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及其时代

蒙古及其时代1 蒙古及其时代蒙古的出现公元十三世纪初，在日后被称作蒙古高原的大草原东北隅，有一支小小的游牧集团正急速地壮大势力。

他们的首领名叫铁木真。

他所领导的名为“蒙古”的集团，一举整合了割据戈壁以北的突厥蒙古系大大小小各个游牧集团，其间只花了三年。

其后，在铁木真子孙于伊朗一带所树立的蒙古政权之一，属于游牧民联合体的“旭烈兀汗国”(Hülegü ulus)，俗称“伊儿汗国”(Il-khanate)的这个国家里头，帝国历史是以波斯文来书写的，当时的宰相兼历史学家拉施特·哀丁(Rashid-al-Din)在担任编纂长官时，就曾以“得天时”来形容铁木真的称霸。

一二○六年春，铁木真在斡难河(Onon youl)上游美丽又辽阔的草原上举行即位仪式，自称成吉思汗(Cinggis Qayan)。

接着，他又以蒙古语“大蒙古兀鲁思”(Yeke Mongnol Ulus)即“大蒙古国”，来为这个新的游牧国家命名。

这位新兴国家的领导者，针对周边区域陆续规划了远征。

那也是聚集到成吉思汗旗下牧民们的期望。

他们自知只要能够集结自身的力量，在政治、军事上就能形成强大的势力。

再者，远征的成功，也等于是保证了丰富的物资及财富。

并且，成吉思汗也非常清楚，若是不立即规划一场举国一致的对外征服，这个游牧民联合体很快就会瓦解。

那是因为以中国北部金朝为主的周边诸国，最是担忧看到蒙古高原上牧民们的统一，而长期采取令游牧民集团彼此敌对的政策所致。

若仅止于满足高原的统一而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将促使离反或内应的卧底者很快就会出现。

对外战争正是令各路牧民团结一致最快速的方法。

如此，成吉思汗所率领的游牧民们，走上了对外征伐的旅程。

他们的旅程，跨越世代一直持续了数十年。

这个原本只不过是各色人等聚集的政治军事集团，透过了这样的军旅与扩张，使得彼此之间形成了强烈的一体感，开始出现一种共同自我认知为“蒙古”的观念。

眼目所及的欧亚世界他们以成吉思汗及其血胤为共主，在极为短暂的岁月里，就扫荡欧亚大陆急速扩张。

然后，在十三世纪末，实现了人类史上最大的版图。

蒙古在大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一直处在世界与时代的中心，为欧亚历史走向奠定转变方向之后，就与长期下来的天变地异同时颓倾，急速退出世界史的舞台。

此间，欧亚的东西以及南北，在蒙古的支配下彼此产生联系，他们不得不受到来自蒙古的强烈影响。

因此，从十三世纪初到十四世纪后半期的时代，正是“蒙古的时代”。

这样的状况，就目前所知，是人类历史开始以来首次发生的事态。

世界在西欧列强影响下以地球规模合而为一，实际上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以后的事。

但是，早在六个世纪以前，虽然还不是地球规模的世界观，但“欧亚世界”就已作为一个“世界”被联结起来。

如西欧人或西洋史家所思考的，就算将西欧进军“世界”回溯到自哥伦布开始的“大航海时代”，蒙古的征服也比它早了两个世纪。

“蒙古时代”之前，中国、印度、中东、地中海区域等几个“文明圈”，虽然彼此之间多少有些联系，但随着蒙古的出现，可以说已经不能再对其他“世界”或“文明”维持过去那种全然无知的暧昧状况了。

