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用人之道

唐太宗用人之道唐太宗李世民（599-649），中华帝国千古一帝，唐代第二位君主，唐高祖李渊之次子。

世民出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4岁时曾有相面先生预言说，此子将来必能济世安民，因以为名。

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炀帝被突厥始毕可汗率兵围困在雁门（今山西代县），年仅16岁的李世民应募勤王，崭露头角。

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被任为太原留守，李世民随从来到晋阳（今山西太原）。

这时隋政已衰，天下大乱，李世民便广交英雄豪杰，积极招兵买马，准备举兵反隋，夺取天下。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世民率秦王府幕僚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发动“玄武门之变”。

两天以后，唐高祖下诏将李世民立为太子。

八月，唐高祖禅位而为太上皇，李世民登上帝位，是为唐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一个有作为的皇帝。

他登基之后，励精图治，使唐朝很快出现了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的升平景象。

这种景象的出现，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唐太宗实行一整套比较开明的人才政策则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一唐太宗人才政策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

唐太宗即位之初，国内形势并不是很好。

一方面，唐王朝是在攫取隋末农民起义果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最后击败刘黑闼起义军是在武德六年，至唐太宗即位不过3年多时间，农民起义的余散力量同唐王朝统治者之间仍然处于相对紧张的状态；另一方面，建成、元吉余党既不甘心也不安心，总想侍机捣乱。

武德九年和贞观元年，地方上不止一次发生过局部变乱，这些都给唐太宗政权带来威胁。

历史的得失是唐太宗的一面宝鉴。

隋炀帝在治理国家中实行“骄矜自用”的孤家寡人政策，无法使“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

对此，唐太宗深有感触地说：“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在时势面前，唐太宗认识到，“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把“用贤才”与“安天下”联系起来，其见解是客观的，同时又是辩证的。

应该说，这是唐太宗人才政策得以形成的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

为了尽快地稳定局势，唐太宗必须恰当地协调和处理好各种复杂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

在确定用人政策方面，首先要考虑如何正确对待以下三种人员：即秦王府属、高祖时政府机关的官吏、建成的东宫官属和元吉的齐王府属。

秦王府属是帮助唐太宗取得皇位的主要力量，对他们的任用，唐太宗不能不慎重考虑。

第一，在唐太宗看来，这些人不一定都是贤才。

如果只按关系的亲疏和资历的深浅来确定对他们的任用，便不能“服天下人之心”；第二，在唐太宗取得政权之后，“诸将争功，纷纭不已”，他们依仗自己的功勋，容易垄断大权，把持朝政，甚至把唐太宗给包围起来；第三，唐太宗从尽快稳定局势的需要出发，准备对建成、元吉余党“皆赦不问”。

而秦王府属对建成、元吉余党怀有强烈的敌对情绪，害怕建成、元吉党人被太宗重用后会分散自己的权益，曾经想全部除掉建成、元吉党人。

这种关系如处理不好，容易使矛盾更加激化。

武德年间，唐高祖网罗了前朝的许多贵族士族，让他们参加统治集团。

他们往往无功受禄，在社会上享有种种特权。

唐高祖沿袭旧制，将皇族子孙乃至童孺都封官进爵，这对才路的开辟无疑是一大障碍。

在上层统治集团中的士族，虽然有的是为唐王朝的建立功不可没，有的也曾支持过唐太宗，但他们在思想上毕竟与唐太宗不是一致的。

对于这些人，唐太宗很不放心，既要对他们有所利用，又不能依靠他们。

建成的东宫官属和元吉的齐王府属曾经是反对唐太宗的。

但是，他们毕竟不同于建成、元吉，和唐太宗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

唐太宗认为，他们过去反对自己，乃是“各为其主”。

只要自己能对他们“蒙国士之遇”，他们是可以“以国士报之”的。

何况其中有不少人具有丰富的政治、军事才能，擢用他们，对治理国家并不是没有好处。

上述三种人员的情况各有特点，如何对待他们，是当时矛盾的一个焦点。

唐太宗即位之后，一方面改组原政府机构，削弱士族在朝廷的力量，罢免了其中许多思想保守的官吏，另一方面本着“惟才是与”的原则，大胆擢用包括士族在内的各类人员中的贤才。

这样，既有效地协调了各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促进了政局的稳定，又将他们中精明善干的贤才引置在自己左右，为组成一个新的强有力的统治集团奠定了基础。

二唐太宗的人才政策，完全符合时势的需要，其具体措施是坚定有力的。

1.压抑士族。

鉴于士族门第对才路的开辟是个严重障碍，唐太宗就设法对它加以限制。

他认为“遍封宗子”于天下不利，下令“降宗室郡王皆为县公，惟有功者数人不降”。

同时明确宣布对皇族成员也实行论功定赏的原则。

这对享有特权的士族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当然，唐太宗压抑的并不是所有的士族成员，对于他们中有才干的人，还是适当予以重用的。

如关陇军事贵族在朝廷大臣中仍占一定的比例。

压抑士族的结果，广泛地开辟了才路，使一些寒微地主和庶民中有才能的人得到升迁和获得参预政事的机会。

2.精兵简政。

唐太宗认为：“官在得人，不在员多。

”贞观初，唐太宗就下令并省了许多机构，精简了不少政府官吏。

光是中央官府的官吏就由原来的两千多人裁减为六百四十三人，后宫及掖庭前后精简了三千多人。

为了提高官府的办事效能，唐太宗还实行了官吏队伍的更新制度，规定任职达七十岁就应退休，因为“或年高及耄，或积病智昏，既无益于时宜，当置之以闲逸。

久妨贤路，殊为不可”。

3.“惟才是与”。

唐太宗用人不弃仇，不避亲，也不分贫贱，做到“惟才是与”。

历史名臣魏征，早年参加瓦岗农民起义军，归唐后是李建成的主要谋士，曾多次劝李建成除掉唐太宗。

唐太宗看到魏征刚直机警，深有谋略，在捉住他后不但不加罪，反而“改容礼之”，并拜为谏议大夫。

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哥哥，又是唐太宗早年的好友，文武双全，累建功勋。

当唐太宗准备要他担任司空要职时，朝廷许多人担心这样做会被人说成是以私人治天下，长孙无忌自己也辞不就职。

唐太宗当即重申了自己的用人主张，“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并解释“今日所举，非私亲也”，坚持要长孙无忌担任了司空职务。

