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

金石学是指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一类考古学，其主要研究对象为前朝的铜器和碑石，特别是其上的文字铭刻及拓片；广义上还包括竹简、甲骨、玉器、砖瓦、封泥、兵符、明器等一般文物。

刘恒《中国书法史》中说：“帖学”指宋以来形成的崇尚王羲之、王献之及属于“二王”系统的唐宋诸大家书风的书法史观、审美理论和以晋唐以来的名家墨迹、法帖为取法对象的创作风气。

由于这一风气是在宋代出现的《淳化阁帖》等一大批刻帖的刺激和影响下形成的，故称“帖学”。

“碑学”则指重视汉、魏、南北朝碑版石刻的书法史观、审美主张以及主要以碑板为取法对象的创作风气。

（注：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4页）。

目录或传世品，未经科学发掘；偏重于铭文的著录和考证，以证经补史为研究目的。

形成于北宋，至清代正式有“金石之学”的命名。

历史北宋至元明的金石学从西汉开始，已有人研究古代文字，考释古铜器，整理竹简，记述古迹。

但研究金石学者少，无专著问世，没有形成一门学科。

北宋统治者奖励经学，提倡恢复礼制，对古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出现热潮；墨拓术及印刷术的发展，为金石文字流传提供了条件。

金石学逐渐产生。

宋仁宗时的刘敞，刻《先秦古器图碑》（已佚），对研究金石有开创之功。

吕大临撰《考古图》，在编古器物书的体例方面多有建树，该书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古器物图录。

其后又有《宣和博古图》、《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等铜器著录书，《集古录》、赵明诚（李清照的丈夫）的《金石录》、《隶释》等石刻著录书，金石研究已相当兴盛。

元明时期金石学成就较少，《河朔访古记》和《古玉图》为代表性著作。

另有《格古要论》，是中国早期的文物鉴赏书。

学科金石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始于宋代,并出现了一批对后学影响深远的金石学家和专著,当世名儒多投身金石学其中,赵明诚便是其中杰出代表.他历经二十年搜集收藏两千卷金石碑刻,整理成集撰成宋代金石学集大成之作<金石录>,共三十卷.通过叙述赵氏生平及金石碑刻的搜集整理和<金石录>的成书过程,力图完整阐释<金石录>在金石收藏领域的地位及其内在的史学价值.研究清代以后的金石学清代受乾嘉学派影响，金石学进入鼎盛。

乾隆年间曾据清宫所藏古物，御纂《西清古鉴》等书，推动了金石研究的复兴。

其后有《考工创物小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捃古录金文》、《斋集古录》、《缀遗斋彝器款识考识》、《寰宇访碑录》、《金石萃编》、《古泉汇》、《金石索》等书，均为有成就的金石学著作。

这一时期研究范围扩大，对铜镜、兵符、砖瓦、封泥等开始有专门研究，鉴别和考释水平也显著提高。

清末民初，金石学研究范围又包括新发现的甲骨和简牍，并扩及明器和各种杂器。

罗振玉和王国维是此时的集大成的学者。

马衡著《中国金石学概要》，对金石学作了较全面的总结。

金石学保存下许多有价值的铭刻资料，考证出不少古器物的名称和用途。

但未深入分析古器物的器形和花纹，未进行断代的研究，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

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仍有学者进行金石的整理和研究，但独立的金石学已不再存在，金石学变成考古学的组成部分。

发展源流萌芽从西汉开始，已有人研究古代文字，考释古铜器，整理竹简，记述古迹。

但研究者少，无专著问世，没有金石学形成一门学科。

北宋统治者奖励经学，提倡恢复礼制，对古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出现热潮；墨拓术及印刷术的发展，为金石文字流传提供了条件。

金石学逐渐产生。

宋仁宗时的刘敞，刻《先秦古器图碑》（已佚），对研究金石有开创之功。

吕大临撰《考古图》，在编古器物书的体例方面多有建树，该书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古器物图录。

