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辽宁沿海地区的行政沿革

清代辽宁沿海地区的行政沿革辽宁地区是临海的最北省份，拥有较长的海岸线，清代“奉天沿海，南自牛庄至金、盖各州，转东至鸭绿江口，西则自山海关至锦州，地皆滨海，口岸凡三十九处。

”[1]明清时期沿海地区的发展为当今的六大港口城市，即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发展基本奠定了基础。

清代的很多城市都是从明朝时期的军事卫所发展而来。

明朝初年，辽宁地区主要实行都司卫所制度。

洪武八年（1375），原定辽都卫改称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辽东都司，下辖卫所。

在辽宁南部地区设立的卫，由北向南分别是海州卫、盖州卫、复州卫和金州卫。

“金、复、海、盖并称沃饶”，四卫构成了辽宁南部城镇的主体。

明朝后期的辽东苑马寺逐渐兼管金、复、海、盖四州兵备及海运和边防。

在辽宁东部沿海地区多由定辽右卫管辖，嘉靖年间卫治移驻凤凰城，凤凰城成为辽东都司东部首府。

辽宁西部沿海地区的主要卫所有广宁卫、广宁左、中、右卫、义州卫、广宁后屯卫、广宁中、左屯卫、后屯卫、宁远卫、前屯卫等，这些卫中有一大部分都是分布在沿海地区。

在明清战争期间，后金先后占领了沿海的辽东、辽南、辽西的广大区域。

清入关初期，盛京总管是东北地区的最高的行政长官，之后盛京总管多次更改名称，先后改为“昂邦章京”、“镇守辽东等处将军”、“奉天将军”、“镇守盛京将军”等。

将军下设副都统以及城守尉、防守尉（城守尉级别高于防守尉），分驻在不同的驻防城内。

顺治元年(1644)清入关时，在辽宁地区留下十余座驻守城，“又以傅喀纳为雄耀城城守官。

仍设满洲章京三员。

汉军章京一员。

以梭木拜为锦州城守官，额蒙格为宁远城城守官，拜楮喀为凤凰城城守官，每城仍各设满洲章京二员、汉军章京一员。

胡世塔为兴京城守官，爱汤阿为义州城守官，丹达礼为新城城守官。

伊勒慎为牛庄城守官、青善为岫岩城城守官。

每城复合设满洲章京一员，汉军章京一员。

东京、盖州、耀州、海州、鞍山、广城，每城各设满洲章京一员、汉军章京一员，率兵驻防。

”[2]其中，雄耀城、锦州、宁远、凤凰城、义州、牛庄、岫岩、盖州、耀州、海州都是临近沿海地区。

清政府在辽宁地区实行旗民二重管理形式，民人以府县制管理。

清入关后，辽东地广人稀。

顺治十年（1653），清廷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以条例的形式鼓励民人定居辽东，开荒兴业。

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多，辽宁府县体制逐渐建立起来。

顺治十年（1653），在辽宁地区设立始设辽阳府，下辖辽阳、海城两县管辖民人，这是府县制设置的开始。

有清一代，在辽宁沿海地区涉及的府州厅县主要有锦州府、广宁府、宁远州、义州、复州厅、金州厅、庄河厅、凤凰直隶厅、盘山厅、冮家屯厅、锦西厅、营口海防同知厅、营口直隶厅、盖平县、复县、金县、宁海县、镇安县、营口县、安东县、宽甸县、岫岩县、庄河县等、绥中县、锦县、广宁县等，其中一些府州厅县间存在着沿革变化，在此一并列入，在后文有所叙述。

清代中后期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列强觊觎辽东半岛，甚至京津地区等核心区域也受到威胁。

这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在辽东半岛加强军事力量，兴建旅顺口和大连湾军港，筹建北洋海军。

帝国主义国家一方面以武力入侵辽宁，尤其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沙俄借剿灭义和团侵入辽宁期间和日俄战争期间，辽宁的沿海地区几次卷入战场，遭到战争的直接破坏。

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开设通商口岸实行侵略，表现在沿海地区主要是在辽宁的大连、丹东、营口等地建港开埠设立海关，进行经济上的疯狂掠夺。

