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叙事策略

独特的叙事策略

[作者简介]李艳(1976—)，女，辽宁本溪人。人文学院中文系教师，从事文艺理论与批评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她的“家庭小说”以其丰富、深邃的内容，精湛、独特的艺术手法征服了众多读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独特的叙事策略和她对具体叙事元素的独到运用以及由此而显示出的隐含的艺术意蕴。

标签：张爱玲；叙事策略；家庭小说

法国结构主义的叙事学家托多罗夫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提出“故事”与“话语”两个概念来区分叙事作品的素材与表达形式。这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张爱玲的家庭小说的基本内核是故事，叙事话语一般采用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叙事者大于人物，叙事者的全知全能身份使她可以最大限度地对故事进行调度、删改，选取自己的讲述方式，自由控制对人物内心的透视，有效调节叙事距离和以叙述主体与客体心理空间的“间离”，使叙事冷静、客观。同时，全知赋予叙事者一定的权威性，使其可以在叙事过程中借助大量的隐喻、象征、隐蔽性评论等实现“自我呈现”。作家只有在隐蔽自我时才能展示自我，作品“代表它的作者”。[1]下面，笔者将从张爱玲家庭小说叙事话语的具体叙事元素入手，阐释作品的叙事策略及其内在意蕴，从而理解文本内的“隐含作者”。

一、文本时间和叙事空间

任何小说的叙事都有一个时间问题。小说的文本内时间包括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故事时间是文本中故事发生发展的时间，它是已逝去的人物活动、事件及其环境构成的内在时间；叙事时间称结构时间，也就是把故事如何组织安排并加以叙述的时间。现代小说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并不同一，虽然由于故事时间是线性的、连续的和不可逆的，任何作家不可能改变故事本身发生发展的时间，但他却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利用叙事时间来打破故事时间序列，进行重新的有机组合，使作品在时间的差异中显示出特殊的艺术效果。

张爱玲写小说喜欢讲故事，并且对怎样讲故事颇为讲究。她最喜欢的方式是先来一段开场白，然后专心于故事的讲述。从叙事形式上看，这比较像是对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套入故事方法的继承与借用，其实张爱玲不只局限于此，而是另有新意，她有意地凸现出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的差异和距离。诸如：“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金锁记》)。张爱玲在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上制造了明显的反差和跨度，这样的叙事策略使她取得了一种独特的现在(作家叙事时间)与过去(文本故事时间)的历史性对话姿态：一方面在保持时间距离中立足于“现在”，回眸人事烟云，俯视芸芸众生，在冷静清醒中审视过去；另一方面又在重建的过去(故事)中回到“从前”，体验过去的时间。作品在时间意识中渗透着沉重的人生

苍凉感。在张爱玲看来，人在时间面前是无可奈何的，生命是那样孤独、无助，时间无情地吞噬着一切。“这是现在，一转眼也就变成许久以前了，什么都完了”(《金锁记》)。尤其是身处乱世的“现在”，更让人无所归依而又无比荒凉。因此她穿梭于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之间，以现代体验与过去对话，抒写关于过去的“记忆”，在故事的叙述中以隐蔽的方式表达对过去事件的时间感受。“隐含作者”在或沉郁或欢愉的时间感受中，描绘着时间流逝的苍凉和铭心刻骨的瞬间。

时间，在文学作品中不仅是叙事的元素，形式结构的依据，时间本身也是作家体验、思考和表达的对象。人的历史意识或历史感，就是在主体时间中，人在现在对过去或将来的时间体悟中表现的自觉意识和心理感受的文化积淀。文学的历史意味就在于作家从所体验并描绘的时间中体现历史感，即在历史语境中思考人与时间的关系问题。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这种以强烈的时间意识直接面对、思考时间问题的方式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更是十分普遍。张爱玲把文学叙述的时间性和文学的时间性有机结合，融为一体，在她的视野中，时间由组织安排叙事的线索，上升到叙事者的主体体验，由此呈现出“隐含作者”苍凉的历史感。

上海以及“上海人”眼中的香港是张爱玲家庭小说的叙事空间。张爱玲生长在二十世纪中国的都市，她乐于享受现代都市生活的种种便利，津津乐道都市的公寓、电梯、电影、时装等，同时也喜欢传统的民俗文化、国粹精华。因此她的城市经验不同于同时代的新感觉派“城市想象”的视觉印象，而是搀杂了“现代”与“传统”两重因素的城市生活体验。在张爱玲的家庭小说中，作为叙事场所的城市空间可以分为意象空间和具体空间。城市这一人物生活的大环境，是以背景的形式出现的，可称其为意象空间。她几乎从不对城市作整体的全景性描写，只是以看似随意而自然的只言片语描述城市的景象。例如：“背景是空旷的蓝绿色的天，蓝得一点渣子也没有——有是有的，沉淀在底下，黑漆漆亮闪闪、烟烘烘、闹嚷嚷的一片——那就是上海”(《心经》)。