而亲属中的另一种情况，如唐太宗叔父淮安王李神通虽然有功劳，但不懂得管理，不会节制下属，在安排职务时，唐太宗没有重用他。

马周原系武将常何家中的门客，出身贫贱。

贞观五年，马周代替常何起草了二十多条辩理精辟的意见。

唐太宗读后非常高兴，立即将马周诏来，与之谈论国家大事，发现他确实很有才略见识，便不顾马周受人歧视的身世，毅然将他留下任职，擢为监察御史。

4.开科取士。

唐初，在地方上中小地主中的知识分子中，潜藏着一股不小的人才力量。

为了更广泛地罗致各种人才，唐太宗改进并推行了科举制度。

隋代科举考试科目只有进士、明经两种，唐太宗把它增加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种，普通地主子弟都有应试资格。

这样，较为广泛地为广大中小地主打开了入仕的大门，从而获得了不少人才。

历史名臣李义府，曾经“家代无名”，后来成为唐太宗的宰相，就是通过科举入仕的。

5.用人之长。

唐太宗即位之初，就命大臣封德彝推荐人才，封德彝好长时间没有推荐一人，反说“于今未有奇才”。

唐太宗驳斥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在实际用人中，唐太宗充分体现出了“各取所长”这一原则。

在朝廷掌权的大臣中，各有其特点与长处，却又都不是全才。

唐太宗从不责备，而是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情况，因人制宜，分别委以与其长处相适应的职务，使他们的才智都能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

6.用人不疑。

唐太宗特别注意用信任群臣的手段去发挥群臣的作用。

为了表示对群臣的信任，唐太宗明确地做了一些规定。

“朕历选前王，但有君疑於臣，则下不能上达，欲求尽忠极虑，何可得哉？而无识之人，务行谗毁，交乱君臣，殊非益国。

自今以后，有上书讦人小恶者，当以谗人之罪罪之”，规定了对“务行谗毁，交乱君臣”的“无识之人”，将问以“谗人之罪”。

唐太宗亲征高丽时，命房玄龄留守京师。

有人告密说房玄龄有阴谋。

唐太宗凭着对房玄龄的充分了解，“叱令腰斩”告密者，并致书房玄龄说：“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

”由于唐太宗的信任，换取了房玄龄的一片耿耿忠心，使他在帮助唐太宗安邦治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7.鼓励直谏。

唐太宗说：“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因此，他再三鼓励大臣直谏。

他十分重视谏官的人选，并注意提高谏官的地位，规定宰相入阁议事，必使谏官随入，遇有失误，即行论谏。

魏征最敢于犯颜直谏，有时把唐太宗批评得面红耳赤，唐太宗不但不计较，反而把魏征比作一面可以使自己“知得失”的镜子。

由于唐太宗鼓励直谏，招致了不少贤人志士大胆地为朝廷出谋献策；同时也使唐太宗纠正和避免了许多错误。

8.赏功罚罪。

唐太宗规定：“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

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

”为了进行赏罚，唐太宗对所有官吏的情况加强了考察。

他把各地都督、刺吏及其他重要官吏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於名下，以备黜陟”，并派李靖等十多个黜陡大使巡查全国各地，对能干的加以升迁，对贪污失职的给予处罚。

三唐太宗的政权是建立在整个地主阶级的基础上的。

作为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的人才政策是为了维护和保证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服务的。

唐初，门阀地主虽然崩溃，但作为这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门阀观念，在社会上仍有着广泛的影响。

由于阶级和历史等条件的限制，他的人才政策也就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首先必须看到，唐太宗的人才政策并不是始终如一的。

贞观十三年魏征上疏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贞观之初，求贤如渴，善人所举，信而任之，取其所长，恒恐不及。

近岁已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远之。

”随着贞观之治成就的扩大，唐太宗骄傲自满的思想开始滋长，特别是魏征去世后，来自大臣中的诚恳的批评少了，使得唐太宗的骄矜情绪愈益增长，从而导致他的人才政策最后不能不带着几分悲剧的色彩。

尤其是经过立太子的斗争之后，唐太宗对寒微出身的大臣的疑忌大大加深。

他曾听信谗言，命刘洎自杀，用谋反的罪名除掉张亮，用罔上的罪名流放崔仁师。

临死之前，还把开国元勋、兵部尚书李贬为叠州都督。

当时他对太子李治说：“李世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

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后用於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

”李勣早就看出唐太宗对自己的猜疑，受诏之后迅速赴任，这才免于被害。

唐太宗的这些做法，从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他前期实行的压抑士族、广开才路的政策。

从唐太宗的全部实践来看，他虽然曾经极力压抑士族，但并无整个废除封建门阀制度的意图，在用人问题上终究没有摆脱封建门阀观念的束缚。

由于骄矜情绪的增长，唐太宗纳谏的态度也开始改变。

正如贞观十二年魏征所指出的：“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中间悦而从之。

今则不然，虽勉从之，犹有难色。

”前后两种态度，有着明显的不同。

就拿魏征来说，唐太宗对他的直谏虽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也有听不进去甚至听了生气冒火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