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

近十年来陈子昂研究述评

梁晓萍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山西临汾041004）

摘要：陈子昂，作为初唐文学革新的倡导者，其身上的儒、道、纵横家的思想，宇宙、悲剧、忧患、孤独等意识，他与高层之间的关系及其政治品格，他的诗论“兴寄”与“风骨”的内涵，其诗论产生的复杂原因及后人对其诗论的评价等，历来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本文特将近十年来对陈子昂思想与诗论方面的研究做一综述与简评，以便参考。

关键词：陈子昂思想诗论

自1994年至2004年这十年里，陈子昂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的研究论文约100篇；这十年中，无论是在研究的方法方面，还是在研究的实绩方面，也无论是在宏观研究方面，还是在微观探讨方面，都产生了不小的突破，陈子昂研究可谓全面而深入。就其研究成果来看，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对陈子昂生平的研究、对陈子昂思想的研究、对陈子昂诗歌理论的研究、对陈子昂创作的研究（对诗歌创作及文的研究），本文将从思想和诗论两个方面对近十年来的陈子昂研究进行回望，以给研究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资料。

一、对陈子昂思想人格的研究

这是一个极富探索性与挑战性的研究命题与方向，也是一个成果不凡的研究命题与方向，近十年来，研究者们多探讨陈子昂与儒家、道家、纵横家等的关系，也有的探讨陈子昂的宇宙、悲剧、忧患及孤独等意识，还有的探讨其与高层之间的关系继而评价其政治品格，期间有十多篇相关论文发表。

1、关于思想方面的研究

徐菡认为陈子昂是一个纯粹而彻底的儒者，在《从〈感遇诗〉看陈子昂对武周王朝的态度》[1]一文中，她强调陈子昂不是为一主而守节的愚忠者，也不是为自己而守名的自清者，而是重视自我以求兼济天下的仁爱之人，“于仁、于义、于忠，陈子昂均循儒家之轨仪，深得儒学之精髓”，是为“千古立忠义”（杜甫言）之人。在文学上他亦承继“诗言志”，主张“诗礼固可学，郑卫不足听”，开有唐一代“为人生”的艺术之风，后代儒士诟议子昂，实有论其人不究其文、颂其诗不辩其时的片面性。周唯一则探讨陈子昂与道家思想之间关系，如《陈子昂的诗和道家思想》[2]，认为陈诗与道家思想的联系表现在三个方面：“诗人能发扬道家的嫉世精神，大胆地批判揭露政治生活中的丑恶现象”；“诗人用道家的天命观和物化论去反思和剖析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诗人还运用道家有关‘死亡’、‘隐逸’的思想去思考自己的人生处境，从而确立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其区别则主要表现为政治理想与精神特质不同，道家提倡自然无为，反对功名利禄，而陈子昂则始终都保持着一颗建功立业的上进之心，所以他的诗常常不是消极悲观的格调，而是激昂亢奋、深遂有力的风格。近来，郑红良《陈子昂〈感遇〉诗中“道”的思想》[3]也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纵横家思想对陈子昂也有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如刘国蓉《陈子昂纵横家思想简论》[4]一文，认为源自家学又兼深厚地方文化积淀的纵横家思想在陈子昂的一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贯穿于他的一生，外现为他的处事方式，内蕴于他的精神气质。其实，陈子昂的思想成份虽然复杂，但从有关记载来看也是有迹可寻的，十八岁以前主要为豪侠的行为，纵横家思想对其影响很大；十八岁“折节读书”之后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占主导地位；再往后，对仕途灰心，道家的思想又占了主导地位，这是郑盘峰的观点。之前，闻一多也曾有过一个总结：“可以说纵横家给了他飞翔之力，道家

给了他飞翔之术，儒家给了他顾尘之累，佛家给了他终归人世而又能妙赏自然之趣。”[5]至此我们看出，关于陈子昂的思想，历代研究者争论纷纷，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诗人的思想评价也不一，研究成果令人可喜，不过我们仍然认为，以诗人复杂的思想意识作为理论依据，细致地多角度地且全面地揭示其思想面貌，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一些细节，如纵横家与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约略分界线以十八岁“折节读书”为好还是以二十四岁“为官”为好[6]等，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2、关于意识方面的研究

