就是“间离” , 即演员、角色和观众三者之间的间离。

演员只是在“表演”角色,而不能完全融化到角色之中,演员在舞台上既是他或她本人,也是剧中人物,演员必须不时采用语言和动作提醒观众:这只是在演戏,让观众时时保持清醒的批判立场,避免与剧中人物融合。

用布氏的话说,就是“演员作为双重形象站在舞台上,既是劳顿(布莱希特戏剧《伽利略传》中伽利略的扮演者又是伽利略,表演者劳顿不能消逝在被表演者伽利略里,……站在舞台上的确实是劳顿,他在表
演他是怎样想象伽利略的。

即使在观众对他赞叹不已的时候,他们仍然不会忘记这就是劳顿” 。

“我们让演员一边吸烟,一边为我们表演,他不时地放下香烟向我们表演想象的人物的另一种举动。

” [6]25这样,演员实际上成了一个第一人称的叙述者,他或她一边讲述剧中角色的故事,一边不时地表现自己。

以此来看《那儿》 , “我”在小说中的作用类似于劳顿(演员 ,而“小舅”相当于伽利略 (角色, “我” 以嘲弄的态度在表演 (讲述“小舅” 。

不同之处也非常明显,首先在于所面对的观众(读者
不同,其次,观众 (读者的不同决定了作者叙事目的的不同。

布莱希特时代的观众仍然是一些旧式的观众, 他们到剧院去, “是为了把自己的感情卷入戏剧中去,着迷,接受影响,提高自己, 让自己经历恐惧,感动,紧张,自由,松弛, 受到鼓舞,逃脱自己的时代,用幻想代替现实。

” [6]61布莱希特就是要把这些观众从真实的幻觉中解放出来。

而我们这个时代的读者不再相信英雄和崇高的真实存在,他们打开小说,随时准备嘲
讽英雄的虚伪,崇高的虚无。

有鉴于此, 《那儿》的作者便设置了一个与这样一些“聪明”的读者同类型的叙述人“我” 。

“我”对一切都采取戏谑的态度,把卖淫的下岗女工杜月梅戏称为“霓虹灯下的哨兵” , 对为讨回七百块钱工资而跳楼的民工没有半点同情,甚至因这个民工跳楼未遂而“悲愤” ,对“小舅”为工人执意上访的崇高动机不太相信:“我说,你太崇高太伟大了, 所以让我不太相信。

” 这样一个叙述者, 很快就会得到读者的认同, “小舅” 的一切英雄壮举,都会受到叙述者和读者的一致质疑,要追究其形而下的个人动机(比如:是为了他所爱的女人杜月梅。

“我”一边在表演“小舅”的高尚举动,一边对着读者做鬼脸,读者便在会意的哄笑中瓦解了“小舅” 的崇高。

在“我”介入矿机场事件之前,叙述的逻辑重心显然偏向于叙述人和读者这边, “小舅” 的声音消失在一片笑声之中。

但随着“我” 的介入,逻辑重心开始转移,小说的叙事结构和风格也逐渐发生变化。

“我” 本来不相信上访能起到什么作用,但因“小舅”的固执请求, 也就答应为他写上访信, “只当陪小舅
玩上一把” 。

“小舅”上访之后, “我”开始发生变化:“我发现我也染上了某种宏大的毛病,我的额头也开始像皮带轮子一样深刻起来。

我居然相信小舅能带回一点好消息回来, 居然。

” 而且给报社写过几篇反映下岗工人看病难和孩子上学难的小通讯。

此时的“我” 虽对“小舅”的行为还保持着自觉的批判意识,却开始不自觉地认同“小舅” ,已经习惯了“我”的叙述态度的读者也同时开始谨慎地认同“小舅” 。

随着“我”的介入程度进一步加深,这种认同感也逐渐加强了。

等到矿机厂领导和市委合谋将工人第三次出卖, “小舅”率领工人们为保卫厂子所作的最后一搏以失败告终, 跪在地上号啕大哭的时候, “ 我” 直接对读者说:“写到这里,我浑身颤抖,无法打字。

我只能用‘一指禅’在键盘上乱敲。

我不能停下来,停下来我要发疯。

我也写不下去,再写下去我也要发疯。

”至此,叙述者 (演员、“小舅” (角色和读者(观众完全融合了, 彼此之间的间离性不复存在, “小舅”的英雄形象为三方一致认同,他的自杀悲剧使冷漠的读者在掩卷之后对国有企业改革和下岗工人的处境产生了忧思的冲动。