其后又有《宣和博古图》、《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等铜器著录书，《集古录》、《金石录》、《隶释》等石刻著录书，金石研究已相当兴盛。

元明时期金石学成就较少，《河朔访古记》和《古玉图》为代表性著作。

另有《格古要论》，是中国早期的文物鉴赏书。

发展金石学和考古学成为独立研究的部门，是宋代学术的一大成就。

宋代金石学、考古学发端于宋真宗时期对古铜器的研究。

一○○○年（咸平三年），乾州获得古铜鼎一件，方形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真宗命儒臣考证，验其款识，认为是“史信父甗”。

把古代器物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还是朱仁宗以后的事。

刘敞《先秦古器记》——宋仁宗时，刘敞和欧阳修大力搜集古代器物，进行著录和考订。

一○六一年，刘敞出任永兴军路安抚使，长安的古墓荒基很多，经常出上古物。

刘敞搜集到先秦鼎彝十多件，考订文字，请工匠摹勒刻石、绘象，一○六三年，撰成《先秦古器记》一卷。

有图录、铭文、说及赞。

刘敞书已失传，从欧阳修《集古录》所收先秦古器可见大概。

欧阳修《集古录》——凡一千卷，一○六三年成书。

此书收录了上千件金石器物，是学术史上第一部金石考古学专著。

所收集器物，上自周穆王，下至隋唐五代，内容极为广泛。

随得随录，不依时代编次。

一○六九年，欧阳修子“撮其大要，别为录目”，成《集古录跋尾》十卷传世。

吕大临《考古图》——共十卷。

一○九二年自撰序。

本书对所收录的每件器物，绘图摹文，释文列于其下，并将器物的大小、尺寸、容量、重量、出土地点、收藏者一一写明。

另有《考古图释文》一卷。

李公麟《考古图》——又称《古器图》，一卷。

李公麟是北宋后期著名的画家，好古博学，善画工诗，多金石学识古字。

收集到夏、商以后钟、鼎、尊、彝，都能考定世次，辨认款识。

他的《考古图》对每件器物，都图绘形状，并解释其制作、铸文、款字、义训及用途，再作前序和后赞。

有的学者认为，宋代“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彝之学，实始于伯时（即李公麟）”（翟耆年《籀史》）。

王黼《博古图》——又称《宣和博古图录》，共三十卷。

宋徽宗时，士大夫以至宫廷贵族竞相访求和收藏古物，每一器物动辄值数十贯甚至上千贯，因此“天下冢墓，破坏殆尽”（蔡条《铁围山丛谈》）。

徽宗所得器物，由王黼考订编纂，分成二十类，共八百多件，是北宋金石文物的精品。

赵明诚《金石录》——共三十卷。

赵明诚，宋徽宗时人，每得书画鼎彝，即与妻李清照研究整理，指摘疵病。

他经过二十年努力访求，收辑金石刻词二千卷，包括所见夏、商、周到隋、唐、五代的钟鼎彝器铭文款识，以及碑铭、墓志等石刻文字。

又据二千卷刻词逐件鉴别考订，撰成《金石录》三十卷。

前十卷共二千条，记述古代金石器物、碑刻、书画近二千件的目录，后二十卷收录这些器物的跋文，叙述器物出土的时间、地点、收藏者以及器物的内容，是当时所见金石文字的总录。

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共二十卷。

薛尚功在南宋高宗时任职。

此书收集从夏、商到秦、汉的铜器、石器铭文，近五百件，订讹考异，详加解释。

在宋代集录彝器款识的专著中，此书最为丰富，编次也较有条理。

沈括《梦溪笔谈》、郑樵《通志》等书，也包括金石考古方面的内容。

沈括不仅记录这些古物的形状和款识，而且进一步研究器物的制作方法和原理。

如从冶金学理论来解释古剑，用光学原理来解释古镜，用几何学原理来解释弩机上“望山”的用法，都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郑樵在他的《通志》二十略中，专列《金石略》，记录他一生中见到的古代器物，并且作了考订。

