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辽西古文化区与中国文明起源论文

论辽西古文化区与中国文明起源论文

一、辽西古文化区简介

辽西古文化区的地理位置是指分布在我国西辽河流域、大小凌河流域、燕山及其南麓至渤海湾的广大区域。本文探讨的辽西古文化主要是指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包括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富河文化，红山文化及小河沿文化。其中红山文化在20世纪初已被发现，而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在小河沿文化、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相继被发现后，红山文化的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大型祭坛也被发掘出来，再加上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加上他认为红山文化已出现了突破公社形式的社会组织，实际上已“使得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这些都使得辽西古文化区迅速受到全国考古学界同仁的强烈关注。

二、单一中心起源说和多中心起源说

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考古学界在关于文明起源的问题上的主流观点一直是中原中心论。随着苏秉琦先生提出“满天星斗”的多中心文明起源说，以及随之而来的在全国各地均出现了对文明起源研究的新成果，地方文化研究出现新高潮，一时间多中心文明起源学说对中原中心论的单一中心起源说产生了极大的挑战，而考古界的学者也对中国文明起源到底是单一中心起源还是多中心起源争论不休。对辽西古文化区来说，这个问题的争论其实也就是是否承认辽西古文化区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个源头，辽西古文化区是否进入了文明时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现在大致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单一中心起源论。他们认为辽西古文化区并没有进入文明时代。

支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虽然也吸收其他地区史前文化的某些因素，但其重要地位不容忽视。而“满天星斗”中提到的红山文化，虽然有庙冢的存在，但并没有发现人类的居住址，因此我们并不能“全面地衡量它的社会结构”，且缺少文字、青铜器这些判断文明出现标志的基本要素，与黄河流域在年代上差距很大，也没有直接的文化联系，因此认为它仍然是处于野蛮时代，而并非所谓的“文明的曙光”。

也有学者认为，作为辽西古文化区代表的红山文化并没有进入文明时代。如红山文化没有铸造青铜器、文字、城市，虽然祭坛规模宏大，但并不像金字塔一样工程浩大，需要国家采取暴力手段去压迫奴隶，而且当时渔猎经济也仍然占有重要地位，让人不仅怀疑红山文化的生产力水平;积石冢随葬的玉器较少，并不能反映当时已出现阶级分化。

第二类则是以苏秉琦先生为首的多中心起源论。

除苏秉琦以外，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礼”是观念形式上的最高体现。红山文化的祭坛等礼制建筑的发现，与中国的祭祀礼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正是由于礼制的诞生，促使原始社会瓦解，进入文明时代，且在夏家店下层文化随葬的陶器上发现了有“目”和无“目”的饕餮纹，又因其在青铜器上具有特殊意义，更是进一步说明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中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渊源。

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的“坛庙冢”是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并且在同时期，中原的考古学文化中没有出现类似现象。而且良渚遗址群的墓地和祭坛，以及大量出土的玉器和漆器，更是让人推测其已进入早期的文明社会。我们无法证明中原的文化发展水平一定高于其他区域，也不能说其他地区的文明是受到了中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明起源是多中心文明起源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第三类则是对中国文明的单一中心起源论和多中心起源论进行充分的比较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有学者认为，根据文字、城市以及青铜器的标准，再加上参考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看，中国文明的起源应是在龙山时代，并且是“本土起源，以夏人和夏文明为核心和代表，包括‘九州’范围内的.各族，是一个统一的王朝。”并指出中国文明起源实际上存在多个源头，但“有主源和核心”，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中央控制地方，而不是各个地方独立，因此夏文化就是中国文化起源的主源和核心。进而推出事实上并没有多中心，“所谓的多中心也就是无中心。”

也有学者从文字、城市、铜器及国家的出现等几个对界定文明起源的标志进行分析，得出支持单一中心起源的学者，大体认为文明起源是源于二里头文化或夏文化。而支持多中心起源的学者则是认为文明起源要早于二里头文化或夏文化。

还有学者则认为，单一中心起源说和多中心起源说的矛盾在于他们对中国文明的定义并不一致，前者是狭义的定义，认为华夏文明就是最早的中国文明，而后者运用广义的定义，认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就是最早的中国文明，因此提出我们在考虑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时，要充分考虑中原文明只是中华文明这个大圈中的一部分，它会影响其他地区，也会被其他地区所影响。

三、文明起源的标志

在考古学界，一直比较受推崇的是摩尔根对文明的定义:“以声音字母之使用以及文字记录之制作而开始。”并且认为人类社会是由蒙昧进化到野蛮，并由野蛮最终过渡到文明。通常情况下，学界都有一种认识，认为文字、城市、青铜器等要素是将一个社会阶段判定为文明的标志。根据上文，辽西古文化区并没有包含这些要素，那么是否我们就因此认为辽西古文化区并没有进入文明时代?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先生在他的专著《历史研究》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文明。其中位于南美洲的秘鲁文明并没有使用真正意义上的文字，而是运用不同色彩的绳子打结来记录，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古秘鲁文明的存在。而在城市是否是文明的

标志问题上，位于尼罗河平原的“古埃及文明被称为没有城市的文明”。在青铜器方面，位于中美洲的玛雅文明也并没有青铜器的发现。同样，如果我们只用古秘鲁文明或古埃及文明的标准作为准绳的话，不符合它们标准的中华文明就要因此被否定吗?

有学者指出，“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礼制文明”。而在牛河梁等遗址发现的“坛庙冢”大型礼仪建筑更是证明在红山文化时代已产生了中华传统的礼制因素，而这就是文明社会的标志。此外，我国一直有崇拜龙图腾并且爱好玉器的传统习俗，在红山文化时期发现的C形龙和玉猪龙都是中国古代龙的形态，足以说明在红山文化时期已产生了早期文明。

更有学者指出，在没有武力冲突作为催化剂的情况下形成的文明，很可能并不会形成防御性的“城”之类的我们以往判断文明的标准。更有学者补充提出在兴隆洼文化发现了环壕聚落，且应带有围墙，只是因为年代过久且气候不易保存，所以尚未发现，而这些都是后世都城的雏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辽西古文化地区是否是“中国文明的曙光”虽然现在仍存在异议，但它在中国文明起源中起到的作用不容置疑，希望随着考古发现不断增多，经验不断丰富，在学界同仁的不断努力下，终究会使这个问题的答案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