作者利用间离的策略达到了一个反间离的叙事效果。

二、从众声喧哗到独白
季亚娅等人认为《那儿》是巴赫金意义上的“复调小说” [7],此说并非无因,该
小说的确具有复调小说的某些特征。

首先,小说存在彼此不同的众多话语,形成了众声喧哗的景观。

《那儿》大致存在三种话语类型:工人阶级话语、知识分子话语和领导阶级话语。

这三种话语类型又分别存在若干不同的亚类型:工人阶级话语至少可分为以“小舅” 为代表的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英雄话语和以“小舅妈”为代表的丧失了阶级觉悟的工人庸众话语;知识分子话语可分为以“我”为典型的丧失了启蒙意识的精英话语、以西门庆为典型的放弃了精英立场的商人话语和以留美博士处长为典型的背叛了阶级出身的政客话语;领导阶级话语可分为挖空心思出卖工人利益的贪官话语和“上边” 、调查组的清官话语。

此外,还有众多无法归类又无法忽略的话语,如外婆的老年痴呆症话语,民工的跳楼秀话语, 宠物贩子话语, 包工头话语, 基督徒话语等等。

这些话语主体都争先恐后地发出或新或旧、或左或右、或无奈或得意、或崇高或庸俗、或真诚或虚伪、或清醒或糊涂的声音,形成了音色复杂的话语交响。

其次,小说具有潜对话特征。

第一,在战争年代付出了重大牺牲、在和平建国时期为共和国的工业奠定了基础,而今在“国退民进” 的国企改革中丧失了切身利益的矿机厂工人,小说本来应该是为他们树碑立传的,而且确实是在为他们鸣不平,可是小说中出现的工人阶级已经几乎完全丧失了其应有的阶级觉悟和优秀品质,且不说“我妈”和“小舅妈”这些严重市侩化了的工人,一般的工人也都市侩化了。

“小舅” 想发动全厂三千名工人签名抵制卖厂,但看热闹的多,签名的少,已经签名的一些工人后来也悄悄把名字擦掉了, “这样的结果是小舅完全没有料到的,他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

在他看来,他两次出去上访,经历千辛万苦,完全彻底是为了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到头来却是热脸蹭了冷屁股,这怎么可能?他想不通,工人阶级怎么能这么冷漠?这么自私?这么怕死 ? 这还是从前那些老少爷们兄弟姐妹吗?” 甚至他的两个师傅也对他说:“你说你为大家好没有用,你算老几呀?就算厂子不卖了,你就能保证搞好吗?到时候不还是人家说了算?” “你摸良心想想, 工人都拿 128, 你拿多
少钱?你早就不是工人啦! ” 可是后来当卖厂就要成为既成事实的时候,工人们又来求他出头,小舅并不理会,他们就骂他:“日你妈朱卫国,你把大家都骗了又甩手不管了?”这样,工人的光辉历史与工人的庸俗现实就形成了对话和交锋。

所有工人中只有被认为“早就不是工人”了的“小舅”还葆有工人阶级意识,可是第二,他的英雄行为
也有也动机不纯的嫌疑。

“小舅” 上访是直接受了他曾经的女徒弟杜月梅的刺激,上访回来见工人号召不起来,就气馁了,又是杜月梅的一席话让他重新鼓起干劲,决定带领工人拿出房产证作抵押,贷款集体购股与贪官们最后一搏。

失败之后“小舅”本来无须采用那种壮烈的方式自杀(用空气锤砸掉自己的脑袋 , 但是根据市里的文件精神, 他能在新成立的公司中分到 3%的股份,正是这
3%的股份让“小舅” 与杜月梅及工人们彻底孤立了,这是“小舅”的自尊心无法接受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自杀似乎成了唯一的出路。

也就是说,在“小舅”的这一系列英雄行为中,夹杂着私人动机:感情和自尊。

如果不是因为杜月梅, “小舅” 还愿意一再为工人出头吗?这样,一个大公无私的英雄朱卫国便和一个带着私人动机的并不那么崇高的朱卫国形成了对话和交锋。

但并不能因为《那儿》中存在众声喧哗和潜对话,就说它是复调小说。

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时指出:“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

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

” [8]29可见,众多的声音和意识彼此独立,地位平等,是复调小说的本质特征,但是《那儿》中的各种声音并没有获得真正平等的地位。

《那儿》是一部有明显倾向性的小说,作者的工人阶级立场使“小舅”的为工人阶级伸张正义的英雄话语压倒一切其他声音,成为小说的主旋律,这是《那儿》获得众多“新左派”评论家亲睐的主要原因。

作者之所以一开始要让工人阶级的英雄话语与其他话语对话,是为了让前者在这种对话中逐渐成为雄辩的声音,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出于策略性考虑的虚假对话。

在巴赫金看来,真正的对话具有不可完成性,对话的双方不会随着小说的结束而结束,而是会永远争论下去。

但是《那儿》中的对话在小说没有结束前就完成了,其他所有声音都被否定、消融,沦为附庸,只剩下工人阶级英雄话语的独白。

这正是作者鲜明的叙事立场所要达到的目的。

三、反讽和隐喻
《那儿》中运用了大量的反讽(主要是字面反讽 , 这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肌质。

