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小说的叙事策略分析

“主旋律”小说的叙事策略分析

唐欣

近年来，“主旋律”小说在大众层面成为关注的热点，不仅带动了新一轮图书销售的热潮，而且与小说同步或稍晚出现的相关影视剧也在各大媒体热播，一些小说作品还频频在政府设立的各种奖项中夺冠。然而，此类小说创作在学术界却遭到了冷遇，鲜见对其进行深层剖析的评论文章。“热”与“冷”之间，颇为令人深思。我认为，这与“主旋律”小说的叙事策略及其伦理诉求有很大关联。这种叙事策略主要表现为，在小说为老百姓代言的表层话语下，其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所积极肯定的“人民话语”相联并进而转换为一种“人民伦理”[1]，从而潜在的为中心意识形态予以合法性论证，并达到与其文化领导权的意义共契。也就是说，小说创作执行了一种对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论证功能，而削弱了其作为小说所应有的审美品格与人性深度。

一、人民话语的意义共契

“主旋律”小说作家们的写作旨归往往直接诉诸普通“老百姓”，例如《抉择》的作者张平曾宣称：“我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底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都将为他们而写作！”[2]作家陆天明也表达了同样的心声：“写作就是要让中国老百姓认可、喜欢，就是要参与当下时代的变迁。”[3]何申、谈歌等作家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并在其笔下主人公的信念中进一步彰显。因此，我们首先需对“老百姓”一词进行必要的话语指认。从最通俗的意义上说，“老百姓”即区别于军人与政府工作人员的一般居民。正因“老百姓”一词颇具中性色彩，并且语义指涉面极广，例如还有许多与之相近的家族概念：“人民”、“大众”、“群众”、“平民”等等，因此，它在“主旋律”小说作家的笔下便给人以很大的想象空间，并进而成为其写作的一种话语策略。这种策略性表现在：一方面，“老百姓”可以在褒义层面上与主流意识形态所积极肯定的“人民”话语相联，在主流话语中，作为人类世界历史创造者的“人民”是一个超级能指，它赋予其声称者一种道义的正当性与历史的神圣性，从而也就成为“主旋律”小说作者的一种策略性借势；而在另一方面，“老百姓”还可以与“大众”话语相联，进一步与当下的“大众文化”相接轨，此种大众策略使小说也在市场上获得了成功。因此，这种意义的多歧性使得“主旋律”小说中的“百姓话语”具有了极大的弹性，从而不仅在主流话语层面稳固地获得了其叙事的“合法性”，还在市场层面持续畅销。

在人们所心照不宣的官场“潜规则”对于社会正义与公正的侵蚀下，“主旋律”小说中以“老百姓”为话语旨归的叙事策略，正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面临合法化危机的中心价值体系的修葺愿望，而对于这种愿望的最直接表达策略莫过于基于“人民”的话语诉求，一些小说正是以巧妙运用“老百姓”的话语方式与主流话语达成意义共契。例如在《抉择》中，李高成曾义正辞严地对腐败分子郭中姚说道：“共产党要是能让金钱买垮的话，那还轮得上你们这些东西！你居然还会以为只要有严阵这样的人做了你的靠山，你就可以为所欲为，连工人也不放在眼里，连共产党也不放在眼里！你怎么会把这一切看得这么简单？我告诉你，凭我现在的身分，我只须一个电话，半个小时以内，成千上万的工人就会冲到你这儿来，半分钟内就会把你撕得粉碎！……你竟还以为要是共产党不存在了，你还可以稳稳当当地当你的资本家？你记着，若真要是有了那一天，工人们头一个要惩罚的就是你，老百姓会把你这一身的肥肉沤成了一堆粪！”这里，主人公的此番表白因代表着广大老百姓而获得了其身份伦理及道义的优先性，并因这种正义感而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而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这与其说是人物的对白，毋宁说象一份政党反腐败的宣言书，因为它在小说的审美表意实践中仍然延用的是“政党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方式和修辞表达”[4]方式，而“百姓”话语则更化为了意识形态的表意符号，它为受到侵蚀的主流话语提供了拯救其合法性的正当性资源。而小说结尾处也颇意味深长，李高成与东欧某国原劳动部长就东欧剧变进行了探讨，最后他们共同得出的结论是：“不能让人民期待太久”！

在此，百姓话语的小说叙事已暗中置换为迎合主流话语宣扬的“人民伦理”之需要。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5]因此，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号

