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思想史在当代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

西方政治思想史在当代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我今天要谈的题目是西方政治思想史这个学科在当代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

这是一个宏大的主题，我显然力不从心，但是，谈这个题目，也是为了扣住我们这个会议的主题。

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政治学学科恢复与重建30年，刚才徐先生讲了，这是个喜庆的日子。

没有30年前的恢复和重建，中国就没有政治学，就没有政治学的今天。

当年，我们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位老前辈吴恩裕先生，是民国时代过来的，英国回来的博士，由于政治学被砍掉了，就去研究《红楼梦》。

如果政治学不恢复，我们在座的诸位就不会是政治学者，也许是《金甁梅》的专家吧？但这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在纪念政治学恢复三十年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追问，当年为什么会做出砍掉政治学这样的事情？如果说，一个观点被禁止，一个流派被禁止，这还是可以理解的事，但整个一个学科居然被砍掉了近三十年，整整一代人不知道什么是政治学。

这又是为什么？二千年前，亚里士多德首次对人类的知识体系进行学科划分，就划出了一块儿，叫“政治学”。

他确定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也对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同时也确定了政治学的地位。

所以，政治学是最古老的学科，有二千多年的历史。

可在中国1952年的学科调整中，它竟然被砍掉了。

曾经有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人，思想很活跃，他通过自己的思考，大约是在70年代末吧，提出中国应该建立一门学科，叫政治学。

他以为“政治学”这个词是他发明的。

其不知这个学科已经存在了二千多年。

这个人后来成了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首任所长。

人们可以说，那是盲目的学苏联，但苏联又为什么这样做？后来苏联恢复了政治学，我们为什么还不恢复？我能想到的，可能是两个原因：一个是不需要。

那个时代的政治不需要政治学，专横任性的权力不需要学术研究。

什么时候才需要政治学？一个是民主宪政制度下需要政治学，一个是社会转型时期需要政治学。

当国家实行法治时，就需要法学，而革命专政的时代，就不需要法学；在市场经济下，需要经济学，计划经济不需要经济学。

计划经济就是使经济生活非常简单化，不需要复杂精密的经济学研究。

这都是同样的道理。

另一个是不相容。

非人道非理性的政治经不起理性的考察。

只要具备政治学的专业训练，按政治学的学术规范来研究，这种政治就会漏洞百出，就失去了正当性基础。

那个时代是最讲政治的，可以称为“泛政治化”。

政治渗透一切，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极度的政治动员，但政治学却是缺位的。

有关政治的知识、观念，政治话语，都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了。

对政治的描述和阐述，违背基本的学术规范，都被定位于宣传而不是学术研究。

那个时代也有政治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大学课堂上，有时开设“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论”，这是政治学原理和法学原理的结合，但只讲一家一派学说，其它学派都是被批判的对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政治思想史处于什么地位呢？西方政治思想史有着一种特殊的身份，受到特殊的歧视。

那个时代，政治学虽然中断了，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没有中断。

它在历史学这个平台上得以继续生存，但西方政治思想史，因为搞世界史的很少关注它，所以，没有了政治学的大平台，它基本上被中断了。

从50年代到70年代，部分地延续到80年代，它的内容，或整个学科，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不正确”。

因为它承载的知识体系和观念体系，被视为与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不相容，被视为解构官方意识形态的因素和力量。

也就是说，它姓“资”，不姓“无”。

除了姓资的内容外，其余的也都是剥削阶级的政治思想。

一听到西方的那些思想，什么人民主权、天赋人权、分权制衡等，有些人是感到后脊梁都发凉的。

那个时候，对西方政治思想“只介绍不批判”就是一项严重的罪名。

9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的紧篐咒解除了，但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成为新的强势话语，新的“政治正确”。

西方政治思想史因为姓“西”，又被戴上新的紧篐咒。

好像你是西方的，就不能理直气壮，就得半遮半掩，就得躲躲闪闪。

必须不断重复“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西方的东西“不适合中国国情”之类的口号，才能使自己不至于沦落到“全盘西化“、”崇洋媚外“的地位。

我这里借这个机会，想为西方政治思想史说几句话。

要确定西方政治思想史在政治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需要了解政治思想史的一般内容。

广义的政治思想史包含：（1）政治哲学史或政治理论（学说史）；（2）政治思想史或政治观念史；（3）政治学史。

从内容上看，它包括两个线索或要素：（1）对政治现象的客观描述、解释和分析，这属于人类认识史的范围；（2）对政治价值的辨析、判断、选择和构建，这属于人类道德进化史的范围。

也说是说，政治思想史包括了一套知识体系和一套观念体系。

它是历史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

作为历史学，它是历史的政治史部分；作为政治学，它是政治学的历史部分。

我这里不是一般地讲西方政治思想史在政治学学科体系中的作用，而是强调它在“当代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中特殊的重要性。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学术传统来源于西方，基本观念来源于西方。

当代政治学知识和观念体系，主要是在西方传统中形成和积累的。

政治学的基本概念、范畴、理论、方法，都源于西方。

由于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扩张，中国政治学自身的传统被遮断了，对于今天的政治学来说，传统的政治学只是一种文化背景。

像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政体、政党、正义、分权制衡、公民社会、利益集团、革命等，大部分概念只能到西方的文化语境中去寻求理解，有的概念，在中国传统中完全没有对应的词汇，如人权、自由等。