一、清代沿海地区行政设置清入关后，在大连地区，康熙二十年（1681）设金州防守尉。

康熙二十六年（1687）增设复州城守尉。

雍正五年（1727），将熊岳防守尉升级为熊岳副都统，管理复州、盖平、岫岩、凤凰城等处。

道光二十三年（1843），清政府为加强辽东半岛防务，将熊岳副都统移驻金州，更名金州副都统。

金州副都统衙门，长官为副都统，辖金州协领、旅顺水师营协领、盖平城守尉、熊岳城守尉、复州城守尉等。

在民人统治方面，雍正初年分盖平县置复州厅，辖复州、金州之地。

雍正十二年（1734）改复州通判为复州知州，同时设置宁海县。

道光二十三年（1843），宁海县升为金州厅，设海防同知衙门。

萨尔浒之战后，后金势力逐渐进入丹东地区，并将丹东的广大地区设为封禁区。

“国朝设官兵镇守附近城堡，俱城守章京专辖，不隶府县”。

康熙二十六年（1867）凤凰城设城守尉。

长时期的封禁，并不能完全杜绝流民的进入。

乾隆三十七年（1772），奉天府尹等奏称，“奉天府属岫岩凤凰城地方，从前分隶附近州县管理，并未设有专员，请将熊岳理事通判移驻岫岩城，奉旨依议。

”[3]乾隆四十一年（1776）设凤凰城巡司属岫岩城理事通判。

道光年间将岫岩理事通判准改为岫岩凤凰城海防通判。

当时丹东地区的旗民分治的情况也较为复杂，旗人主要由凤凰城守尉管辖，民人当时由岫岩凤凰城通判兼管，具体负责的是凤凰城巡检司。

清后期盛京将军崇实在奏疏中都明确指出了问题：“其凤凰边门控制东路，最为扼要，虽有城守尉一员，仅只管理旗务。

民署之巡检向归岫岩厅兼辖，而相距过远，未免边长莫及。

况巡检职分较卑，亦难膺兹繁剧。

”于是清政府在光绪二年（1876）设安东县和凤凰直隶厅，光绪三年（1877），设置宽甸县。

对原有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凤凰直隶厅“兼辖岫岩、安东、宽甸三州县，地处边围，政务繁要”。

[4]光绪三年(1877)设置东边兵备道，管辖凤凰直隶厅、兴京厅、岫岩州、安东县、宽甸县、通化县、桓仁县。

凤凰厅治所初驻凤凰城，光绪三十二年(1906)移驻安东县。

光绪三十三年（1907），安东县隶属奉天省。

宣统元年（1909），东边道改为分巡兴凤兵备道。

锦州地区是清政府较为重视的地区，入关时设锦州和义州驻防城。

锦州设“满洲章京二员、汉军章京一员”，义州“设满洲章京一员，汉军章京一员”。

锦州地区府县制的设置开始于康熙元年（1662），在锦州地区设锦县，县治在锦州，隶属奉天府。

康熙二年（1663），设置宁远州、广宁县，隶奉天府。

康熙三年（1664）增设广宁府，下辖宁远州、锦县、广宁县，后广宁府更名锦州府，迁治锦州。

康熙十一年（1672），设置义州，雍正十一年（1733）设知州，划归锦州府。

锦州府与奉天府一直是清朝在辽宁地区的两个府级的行政机构，奉天府辖锦州府。

锦州毫无疑问的成为辽宁的西部中心。

清后期，随着关内移民大量涌进锦州地域，清政府在行政设置上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光绪二十八年（1902），划出宁远州的西部设立绥中县，划广宁县东部设立镇安县（黑山县，属新民府）。