其中证明石鼓为秦代遗物，是可信的定论。

洪遵《泉志》十五卷、龙大渊等《古玉图谱》一百卷、郑文宝《玉玺记》、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各一卷、岳河《程史·古冢桴盂记》等专门研究古代某些器物，这些都是宋以前学者不曾注意的学问。

宋代学者在金石考古学方面的主要成绩是：第一，辛勤收录古代文物，使原来的奇器珍玩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为清代的汉学研究开拓了先路。

第二，创造了传拓文字和绘制图形的方法。

依据拓本刻本上石，以求长久。

用画图描写每一器物的形状体制，并说明尺寸、轻重，以及出土地点、收藏者，款识则摹写文字。

第三，肯定了古代器物的名称。

如钟、鼎、鬲、甗、敦、尊、壶等，都是古器自载其名称，宋人因以定名的。

成熟清代受乾嘉学派影响，金石学进入鼎盛。

乾隆年间曾据清宫所藏古物，御纂《西清古鉴》等书，推动了金石研究的复兴。

其后有《考工创物小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捃古录金文》、《斋集古录》、《缀遗斋彝器款识考识》、《寰宇访碑录》、《金石萃编》、《古泉汇》、《金石索》等书，均为有成就的金石学著作。

这一时期研究范围扩大，对铜镜、兵符、砖瓦、封泥等开始有专门研究，鉴别和考释水平也显著提高。

清末民初，金石学研究范围又包括新发现的甲骨和简牍，并扩及明器和各种杂器。

罗振玉和王国维是此时的集大成的学者。

马衡著《中国金石学概要》，对金石学作了较全面的总结。

金石学保存下许多有价值的铭刻资料，考证出不少古器物的名称和用途。

但未深入分析古器物的器形和花纹，未进行断代的研究，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

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仍有学者进行金石的整理和研究，但独立的金石学已不再存在，金石学变成考古学的组成部分。

传统金石学源于唐宋时代，唐代韦述等史家已经开始收集、着录金石碑版，并运用于史学著述了。

史载：“〔韦述〕家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椠，虽御府不逮也。

兼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已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碑、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当代名公尺题，无不毕备。

”其所著《两京新记》，记述了兴福寺《圣教序碑》、西市《市令载敏碑》、东明观《冯黄庭碑》、《李荣碑》等碑刻，生动地反映了两京的历史。

以毌煚《古今书录》为蓝本的《旧唐书•经籍志》，着录了《诸郡碑》一百六十六卷、《杂碑文集》二十卷两书；敦煌出土文书中也有辑录碑志之作，如《李氏造窟功德碑》、《张淮深碑》、《常何墓志》，皆有写本传世，这些书籍虽不着编纂者姓名，但表明唐代已有学者着意集录碑版文字了。

宋代欧阳修、赵明诚、洪适的著作将金石学推向成熟，形成金石着录、校勘、鉴别、考订等系统而专门的方法。

清代学者进一步推而广之，并与经史考证、舆地方志之学相结合，结出了更为丰硕的果实。

我国金石学可谓具有深厚的传统，其所积累的材料和方法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厚营养。

陈寅恪先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云：“一时代之学术, 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材料, 以研求问题, 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粟特人是中古时代亚欧大陆贸易的担当者，对于粟特研究涉及中国与中亚地区各国之间的经济、语言、艺术、宗教等各个方面的交流史，随着新材料不断出土，其基本面貌和重要性逐渐显现，向世人提出了中西交通史上的新问题。

学者有机会利用新材料，以研求此新问题，形成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研究中的当代新潮流。

然而面对新材料，学者却不应放弃那些行之有效的旧方法。

金石学自宋代创建，到清代鼎盛，入民国后，虽是余韵尤存，还是出现了不少辉煌成果。

再后由于种种原因，金石学开始分化，瓦解，以至衰落。

在今天，出版物虽多，却很少，甚至没有一本真正意义上的金石学著作。

有一位还算著名的学者，说起金石学讲到，“金石学不就是讲金石篆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