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仁义礼乐中庸思想

孔子的仁义礼乐中庸思想--------------------------------------------------------------------------------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杂文参考→孔子的仁义礼乐中庸思想 2009-12-23创学派，开风气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首开私人讲学学风，引导社会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一代大师。

儒家，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最古老的一家，班因《汉书?艺文志》描述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

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班固认为儒家来源于古代的司徒之官，其职掌是宣明教化，其特点有四：以六经为经典，以仁义为指导思想，以尧、舜、文、武古帝王之治为理想的政治境界，以孔子为祖师。

司徒是官职，据《周礼?地官》其职能乃“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是国家不动产和居民人口的总管。

其具体职掌有“施十有二教”以化民，有“以五礼防万民之伪”、“以六乐防万民之情”等内容，不过，儒家是否就是这些官员发展演变而来，因年代久远，文献无征，不可肯定。

但考之《周礼》其他篇章，“儒”这一名称和与儒家类似的官员，确实在孔子以前已经出现了。

《周礼?天官?大宰》：“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

”郑玄注曰：“师，有德行以教民者；儒，有六艺以教民者。

”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是上古社会知识和技能的全部内容。

师教重道德品行，儒教重文化知识。

孔子继承这一传统，将师职和儒教结合起来，用六艺教育生徒，仍然以儒者自居，徒众也以儒家为名，可见儒家与儒是有联系的。

但二者又有区别，正如金景芳先生所云：“作为教六艺的儒来说，早已存在，不自孔子始”，“称为儒家就不仅仅是教六艺的，而是由老师、门徒和具有相同观点的人所形成的一个集团。

”[注]这个“老师”即是孔子，这些“门徒”即是仲尼弟子，而这“相同观点”即是班因所谓“留意于仁义之际”的仁义。

可见，促成由儒而儒家的转变，正是孔子起了关键作用。

是他整理六经，终生教学，将旧时贵族垄断的六艺知识传播民间；是他用仁义礼乐的思想来影响生徒，武装青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理论、有行动纲领、有政治目的”[注]，有声有色的学术流派、他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他们各怀异能，分散四方，有的贵为将相和诸侯师傅，以儒术润饰政事；有的则聚徒讲学，弘扬儒业，用儒术来教化人心。

如“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魏），子贡终于齐。

如因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徒，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史记?儒林列传》），如果说在孔子以前，中国上自周王室，下至诸侯国，实行的都是世卿世禄制度的话，那么，自从孔子开馆教学、造就人才以后，有知识、有修养、有文化的人也能进入仕途，参加-管理了，这大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官吏结构，改善了统治阶层的素质，也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的文明程度。

自此之后，中国官吏阶层由於越来越多地吸收有知识、有文化的知能之士，逐渐摆脱血缘纽带的束缚，实现中国官吏制度的文官化，这不能不说是孔子首开教育风气，并主张教育为政治眼务，将人才输入仕途的伟大功绩！同时，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推动下，社会渐渐重视知识，重视人才，重视教育。

不少士人研讨学问，自立新说，创立学派，开门授徒，于是乎百家竞起，九流斯成，从而形成了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学术繁荣景象。

孔子不仅创立了儒家学派，而且也开启了战国时期重知识、重人才的新时代，他在文化史上的贡献，实在难以估量！仁义学说孔子不仅以教育的形式招徕徒众，还用理论来武装弟子，这些理论包括仁、义、礼结合的哲学思想、中庸的方法论、仁政德治的政治思想、天命的自然观和区别君子、小人的伦理思想。

仁义与礼乐结合是孔子的思想特色之一。

《礼记?中庸》引孔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

”这是关于仁、义、礼定义及其相互关系的准确表述。

仁的基本内涵是人，即人性。

人性首先是人作为动物的本性，具有生存和繁衍的本能需要，即告子所谓“食、色，性也”。

略与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相当。

鉴于此，在为政方面，孔子主张实行“庶、富、教”的治国方略，让人民繁殖起来，富裕起来，文明起来，过人丁兴旺、丰衣足食、知礼守纪的文明生活。

同时，孔子又看到了人的社会性，即人与人之间如何和睦相处？于是他又给仁赋予了“爱人”[注]的内容。

爱人首先从爱亲始，故曰“亲亲为大”；故曰“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爱人集中体现在忠恕的情感上，忠恕有两层含义，从积极意义看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从逊守意义看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

仁德表现出高尚的成全之心和不忍人之心，是人性的高度自觉与自律。

仁，包括很多优秀品德，它几乎是一切人间美德的总和。

若孝若悌[注]，若“刚毅木讷”[注]，若“恭宽信敏惠”[注]，若“智勇”[注]“不佞”[注]……都是仁德的表现形式或个性修养。

有了这些仁德，君子才成其为君子，如进而将这种仁爱精神施诸天下，那也就成了圣人[注]。

因此，孔子要求人们“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

一刻也不要放弃仁德，放弃对成仁的追求，甚至号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义是宜；即恰当、适宜，是处事的原则性。