光绪三十二年（1906），划出锦县西部为冮家屯厅，后更名为锦西厅（今属葫芦岛），划出锦县东部为盘山厅（今盘锦市）。

在成立奉天省后，锦州府归奉天省所管。

宣统三年（1911），裁掉锦县。

在入关之初，营口地区的驻防城主要包括雄耀城、盖州和耀州。

雍正五年（1727）在熊岳设副都统（正二品），管理熊岳、凤凰城、金州、复州、旅顺、岫岩六处驻防旗，一度成为辽南军事重镇。

在民人管理方面，清代前期营口没有独立政区，埠内分别由海城、盖平两县管辖。

康熙三年（1664）置盖平县，设知县一员，典史一员，儒学训导一员(康熙二十三年添设)。

清末营口开埠后，清政府加强了对营口地区的管理。

同治五年（1866），清政府在营口设置奉锦山海关兵备道，同治六年（1867），设营口海防同知厅。

光绪年间也十分重视对营口的管理，称：“营口为盛京门户，较金、复各口尤为紧要，须有大支劲旅扼扎。

”[5]宣统元年（1909），清政府撤营口海防同知厅，设营口直隶厅。

改奉锦山海关兵备道为锦新营口等处分巡兵备道，仍驻营口。

后来，撤销锦新兵备道，驻营口。

盘锦地区是建置较晚的地区，在清代较长的时期内，盘锦地区东部属海城县、西部属广宁县的区划格局，并且变动频繁。

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于盘蛇驿牧厂放垦和农业人口的增加，为了方便管理，清政府拨广宁东南部、锦县东部和新民西南部部分地区，设立盘山厅，隶属锦州府，治所在双台子。

直到清朝灭亡，现今盘锦辖境内东南的田庄台和西南的二界沟等地区仍然隶属海城县。

葫芦岛地区与朝阳、锦州相接壤，在历史上行政体制方面多有更替。

在辽西地区，康熙二年（1663）置宁远州，广宁县，早期直接隶奉天府。

康熙三年（1644）设置广宁府，第二年改为锦州府，宁远州先后隶属于广宁府和锦州府。

宁远州是葫芦岛地区较早设立的民人管理机构，长官为知州，下有吏目、学正、巡检等。

近代以来葫芦岛地区的行政建制发生了重要变化。

一个是绥中设县，一个是锦西设厅。

光绪二十八年（1902），划宁远州西部部分地区设置绥中县。

光绪三十二年（1906），划锦县西境地置冮家屯厅，后更名为锦西厅（今连山区钢屯镇）。

二、清代辽宁沿海地区沿革的认识第一，目前辽宁的沿海经济带主要包括大连市、营口市、锦州市、丹东市、盘锦市、葫芦岛市六个地级市以及庄河市、瓦房店市、普兰店市、长海县、大石桥市、盖州市、凌海市、北镇市、黑山县、义县、东港市、凤城市、宽甸满族自治县、盘山县、大洼县、兴城市、绥中县、建昌县。

这些地区中的绝大多数在清代几乎都是区域中心或者有过行政建置。

清代沿海地区城镇的发展基本构成了当今沿海经济带的雏形。

第二，几乎所有的沿海地区的中心城市都发生了转移。

大连地区由早期的金州、复州、逐渐转移到清代中后期的旅顺、大连。

丹东地区由早期的凤凰城逐渐转移到安东（丹东）。

锦州地区的中心从锦州、北镇、义县等地逐渐突出锦州的地位。

营口地区由清代早期的盖州、耀州转移到营口。

盘锦地区由早期的田庄台转移到盘锦，葫芦岛也是由早期的兴城、绥中到葫芦岛后来居上。

可以看出地区发展的重心越来越靠近海洋港口地区，海洋港口对城市发展的支撑作用越来越明显。

第三，在沿海城市发展上，辽宁很多城市的兴起都有海洋有着密切的联系。

大连和旅顺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早期军港的兴建。

盘锦的兴起与辽河入海口的迁移有着密切的联系，后期更是形成了外海与内河捕捞、盐碱业和苇编业等与海洋资源有关的特色行业。

葫芦岛设县较晚，清代最后几年才开始筹建葫芦岛港，但港口的建设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新契机。

参考文献：[1]赵尔巽：《清史稿》卷一百三十八，《志第一一三·兵九·海防》，第4095页。

北京：中华书局，1977版，2003年印。

[2]《清世祖实录》卷七页三，顺治元年八月丁巳。

第75页。

中华书局，1985年。

[3]台隆阿、李翰颖：《岫岩志略》卷一，《沿革志》页二。

《辽海丛书》影印本，第938页，沈阳：辽沈书社，1985年。

[4]崇厚：《盛京典制备考》卷八，《奏陈详定东边章程折》。

姜维公、刘立强：《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东北边疆卷四》，第259页，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

[5]金毓黻：《奉天通志》卷四十五，《大事四十五》页十二，第966页。

沈阳：辽海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