除了这样的城市风景，电梯、电车、广告牌、别墅、小汽车、街道这些在小说中出现频率极高的具体事物，犹如现代城市的符号代码，也折射出具有现代意味的城市文明。可见城市的具体空间是以意象化的“潜文本”形式存在于张爱玲的家庭小说中。如：人物生活、活动的具体场所，一般被设计为暮气沉沉的公馆或者阴暗压抑的卧室；具体的家具、摆设、器皿等也多被设计为古玩、旧物等具有浓厚传统意味的器物等等。在张爱玲的城市文本中，上海、香港以意象化空间形式成为现代社会和文化形态的表达方式，具体的日常生活空间则传递出传统的、落后的社会文化信息，张爱玲准确地把握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都市，中国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半新半旧的社会特征。“城市的吸引力和排斥力为文学提供了深刻的主题和观点，在文学中，城市与其说是一个地点，不如说是一种隐喻”。[2]张爱玲这种以城市生活为题材的家庭小说，融合了西方现代与中国传统的众多元素，赋予了城市空间深度的历史感和文化内蕴。城市，已超越了叙事的场所和人物生活的环境背景，而具有了独立的叙事意义。

二、普通俗人和现代传奇

张爱玲希望以写作成名，实现自己的“天才梦”。因此她用心思考着“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思考的结果是“将自己归入读者群中去，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此外再多给他们一点别的——作者有什么可给的，就拿出来。”[3]张爱玲所言的“读者群”，显然是上海都市社会的市民阶层。这样的读者群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学呢?在上海这座中国的现代都市里，人们在紧张、单调的工作之余需要娱乐消遣，武侠、言情之类旧派章回小说生生不息的原因就在于此。张爱玲“对于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4]尤其喜欢张恨水的言情小说。她从不避俗，成名作《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就是在鸳鸯蝴蝶派期刊《紫罗兰》上发表的，并由周瘦鹃向读者大力推荐。张爱玲不但对旧派文学有特别的亲近感，而且准确地把握了旧上海市民实用、经济、势利的心理状态、阅读趣味和消费取向，选择了“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5]的叙事策略。

张爱玲生长于战火不断、动荡不安的现代中国社会，经历家道中落，亲历战争的残酷，目睹生命在战火中的惊恐、无奈和麻木，生活和居住的上海又被日本军队占领……。在张爱玲看来，当时动乱不堪的现实社会是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的一段“传奇”，她就是要在这个“传奇”社会里寻找“普通人”。张爱玲所言的“普通人”是与英雄、才子佳人、超人相对的“俗人”。他们不是武侠小说中仗义行侠、济困救贫的英雄好汉；也不是言情小说中崇尚真情、痴心不改，视爱情为生命的爱情至上论者；他们同样不是左翼新文学中毅力超人、理性过人，有着崇高信仰的革命者。“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6]他们是社会中平庸、世俗、实实在在、平淡无奇地过日子的普通人。他们讲求实效和算计，为自己的世俗利益而努力，没有形而上的对抽象价值理想和信念的需要和追求。简而言之，这种人是城市的市民阶层，张爱玲在作品中所写的就是“凡俗庸碌”的“市民形象”。文学中“所谓市民形象指的是文学中伴随市民社会的形成而出现的体现市民社会生活方式的人物形象。这类人物是同日常生活琐事、商业化、娱乐氛围、消费热点、时尚趣味、种种生存压力等都市生活特有的方面联系在一起的。”[7]张爱玲要在传奇般的动乱社会中着意“寻找”这样的普通俗人，这是作者对人生、人性世俗本相的直面，是对凡俗卑微生命存在状态的一种认定，也是对左翼新文学和传统旧小说远离现实人生的一种反拨和矫正。

“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即是以普通人的世俗化和日常生活形态作为“人生素朴的底子”，[8]挖掘出普通俗人的“传奇”——人生“飞扬的一面”。“传奇”或“飞扬”是指超越于日常平庸生活状态的思想、行为、人生经历及遭遇。张爱玲不但善于寻找和开掘普通俗人的传奇因素作为其叙事的内容，而且善于让普通俗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平常与奇异、熟悉与陌生的碰撞，如：让小家碧玉嫁到大户人家，让中国女子嫁给外国男人，让上海人置身于更加繁华的都市——香港等等。张爱玲以“普通俗人”贴近读者，以“现代传奇”抓住读者的阅读口味。这样的叙事几乎是她小说的主要模式，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上海“破落户”小姐葛薇龙在鬼气森森的香港，丧失信心而又无力自拔，从一个纯洁、天真的女孩走向堕落，成为洋场尤物；《倾城之恋》中一对自私、平庸的男女各有图谋，离婚女子自流苏想获得经济上的保障，想方设法让范柳原娶她，而同时又不愿“白牺牲了自己”，纨绔子弟范柳原与白流苏纠缠原只是“上等的调情”，并不真心，而最后恰恰是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