其标准是等级制，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是“贵贵、尊尊”（《札记?丧服四制》）。

如果说，仁的思想，反映了原始社会血缘亲族关系残余意识的话，那么，义的思想则反映了阶级社会的等级关系。

对个人而言，仁是内在人性的自觉，义是外在道德的自律。

正如董仲舒所云：“仁之为言人（他人）也，义之为言我也。

”[注]“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

”（《春秋繁露?仁义法》）即将义定义为自律，深得孔子原意。

义是一切得失与行为最高、最后的准则，一切仁人、君子，必须“见利思义”（《宪问》）、“见得思义”（《季氏》），作到“义然后取”（《宪问》）。

尽管孔子一生困顿，四处碰壁，但却始终坚持“临财毋苛得，临难毋苟免”的取予之道，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两》）宁愿“饭疏食饮水，曲肽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利义之间，真是一丝不苟！仁是主观的友爱精神，义是外在的合理原则，礼就是这些精神和原则的具体规定。

那些行仁的区别（“杀”）、讲义的等级（“等”），都在礼的规定中得到了体现。

仁义是内容，礼乐是形式，仁义、礼乐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分言之则辞义各别，合言之则二者为一。

因此，他一则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礼之所尊，尊其义也。

”（《礼记?郊特牲》）“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

”（《卫灵公》）一则又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无下归仁焉。

”（《颜渊》）都说明仁义与礼乐是一体的，互相依存。

中庸之道中庸是方法论。

中有中正、中和、适中、时中之义；庸，即用也。

中庸即用中。

用中的第一义为处适中，行中正，就是无过与不及。

子贡问颛孙师与卜商孰贤，孔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

”子贡曰：“然则师愈（优）乎？”孔子曰：“过犹不及。

”任何事物都有保持其质之稳定性的度，超过度就是“过”，达不到就是“不及”，过分与不及都不好。

这是对矛盾转化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的正确理解。

孔子认为，妥善地把握度，人为地控制过与不及，可以促成事物向理想方向发展，此即他的“因材施教法”。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赤也惑，取问。

’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先进》）针对两种极端，予以分别调节，使之符合度，这就是行中正，又叫行中道。

中庸的第二义为中和。

中和是行中正后达到的一种和谐境界。

孔子贵中，亦贵和。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学而》）“有子之言似孔子”，此语可代表孔子思想。

“和”，不是矛盾的调和，而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矛盾双方在力量对比上达到均势，同处于一个统一体中。

无原则的调和叫“同”，和同之辨，孔子是区别严格的，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子路》）与孔子同时的齐国大贤晏婴对此有形象的说明：譬之调羹，五味相剂叫和，以盐济盐，以水济水叫同。

君臣之间，不同意见的互相匡补叫和，阿谀奉承叫同（《左传》昭公二十年）。

和之与同，孰是孰非，不言自明。

中庸还有时中之义。

时中，即适时用中。

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礼记?中庸》）君子能审时度势，在恰当之时用中于民，这便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机智灵活，不胶不固。

他说：“中人以上可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语上也。

”（《雍也》）又说：“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

”皆此例。

在进退出处上，孔子是待价而沽，伺机而动。

他本来对古代隐者的独立人格大加赞赏，但他本人却并不一味盲从，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既不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山林隐士，又不愿作屈己就人的俗吏。

孟子说他“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佳而仕……孔子，圣之时者也！”（《万章下》）中庸的基本特征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它要求人们准确把握度，正确选择时机，妥善运用手段，这些分寸是那样地难以掌握，因而他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天命观念天命观，又称天人观，是关于以天为代表的自然界（天）和自然规律（天命，或天道）及自然与人类关系（天人关系）的学说。

孔子的天命观，从现有资料看，似乎有物质之天与精神之天的双重念义。

他曾大气磅礴地宣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阳货》）天的行为表现为四时运行，天的作用表现为百物化生。

这里的天，是物质性的、客观性的天。

他也愤愤地说过：“获罪于天，无所椅也！”（《八佾》）也曾垂头丧气地说过：“天丧予，天丧予。

”（《先进》）这里的天有喜怒、有主宰权，看似精神的天。

其实孔子的“天”，指的是同一个事物，即自然界的天；孔子的“天命”（或天道）即自然规律。

言“天”、言“天命”，只表明孔子天命观中历史继承性的一面，而这些旧词的实际内容才是孔子的真实用意，孔子的天命观正是历史继承性和个人创见性的统一。

综观人类认识史，无不经历著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级三大进程。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正是有神论向形而上学阶段过渡时期，一方面夏商周以来关于诸神的资料充斥人间，成为顽固侵蚀人心的习惯势力；另一方面，以老子为代表的“道”的形而上学体系已经形成，但还没有广泛地征服人心。

孔子从传统神学那里借来“天”、“天命”、“命”诸名词及其表达形式（如“天丧”、“天生”、“天厌”……），慰藉人们普遍的宗教心理，以便为“神道设教”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又从老子那里吸取“道”这个将最高神抽象化的精髓，用它来代表自然规律、宇宙精神和善恶的最高裁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