在此，“世界史”终于第一次具有了名实相符的整体面貌。

世人对蒙古时代的印象迄今为止，有关蒙古及其支配的所有历史，都遭受种种的非难与恶骂。

暴力、破坏、杀戮、压制、榨取、强夺、强制、无知、蒙昧、粗野、野蛮、粗暴、狠辣、奸佞、邪恶、无耻、放纵、不宽容与非文明，等等。

其中许多中伤都有着明显的意图。

关于蒙古，一般都是恶评。

尤其将蒙古视作“文明破坏者”的想法，自古就反复不断。

例如，当人们讨论伊朗乃至于伊斯兰等中东地区的落后时，往往都将原因归咎于“蒙古的破坏”。

此外，有关俄罗斯也是一样，从帝俄时代到苏联时代，甚至是最近，都喜欢用“鞑靼的桎梏”这个用语来形容蒙古的支配对俄罗斯而言是多么的残酷与苦涩。

特别是在苏联时代的俄罗斯，“鞑靼的桎梏”此一形容，就收录在小学教科书中。

这种观念跨越世代，作为一个不能被遗忘的“民族”记忆来理解，持续宣传。

俄罗斯人对突厥系或蒙古系人的某种独特情绪，现在看起来也很根深蒂固。

这种憎恶与蔑视交织而成的情绪，当然也会在对象一方引来独特的情绪，然后沉淀、堆积在心底深处。

这成为受种种因素影响牵动的俄罗斯及其周边情势之中，不能忽视的一个直接因素。

但是一般而言，将蒙古当作坏蛋形象来处理最为普及深入的是中国史。

尤其在日本，从高中的世界史教科书，乃至大学入学考试用的参考书中都充满这些观点，其相关内容如下。

蒙古时代的中国，身为支配者的蒙古蒙昧无知，不能理解高度的中国文化。

因此，一直以来支持中国文化的传统文人与知识分子就陷入怀才不遇的处境。

对于曾被称作“士大夫”或“读书人”的他们而言，参加高等文官选拔测验即“科举”及格，参与王朝政治才是人生目标，也是希望。

但是，在蒙古统治下长期以来未举办科举，他们通往高级官僚的路被阻挡了。

科举到了元代中期终于再度开办，但也不过是极微小的规模。

并且，一般认为蒙古治下的中国，因人种或地区来定义的四种阶级身份制度很严重。

最高等者当然是身为支配者的蒙古。

第二等是被称作“色目人”的异邦人，包含了以畏兀儿为主，以及被称为党项(Tangut)的西夏族、自中亚来的康里人(Kangly)和阿尔根人(Arghln)、欧亚西北草原的克普恰克人(Qipchaq)、高加索山地(Caucasus)北麓的阿苏特人(Asud，即现奥赛提亚人／Ossetic)，还有中亚、西亚的穆斯林，远至欧洲人。

第三等是总称为“汉人”者，所指的是过去相当于金朝领域的中国北方居民，在所谓的汉族之外，尚包括辽朝契丹帝国后裔的契丹族及金朝支配阶级的女真族。

接着第四等是过去为南宋国居民的中国南方人，称作“南人”。

至于人数，愈到下层就愈多。

作为少数支配者的蒙古人，巧妙地利用人种或语言，生活习惯或文化传统等差异，将自身的支配引导到有利方向上。

其中最悲惨的是“南人”。

他们被定位在社会的最底层，必须受到歧视及虐待。

尤其最可怜的，就是儒者。

在传统中国王朝必受重视的儒者们，现在被认为只会耍嘴皮子又不中用，甚至有“九儒十丐”这句话流传，意思就是如果将社会划分为十个阶层，儒者是排名第九，只比乞丐好一些。

而排名在儒者上头的第八名，则是卖春妇。

因此，失去宦途，被阻断了出仕之路的士大夫，只好将所压抑的不满及能量，宣泄到过去不曾顾盼的庶民文化领域上。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元曲”，一种融入口语体曲乐的舞台戏剧，也有其他许多各式各样的庶民文化普及。

这原本应该作为蒙古统治下之中国光明的一面来给予评价，但却被形容作“总之是因为处在压抑环境下才出现的事态，是一种抑郁日久能量流泻出来的产物”。

但，即便以常识来思考，也会觉得这是歪曲无理而奇怪的逻辑。

以一句话来说，蒙古对中国来说只是一个灾难，一直以来的“常识”都这么认为。

其大致上皆以科举的停止、四阶级制的确立、负面能量流露所造成的庶民文化兴盛的这三点惯用说法来解释。

蒙古对中国及其民众而言，就象征着混乱、压抑和榨取。

在南宋时代完成举世瞩目发展，达到世界最高社会、经济、文化、技术水准的中国，在此尝到了可以说是致命伤的绝大重创和挫折……这样的一种印象，其实在中国史专门研究者里头也相当普遍。

