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清代的清书庶吉士

解析清代的清书庶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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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清史代表学者欧立德在其文章《满文档案与新清史》中认为，“新清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主要特色是使用汉语之外的语言写成的资料”，而“满文档案通常，虽然并非总是，启示汉文材料中所隐藏的事情”。“满洲人同时也要是个‘满洲人’”，这种自我认同，是他们“可以维持少数统治的原因”①。但是，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满语并非满洲统治者刻意筑起的一道与汉人之间的屏障。杜家骥认为，努尔哈赤时期满文就已经推行和普及了②。而令汉人学习满文，则在皇太极入关前就得到了施行③。随着满洲贵族入主中原，满汉语言相通的要求更加迫切，在满洲官员学习汉语的同时，部分汉官也被令学习满文，形成了清书庶吉士制度。顺治六年(1649年)四月礼科右给事中姚文然的上奏，基本阐明了朝廷设立清书庶吉士的初衷：“窃思满汉一家，咸思报主，止因语言文字间隔难通，未免彼此有异同之见。前此两科馆选，虽有清书，但选员无多……臣请于新进士内广选庶吉士，察其品行端方、年力强壮者，俾肄习清书精熟，授以科道等官，内而

召对，可省转译之烦。即出而巡方，亦便与满洲镇抚诸臣言语相通，可收同寅协恭之效。”④顺治帝也曾申明，选派庶吉士学习满文，是为了“以充侍从之选”、“以资奏对讲读”⑤。

清代庶吉士学习满文问题，很早就有学者留意，其中最为详尽的研究，当属李宗侗《清代对于年轻翰林习满文的办法》一文。李先生以“清实录”为主要资料，考证了“实录”所载历科清书庶吉士的姓名、出身，然因其时资料未详，文中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勘定史料，更为详细、具体地探讨这一问题。

一清书庶吉士制度概述

1.清书庶吉士制度的存续时间

李宗侗认为，“这种办法开始在顺治十年二月(公元一六五三年)丙辰那天”。其依据是，《清世祖实录》载，此日谕吏部：“国家设翰林院衙门，原为储养人才，以充侍从之选，故特选教习满书官员，令伊等兼习满语满文，以资奏对讲读。选授之时，惟择少年，以其易于学习也。”①但细加考察，发现清书庶吉士制度的实施是与满洲入主中原后的开科取士同时进行的。顺治三年(1646年)，入关后首次开科取士，四月“选授进士多象谦、梁清宽……张汧等四十六名为庶吉士，俱

送翰林院读书”②;四年二月，“赐习满书庶吉士刘泽芳、张文明、韦成贤、王紫绶、夏敷九、沙澄、胡兆龙、陆嵩、李霨、艾元徵等貂帽、凉帽各一顶，皮镶朝衣、缎朝衣各一袭，靴各一双”③。这10位满书庶吉士皆为顺治三年进士，故知庶吉士学习满语是随着清代庶吉士制度一同开始的，顺治十年的谕旨只是对此制度的再次强调。关于清书庶吉士制度的结束时间，说法比较统一。如《清宣宗实录》所记最后一批清书庶吉士散馆时间为道光十八年，故李宗侗认为，最后一科清书庶吉士为道光十六年(1836年)丙申科。光绪《大清会典事例》亦云：清书庶吉士“自道光十八年戊戌科以后，未经派习”④。即是说，末科清书庶吉士于道光十六年馆选，十八年散馆，此后不再派习。

2.清书庶吉士的馆选

清书庶吉士之选任有人数和年龄方面的限制，其规定是在施行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的。“国初庶吉士分习清书，系与汉书各半”⑤。就“实录”记载来看，康熙九年(1670年)之前的历科庶吉士皆记有馆选名录，其人数十到二十余人不等，最多一次为康熙九年，选清书庶吉士27人。之后历科不再记录馆选人数，只记散馆时授为编修、检讨者，部用与外转者皆不记，故人数不便统计。单就散馆人数看，康熙年间清书庶吉士人

数浮动较大，如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散馆时有24人，四十八年(1709年)为28人，而四十二年(1703年)仅有4人。就每科的平均数而论，康熙时期远多于雍正、乾隆时期，此时满语文正处于广泛使用时期。但到雍正之后，清书庶吉士的数量大幅减少，“每科派十四五员、十七八员不等”⑥。如《天咫偶闻》记：翰林学士习国书，盖以备翻译编纂之任……康熙年间，馆选之例，庶吉士年四十五以下者，悉皆分读清书。世宗御极以来，只择年少资敏者。每科不过十余人，盖取其年富力强，可收记诵翻译之功也⑦。据“实录”记载，乾隆十六年(1751年)前后，每次散馆内升清书庶吉士七八人，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时骤减至三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奏准：“本科庶吉士习清书五员，合旧科未经散馆之清书庶吉士共有八员，为数较多，今将现派五员内酌减二员。”此次决定将清书庶吉士每科的人数减至三员。至嘉庆十六年(1811年)，因“每科庶吉士内派习清书者三人，未免过少”，故上谕：“除本科业经派定毋庸增改外，嗣后每科清书庶吉士著遵奉乾隆十六年谕旨，仍酌派在十人内外，毋致过少。”

⑧但之后散馆内升者，仍旧在二到四人之间。

总体来看，清书庶吉士人数，顺治、康熙时期最多，每科可达二三十人;雍正、乾隆时期勉强维持在十

人左右，至嘉庆时期则减少到了每科三人。后虽经下旨增派，但未见明显增加，于道光十八年散馆后则被取消。这一变化趋势，与清代行政过程中的满语使用情况是一致的。清朝前期，中央政府的重要文书，尤其是涉及军机、边疆、民族、旗务部分均使用满文;雍正末年，军机处月折中已杂用汉文;嘉庆以后，即便是军机处、内务府、宗人府等主要由满员把持的重要机构中，汉文文件也逐渐占据优势;道光时期，谕令满洲侍郎以下至五品京堂官进内廷考试，结果翻译通顺和稍有错误的只占十之三四，不能落笔的却有一半之多⑨。此外，因清书庶吉士需“兼习满语满文”，为“易于学习”①，多以年轻者为之，“向以庶吉士四十五岁以下者派充。至雍正年间，止以年少资敏者十余人令其学习”。乾隆十六年后，“令选年三十岁以下者”。但有些庶吉士，馆选之时年龄合例，散馆时“或因吿假丁忧年齿已长者，例准改习汉书”。如“康熙时改习者，庶吉士孙致弥、孙时宜、李应绶;雍正时改习者，编修程元章，庶吉士康忱、李士、唐绍祖、郑为龙、孙诏;嘉庆五年庶吉士王鼎、毛式郇，九年庶吉士潘恭辰”

②。乾隆十六年，曾对清书庶吉士的省份进行了规定。因“边省之人选馆本少，声律亦素所未娴，既习国书，自必专意殚精，惟清文是务。非天分优而学业勤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