召文艺工作者“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6]。这种人民伦理是人民民主政权所赖以建构的正当性基础，它以国家—民族共同体的价值目标决定个体的生命意义与行为规范。对于公共权力机构中的成员尤其要求如此：其核心的道德准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在此已成为一个抽象性与总体性的话语指称，因此人民伦理更是具有一种关于民族国家明丽未来的宏伟设想与超然想象。然而，在当下新的时代语境中，甚嚣尘上的个体私欲之合理观及其恶性膨胀，严重侵蚀了这一伦理准则的心理基础，特别是在公共权力的建构及其运行过程中，官场潜规则的泛滥，使得人民伦理面临严峻的考验。因此，以重新宣扬人民伦理来修复失范的“公共生活的伦理生态”[7]，是主流话语的迫切需要。而一些“主旋律”小说在通过文学方式对之进行的“同义反复”中，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形成了一种无间的配合关系，从而成为主流话语的“话语回声”。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即使这个“人民”的话语集合内部也是驳杂的，其中既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同时也更可能成为纵容、滋生腐败的温床。以《抉择》为例，中阳纺织厂面临破产，一位工人嚎啕道：“就让我们上班吧！我们什么要求也没有，我们什么报酬也不要，就是不发一分工资我们也干，只要能让我们干活就行，只要能让机器转开，只要能让车间里再有了声音就是累死苦死我们也心甘情愿呀……”这里表现出工人强烈的责任感与奉献精神，他们是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群体，理所应当成为小说的精神关切对象与动力源泉。然而，也还有老工人哭喊道：“他们吃喝玩乐、花天酒地，就是再腐败我们也认了，就让他们腐败去吧，没人能管了他们，我们也就不管了。可不管咋腐败，只要能让工厂开了工就行，只要能让我们上班就行哇！”面对老工人的哭诉，我们不禁为底层民众此种善良与坚韧所感动，然而我们更深切感受到其作为“主人翁”的实际无力感，并且，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善良，往往会成为腐败分子的温床。特别是在一些小说中，我们还常常看到老百姓面对“青天”的下跪场景，其情可叹，其景可悲！难怪在李佩甫的小说《羊的门》中，主人公呼天成也会发出这样的惊叹：“这就是书上所说的‘人民’么？”可见，人民伦理也远非想象中那般可靠。

二、大众化的叙事模式

在“主旋律”小说的文本叙事中，沿用了传统小说最为常见的“正邪对立”的叙事框架，并进一步将其转化为鲜明的“清贪分野”模式，即清官与腐败分子的对立，这是民间绵亘久长的政治思维模式的直接表达。例如，《抉择》中李高成、杨诚与严阵、郭中姚等的对立，《国家公诉》中叶子菁、陈汉杰与周秀丽、王长恭的对立等等。不仅如此，清官还进一步衍化为“青天”，在为民除恶中赢来喝彩，这是“主旋律”小说中常套用的“青天模式”。

一些“主旋律”小说中的清官主人公都同时兼有“青天”的头衔，作者似乎也对之予以认同。《抉择》中，主人公李高成有这样一段宣言：“老百姓常说青天何在？我们共产党人不作青天谁作青天！有广大的父老乡亲、工人农民作后盾，我们共产党人还怕什么！”这里，其实作者已经悄然进行了一种话语转换，在将“共产党人”与“青天”之间划等号中，实际上就把体制内的人员排除在了腐败之外。而实际上，真正的腐败往往是发生在公共权力执行者身上，也就是说，尚存于体制之内，真正的普通百姓不仅没有条件腐败，反而是种种腐败现象的最终受害群体。因此，作者的这种话语姿态并未真正为他们代言。而且，小说在这种“青天”的“发现”与毕其功于一役中，正“遮蔽”了底层百姓的真实窘境，而后者的现实境遇则决非一次“反腐败”行动就能改善。但同时，又因为作者们成功地制造出了一种所谓的“文化幻象”，想象性地满足了百姓素朴的期待，所以仍然会受到群众青睐。

“青天模式”的书写正迎合了大众的一种“乌托邦情结”。在中国历史上，刚直不阿的包拯曾用锋利的铡刀斩断一颗颗罪恶的头颅，对于百姓来说，他无疑是黑暗封建王国里的光明所在，由此，老百姓对“包青天”式人物的追怀与缅想也就在所难免，并进而可能衍化为一种“乌托邦情结”。正如保罗·蒂里希所指出的：“每一种乌托邦都在过去之中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基础，既有向前看的乌托邦，同样也有向后看的乌托邦。换言之，被想象为未来理想的事物同时也被投射为过去的‘往昔时光’——或者被当成人们从中而来并企图复归到其中去的事物。”[8]这种投射于往昔的乌托邦情结，因为反映了当下社会的一种缺失状态，从而难免会有普遍的大众心理基础。然而包拯的时代毕竟已过去千年之久，时至今日，我们的文学仍在迎合这种心态，对青天翘首以待、顶礼膜拜，却不能不令人悲从中来。这其实正反映了当下改革进程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