但是，在我们要讨论的十三世纪当时的中国南方杭州，却正是因蒙古才成为欧亚世界中顶尖的巨大的百万人口的城市。

有关此一实例，以下想再稍作详细说明。

2 蒙古是中国文明的破坏者吗？耐人寻味的解读法国向以悠久传统的“中国学”著称。

作为现代法国汉学代表的硕学谢和耐(JacquesGernet)，在描写落入蒙古军手中前夕南宋首都杭州繁荣景况的《蒙古入侵前夕的中国日常生活》(Daily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1250-1276)著作序文中，作如下叙述：一二七六年，是杭州被蒙古族攻略，中国全境在历史上首次为蛮族所占领的一年。

这是一个对所有文化都采取叛逆的立场，只固执于“为战斗而生”民族传统的蛮族，这群已完成令西方世界惊叹之大型征服事业的游牧民，又将中国全境彻底征服，这给中国精神带来了幻灭。

蒙古族的占领给当时世界上最富裕、最先进的文明之国中国加诸了深刻的打击。

正因为蒙古族征服前夕的中国文明，在许多方面都是最辉煌的，所以这个历史事件更可以说是给中国历史造成了重大挫折。

这里鲜明地反映出将中国与西方世界作为文明国度，将蒙古等游牧民定位作蛮族的荒唐意识。

不过，是否真如谢和耐所言，蒙古的“征服”给中国带来了深刻打击呢？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将蒙古视作一个逆所有文化而行，只为战争而生的“蛮族”呢？并且，谢和耐书名中的杭州是否真的被蒙古夺去了史上罕见的高度繁荣呢？谢和耐这本出版于一九五九年的著作，以在中国史甚至世界史上皆是一座高度精练的文化城市——杭州为题材，将当时彼方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精彩且栩栩如生地再现了。

此书目前已有英文及中文的翻译版本，享有极高的名著声誉，现在也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

日本也由栗本一男翻译于一九九○年改题为《中国近世の百万都市—モンゴル袭来前夜の杭州》来出版。

方才的引文即是栗本一男的译文。

然而，只要遍读该书，就会留意到几个奇特之处。

那就是在谈论南宋时代繁荣杭州的史料方面，除了中国文献外，还使用了马可·波罗(Marco Polo)、鄂多立克(Odorico)及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等人的游记。

特别是马可·波罗的叙述，由于其直率有价值，总是被当作最后王牌般地使用。

例如在“都市生活的愉悦”一节中，首先就引用了马可·波罗如下的一段话：“行在(即杭州)是世界上无与伦比、顶级的城市。

这里可以享受到各种乐趣，甚至令人幻想自己身处天堂。

”这样的引文处处可见。

每次读到这种文章，都很难不让人感到某种无法言喻的奇异之感。

谁都知道，马可·波罗所来到的是蒙古统治下的东方。

他所目睹并留下印象的杭州，也是蒙古统治下的杭州，不可能会是南宋时代的杭州。

有关这一点，谢和耐在序文最后作了附带说明：马可·波罗于杭州落入蒙古手中的一二七六年到一二九二年为止都生活在当地，“当时的市街与南宋时代没有太大的改变”。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将马可·波罗的记叙读作是南宋时代杭州的见闻亦无妨。

笔者对于此位名唤马可·波罗并闻名于世的旅行者，抱有根本性的疑问。

他是否是一位确实存在于世界上的人物呢？这个疑问是来自现无确证指出马可·波罗这号在威尼斯档案馆遗留下文件的人物，是否与我们通称《东方见闻录》这一系列游记抄本的主人公是同一人物。

原本，能否将所谓的《东方见闻录》视作一部书，也是疑问。

虽然是有一系列的抄本，但这些抄本的内容与时期都各自纷呈不一，要设想最早的“祖本”都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