有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如平等、正义，但远不如西方传统中内容丰富。

还有的概念，这个词汇虽然在中国古代有过，但不是现代的内涵，现代的内涵只能按它在西方语境中的涵义来解释，如民主、法治等。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民主是为民作主，民之主的意思，而不是人民做主（by the people）的意思。

更进一步说，当代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中，许多概念来自于日本，是近代日本人用某一个中文词翻译西方的某个概念，然后我们又从日文翻译到中国来。

经过这样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过程，这个中文词已经不能按它在中国传统中的原义来理解了。

这样说来，西方政治思想史，就是当代政治学，包括当代中国政治学现有知识体系形成发展的历史。

即使保守地说，西方政治思想史包括了当代政治学知识体系的主体部分。

当代政治学知识体系可以视为共时性的、平面的知识体系，而西方政治思想史是它的纵向的展开，增加了其历史的维度，所以是历时性的、立体的知识体系。

当代政治学的观念体系也主要源于西方。

诚然，一些基本的政治哲学问题，无论中西，无论古今，都是要思考和讨论的，但是，只有在西方传统中，对政治的讨论以政治哲学的方式出现。

中国是否有过政治哲学，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我的看法是，如果以西方政治哲学为标准，中国就没有政治哲学；如果将标准放得宽些，将中国某些政治理论视为政治哲学的话，我们也得承认，中国的政治哲学很不发达。

像柏拉图，光是讨论“正义”这个概念，就演绎成洋洋洒洒的一大本《理想国》，这种政治哲学的讨论在中国显然是不存在的。

当代中国各种意识形态都源于西方，或借用西方的资源。

即使一些批判西方的思想，也大量借用西方的思想资源。

像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他们批判和否定的是西方的主流思想，但却借助于西方的非主流思想，各种左翼的思想。

有的时候甚至是生搬硬套甚至抄袭西方的各种左翼思想。

至今，中国已经没有独立的、纯正的本土思想。

中国思想界的一些论争，只是多元化西方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一个折射。

一些旨在维护传统的思想流派，其所维护的传统也是经过西方思想重新解释加工过的。

新儒家新在哪里？新在将传统儒家与西方思想嫁接了起来，或者用现代西方思想重新解释儒家。

一些人致力于挖掘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不断有所谓新的“发现”。

其实，这些新的发现往往是学者戴上了西方文化的有色眼镜后考察中国传统而出现的现象，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研究者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后，将自己已有的观念投射到研究对象上的结果。

其次，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西方政治思想史所提供的知识、观念、文化因素，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有特殊的重要性。

处于这个转型时期，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基本体制都没有解决，社会发展的道路和目标还在激烈的争论当中。

我们明确的一点是，中国要建设现代的政治文明。

而现代政治文明起源于西方，而后传播到全世界。

即使西方传统的文化也是准现代的，它孕育着现代文明的胚胎、种子，具备向现代文明发展的内在趋向。

正因为如此，西方政治思想史为我们提供了走向政治现代化的知识和思想资源。

如果你读孔子，他教你做一个好臣民，但你读亚里士多德，他教你做一个好公民。

董仲舒和奥古斯丁都要人敬畏超自然的权威，天或上帝，但奥古斯丁使人在人间秩序中有自由，在人面前有尊严。

一个基督徒，即使他的地位很卑微，但人格却不会很卑贱。

董仲舒却以三纲五常的人伦秩序将人压缩为零。

史学家有个比喻：历史是悬在我们身后的星座。

它为我们今天定位，为我们明天导航。

但当代中国人身后有两个星座：一个是中国的历史，一个是西方的历史。

有人一听到别人积极地评价西方文化的价值，就攻击人家“数典忘祖”。

其实，对当代中国人而言，这个“典”不仅是中国的经典和典章制度，还有西方的经典和典章制度；不仅有孔子之典，还有亚里士多德之典。

因为历史发展到今天，在我们的政治学知识和观念体系中，更多的内容来源于西方。

在种族血缘的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是西方人，但在学术传统上，他也是我们的“祖”。

他是政治学的开山鼻祖嘛，谁能否定这一点呢？我们所从事的这个学科就是他创立的。

我们搞政治学的都可以想一想，你的知识和观念体系中，来自孔子的多，还是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多？在建设现代政治文明过程中，我们需要了解中国的历史，这是我们的背景，我们的出发点、立足点。

但是，我们建设现代政治文明，从中国传统中能够得到的直接教益是十分有限的。

我们不会重复中国的历史，但我们却在很大程度上重演西方人的经历。

比如，我们现在正经历从臣民向公民的转变，中国历史上没有这个经历，西方却有过多次。

日尔曼人原是自由的野蛮人，而后在封建化浪潮中普遍沦为臣民。

接着，他们又由臣民转变为公民。

借助于希腊罗马的公民文化资源，作为臣民的日尔曼人成长为现代公民。

在中世纪早期，日尔曼人的王权逐渐私有化，成为私权。

同样借助于希腊罗马的公共权力的思想资源，通过罗马法复兴和亚里士德革命，私人化的权力转变为现代的公共权力。

这里既有政治实践的成就，也有思想的进步。

这样的进程对我们很有意义，因为我们正在这个进程中。

我们不仅能够借助西方的思想资源，还能够为今天的历史定位，大致明白下一步的走向。

在发达国家，对当代本国政治的实证研究是政治学的主体。

但在当代的中国条件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政治还基本上属于“灰箱”政治，政治的理性化还没有完成，科学的、实证的研究就受到很大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