根据布鲁克斯的定义,反讽是“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 [9]335,造
成一个陈述语的实际意义与其字面义的对立和紧张,从而产生丰富的蕴义;反讽不
仅使陈述语指称当下语境,而且指称其本来语境,从而拓展了文本的时空结构。

比如, “霓虹灯下的哨兵” 本是 1950年代的一部话剧的名字, 该话剧讲述上海初解放时,特务以香风美女腐蚀解放军, 排长陈喜禁受不住诱惑, 欲与妻子离婚, 后经大家教育,提高了觉悟,与妻子和好, 同战士们一道将特务一网打尽的故事, 《那儿》却用以戏称出卖肉体来维持生计的下岗女工,这使会心的读者在一笑之后不能不随即把当下的语境与 1950年代初上海的语境作对比,一种物是人非的心酸之感就会油然而生。

又如杜月梅年轻的时候经常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年轻的朋友们,大家来相会,天也美,地也美,春风惹人醉……咱们二十年后再相会! ” 那时正是工人阶级的黄金时代,但谁能想到二十年后的杜月梅沦为了出卖肉体的下岗女工。

再如, “小舅”起草的倡议书上有“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之类的话,这本是文革用语, “小舅”照搬在这里,就使人感到荒唐可笑,但“小舅”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吓倒那些出卖工人利益的工贼,这就荒唐得悲壮起来,具有了堂吉珂德刺风车的意味。

此外,诸如“我们主编操心的都是后现代问题,比如我市有多少人买了第二套房第二辆车,为什么野菜比蔬菜贵, 吃骨头比吃肉还养人,死在家里比死在医院更符合人道精神,看谁能勇敢地面对乞丐, 等等。

” “现在说的苦难都是没有历史内容的苦难,是抽象的人类苦难。

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那还搞什么纯文学?再说你小舅都那么大岁数了,他还有性能力吗?没有精彩的性狂欢,苦难怎么能被超越呢?不能超越的苦难还能叫苦难吗?”这些反讽式陈述语是对回避现实苦难的知识界的绝妙讽刺。

隐喻也是《那儿》的作者苦心经营的一个方面。

为了深化小说精心塑造的英雄形象的历史内涵和艺术内涵,作者为“小舅”设置了多重隐喻,把他比成大连监狱博物馆素描画上那个为工人争福利和权力的工人领袖,甚至把他比成替人们赎罪的耶稣,但最见笔力的是“小舅” 与义狗罗蒂的同构隐喻, 正如作者所说:“ ‘同构性’不仅是个命运的隐喻象征,而且在技术上是我展开思想感情
的要件,如果把狗的故事剔除,则完全陷入
了工厂事件的叙述,那在艺术上就会失败, 在思想深度上也会平庸,人物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丰满。

你想, 小舅是亲手处理罗蒂的, 但他自己并不认为这是错误的,这本身就是隐喻。

有了这条线索就出现三个方向的情感空间:一是引出他与世俗人情的抗争,二是引出他的性格特征描写,三是烘托他的精神高度。

这些效果都是在艺术上追求情感冲击力所需要的。

” [4]可以说多重隐喻的设置使《那儿》获得了较为丰厚的形而上的意蕴。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欲望化、个人化叙事的厌倦和对纯文学的反思,现实主义重新成为众多作家实践的路向,文学应该有所担当的观点获得众多评论家的重新肯定,关注当下生活的底层写作也成为文坛讨论的热点。

刘庆邦的《神木》、《卧底》 , 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松鸦为什么鸣叫》、《太平狗》 , 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罗伟章的《大嫂谣》 ,楚荷的《苦楝树》等是新世纪底层叙事潮流中的优秀之作,但是大部分作品不是因过于专注苦难事件本身而缺少形而上的审美意蕴,就是因执着于形而上的审美把握而丧失了现实的批判性。

《那儿》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以上两方面,它所采取的叙事策略值得借鉴,它的不足之处值得反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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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c, 2004— 1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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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布鲁克斯 . 反讽——一种结构原则[A], “新批评”文集 [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The Narrative Strategy of Cao Zhenglu’ s Novel There
YANG Wen-j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ang-en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14, China Abstract: The usage of two-line structure and alienation strategy in there makes uncle , a l ofty image of working class’ hero, acceptable; there exists a course from hubbub to monologue of working class’ hero in the novel’s discourse arrangement due to writer’s narrative stand; the usage of irony and metaphor improves the artistic level of the novel and also makes a good model for present bottom narration.
Key words:There; two-line structure; alienation; polyphonic; irony; metaph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