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与选择

浅谈“标准与选择”

从小，不管是爸妈还是老师，一直给我灌输的都是所谓的“正面教育”，其中甚少是消极的。以前，不曾多想这些问题，只是简单的觉得是为我好。是的，为我好。可是，多想一下，他们真的是为我好吗？还是说他们是以他们觉得为我好的方式、标准来要求我的行为准则？

或许从上面例子上可以看出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既然他们都是为我好，灌输知识，但我根据经验书本得来的感受又是另外一种，那么，究竟什么是有“意义”的？评价“意义”的标准又有什么？在这之中，又该从何“选择”？

或许我无法获取一个唯一的答案，因为其中就有很多“选择”。在标准与选择上，怎么衡量，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又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人生在世上，终极目的都是为了寻找意义的存在。人的存在就是创造意义的生活活动。从小的书本都是一直教育我们要实现自己的人生意义，可是我们只是空喊着口号，却在没有根本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着标准的划分与选择。对于我们来说，究竟什么是“有意义”与“无意义”？怎么做是“有意义”的，怎么做是“无意义”的？人在纷纷扰扰的“标准中”又是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标准”与“选择”的矛盾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主题与客体”、“小我与大我”、“理想与现实”。

从哲学上讲，标准是客观事物所具有何种意义的一种参照物。作为一种比较的标本，作为一种区分其它事物的中介，它本身的构成必需是一分为二的相互对立的两个部分。例如，0摄氏度采自冰水混合物的温度，它是区分正摄氏度与负摄氏度的标准。作为标准的客观事物之能够作为标准的根据也在于其自身构成的一分为二。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作为社会的“标准”与个人对“标准”的认同和选择，总是处在矛盾之中的。其中的标准与选择都没有唯一的答案，以此，总会造成个体自我意识的新感受与领悟、新的期待与追求，同时也会引发个体的迷惘与困惑，在“我到底要什么”与“我们到底要什么的”进行着选择。

一切简单的问题经过哲学上的思考都将被无限放大其本身意义。

对于“没有选择的标准”，我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所谓“没有选择的标准”，就是人的思想与行为的“标准”被异化为某种绝对确定、不容置疑、不可改变、至高无上的“神圣形象”，比如欧洲中世纪的规范一切和裁判一切的“上帝”。

近的来说，拿我们的“文革”现象来说。文革发起的从一开始就是毛泽东利用人民对他疯狂的个人崇拜，塑造一个“神”一样的，不可撼动的毛主席形象，一切与之反抗的人都是造反派。毛泽东利用个人的权威与权力，规范了他的“标准”，任何对这个标准有蔑视和质疑的，都被划入反叛的角色。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确实不能不强烈的感受到一种“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每时每刻的行为都有红卫兵在把守窥视监督着，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需要汇报到毛泽东。这的确是一种悲哀。不夸张的说，毛泽东就是那个时代的“皇帝”，专制而蛮横。这不简单是个人的问题，更是制度的问题，更深层次的讲，是关系到思想方面、哲学方面。

文革集中地体现为以“共相”扼杀“个别”、以“本体”凌驾“变体”、以“统一”排斥“选择”,这就是现代哲学所批判的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的肆虐”。

选择就是发自自我的主动行为，就是自我对对象的主动的态度。自我作为对象关系在个体之中的聚集，他是一个不断地增长起来的量的集合。从时空的意义上看，他集聚接受而来的对象关系之后，他也就背负了更多的矛盾，这矛盾加剧了他与个体之间的冲突，他如果不向外展开，他就不能调和这些矛盾。自我站在

自己的总和特性之上，运用他已经总和出来的原则，开始进一步审视外界。他要按照自己总和出来的指向塑造个体，他用那些已经成为历史的对象关系的视角寻找新的对象，选择新的对象。为了迎接新的对象的到来，他需要把那些已经成为历史的对象关系转移到个体的外面，以减轻个体的负担，并形成新的虚空。于是，他的选择开始了。从个体漫长的生命历程看，他的每个历史阶段的自我是最终自我的某个侧面，个体最终自我则是每个阶段性自我积累的结果。从对象关系的扩展到自我的壮大，个体完成了他的初始目的——他存活于对象关系，他改善对象关系，他在对象关系中实现自我的升华。简单地说，个体的一生都在进行着完善自我的过程。而选择，恰恰表达了个体的这一主体性活动。

哲学对人类生活的标准与选择的思考，既直接植根于每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又深层地规范每个时代人们对生活意义的标准的选择。所以，在讨论标准与选择时，最有现实的意义的，就是思考当代社会的思潮中的标准与选择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面临着无数的标准与选择的危机。在真理的标准问题上不断探讨，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上各说纷纭，每一次标准的确立是凝聚着无数人的努力与鲜血。在变革时期的中国，选择变得更为重要与谨慎。每一部都显得那么重要，因为你不知道走的下一步就会不会改变人类的历史与命运。

当代社会已经越来趋于统一的世界。科技的进步可以让人在地球的两端飞来飞去，无惧时间与距离。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小，之间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在这样的环境中，想封闭几乎是不可能的。当今社会“两级对立模式的消解”正是人类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一次解放，它标志着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本质区别。由于这一模式的消解，也消解了传统社会所悬设和承诺的绝对确定的种种思想的根据、价值的尺度和行为的标准。

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个人都是哲学意义上的普通人，又都可以是显示个人能力的“英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现代社会的“英雄”已不再是超然于个体之上的模式“英雄”，他们也有缺点，人性的丑陋。在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自由的的社会，对于一件是一个人的标准就愈多，人们的选择也愈多，不再是仅限于个体的几个。

“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的进步，从整个社会层面上改变了传统社会中的他们的标准，把人们从一个个误区中解放出来，使得每个人在以前觉得稀有甚至无法梦想的“公民意识”真正觉醒，真正从“传统人”变成了“现代人”。我们就会重新思考“标准”与“选择”的关系问题。

正如很多人批评资本主义一样，对于社会主义，每个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制度本身就是标准与选择的结果。制度作为一种在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客观存在物, 也存在一个被评价的问题。评价首先要确立标准, 评价标准是进行评价的逻辑前提。由于社会主体的多样性、多层次性和主体需要、利益的差异性, 不同主体的价值尺度是不同的, 自然会提出各种各样的标准。但就制度本身而言, 尤其是从哲学层面审视制度的时候, 只有那些既体现制度本质要求, 有利于社会历史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同时又有助于制度持续演进和发展的标准, 才是合理、可取的。对于制度，何以评判好与坏，可以说是有不同的标准的。制度的合理性、制度的合法性和制度的现实性是三个标准。

在标准的判断与选择中，意味着现代社会中的人的主体意识和个性的觉醒，而这，也凹显了现代人的困惑。在寻求精神寄托的标准上，由此异化出人与自我、终极关怀。

从哲学的层面上看待“标准与选择”的重要意义，并用这种范畴去重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