任何一个文人均为多棱镜，在他的身上聚集着多重意识，陈子昂亦不例外。研究者们往往擢其一点进行深入剖析，探讨宇宙意识方面，如赵治中《陈子昂宇宙意识初探》[7]、徐伯鸿《试论初唐中后期诗人的宇宙意识》[8]，赵文通过对中国古代宇宙意识发展脉络的追溯，并与闻一多先生曾热情赞誉的张若虚的比较，充分肯定了陈子昂的宇宙意识在这一发展中独特的贡献和崇高的地位。认为其强烈而深邃，自觉而明确，但作者也敏锐而客观地指出其在发展变化的大前提下，最后则有所倒退的不足。徐文认为陈子昂扫除了缠绕在初唐中后期诗人心头的迷雾，为唐代诗歌史上“盛唐气象”的出现，在心理意识和目标选择上做了极为重要的清理和定位工作。

杜浣溪则探讨陈子昂身上具有的忧患意识，《“云海方荡潏孤鳞安得宁”——论陈子昂的忧患意识》[9]一文，他认为陈子昂的忧患意识，在封建社会的前期可谓前无古人，后少无来者，较之李白，其忧患意识“更为深广、持久和浓郁”，较之杜甫，其忧患意识更为“全面而深刻”，“具体而悲怆”。

孤独意识也是陈子昂研究中频繁出现的一个词语，它实际上是人们精神生活中的寂寞感与无依感，先驱者往往与孤独意识紧紧拥抱，有的甚至拥抱一生，陈子昂即为孤独的先驱者。赵治中《论陈子昂的孤独意识》[10]，指出“陈子昂的一生，是孤独的一生”，且他的孤独意识具有“与忧患意识相结合”的特点，在摆脱孤独的方法上，陈氏也有独特的一面，他建构茅宇，种树采药，计划作《后史记》，习道语玄，实为以退为进。

关于悲剧意识，张法于《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11]中有过论述，认为陈子昂属于天道悲剧意识系列中的盛世之悲，而“盛世犹庸世的巨大的孤独感和在巨大的孤独感中暗含着天道循环的盛世幻想”是其中两个对立统一的基本点。张学岚《守望者的不归路——陈子昂悲剧的历史根源》[12]，认为诗人的悲剧在于“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政治，并以极大的耐心等待仕进，但最终却在无奈的隐居中品尝着无以复加的精神痛苦”，而其人生悲剧也是历来徘徊在仕与隐之间的知识分子内心苦闷的典型表现。我们认为以上几种意识并非互不干涉的孤立的绝缘体，而是互相穿插互相渗透的复合体，一些学者已注意到这一点，然探讨的力度和广度还有待更进一步。

3、关于政治品格的研究。

关于陈子昂对武则天的态度及其政治品格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唐代文人几乎一致认为陈子昂是忠义之臣，具有政治雄才；随着程朱理学和封建正统观念的形成，对于陈子昂与武则天关系的评价出现了新的变化；清人对他的攻击空前激烈，王士祯则索性破口大骂，张昆厚《从陈子昂与武则天的隔膜看陈子昂悲剧的时代性》[13]，认为二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陈要追求的是无为而治的仁政王道理想，武则天时代不需要他的这种理想；陈要坚持他的独立人格，封建专制主义却坚决不允许他保有这种人格，这样主观与客观的冲突，注定了他悲剧的必然性，而这样的悲剧实乃同一时代的正直的封建文人的共同的悲剧。杜晓勤《从家学渊源看陈子昂的人格精神和诗歌创作》[14]认为，“陈子昂既不能算是‘唐之小人’，也不是谄武、媚武之‘宠嬖’，更不是忠于唐室的‘拥李派’。陈子昂诣阙上书、上表献颂、为武周改制出谋划策，只是为了实现其‘贤圣遇合’的理想”。朱家平《试析陈子昂对武则天的态度问题》[15]，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认识和评价这个问题，认为陈子昂既支持武则天的政治改革，又反对武则天的恐怖政治及佞佛靡财；不仅是诗歌革新理论的提出者，也是敢于为民请命的请命官。我们认为，任何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