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功能与基本精神研究

儒家文化的功能与基本精神研究

周健安

摘要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先师，他的生存的时代，就是儒家文化的源流，这种源流决定了对儒家文化关注问题的特殊视角，其理论特质也让它担负起了绝对重要的责任和文化功能。

关键字孔子；儒家文化；

引言

孔子生活在“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时代，氏族血缘和政治等级关系充斥着整个社会。但是，当时的局面还不是儒学一家独大的，而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只不过在后来，孔子四处游历，讲述自己的政治见解,但是，各个诸侯都希望有理论建制上的优势，来获得争霸上面更多的主动权。最终，儒学借皇权上位，才逐渐成为中华文化千年历史的血液。

一、儒家文化的功能

从先师孔子的一些思想来看，只有儒学才能成为调节个体心性和进行社会规范的理论支撑。首先，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就让儒家文化首先就有了培养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功能。“学在四夷”，打破了官学排斥平民的藩篱，让最初的知识分子依附制度生存和发展渐渐失去优势，贵族独享知识走到黄昏。平民子女同样可以学习经典，并且在经典的营养哺育当中有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到了孔孟之时，儒文化影响下的人格现象有两种：孔之操守，孟之刚毅。二者一脉相承，成为知识分子人格定位的典范。所以在后来滚滚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出现了一大批这样具有“独立人格”的文人，并伴随着丰富的作品作为这种人格力量的书面表现，诸如各种儒家经典，尤其是儒学的核心命题——《大学》。“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通过这以经典之语我们发现，所谓“独立人格”，其实就是一种“有原则的人格”。理学，更是对人格规划的顶峰。《礼记准义》中说“儒行”即“以其有道德者所行也”，这“道德”在当时看来就是一种“有原则的言行”。那么，从精神层面来讲，儒家文化首先帮我们实现了人格定位，为中国社会的精神走向铺设了一条阳关大道。而

且，我们就遵从着这种人格定位，一直走到了今天。

二、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

儒家文化发生在礼崩乐坏的文化危机当中，解决了知识分子装备独立人格的问题，可以延伸看做是“知识”从政治领域的“叛逃”。知识不但为政治服务，在人格构架上也具备相当大的能量。一批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自平民起身，却耀然于历史长河之中。说道这里，儒学不自觉地被赋予了一个使命——解答一个在以战争为主题的年代提出的难题，一个人对生命应该有什么样的精神风貌。儒学发轫，经春秋晚期和战国七雄争霸。在冷兵器时代，首先以人众睥睨诸强，也使得生命在铁与血面前失去尊严。儒家文化提出了“仁”的生命本质，提供了“礼”这一理性工具。孔子周游列国宣传政治见解以图回归周礼，孟子游离于政治之外，叔孙通“鄙儒不知时变”的另类儒行（早起隐忍于世，隐士的风格和意境也对知识分子的人格构架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后期在刘邦政治集团当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天人感应（天理天则，理性对政治认同产生了极大的效应，便消除专制与民主的对立，儒学借皇权上位），理学禁锢（伦理本位社会的构建，政治学与伦理学归之同一学问），都在用不同途径尝试践行着“仁”和“礼”，各儒学家在不同时

代对此加以改装，一次又一次为我们提供方法论启示和精神风貌的审美取向。最终一言以蔽之：内圣外王。思想上仁与礼形成张力结构，以仁装点自己，以礼感化别人，我想说这就是一种中庸，“守”但张扬，坚守人格情操，却在行为上张弛有度，这就是我们对待生命时的精神风貌。通过千百年的积淀，造就了我们包容但坚强，博大又多面的民族性格。

这种民族性格，恰恰反作用于儒学，让儒学成为中华文化不曾夭折或间断的骨髓。孔子最初游说诸侯以“仁”回归周礼的言路，渐渐培养了中国人“天下观念”的习惯。罗蒙则先生说中国是“天下国”，既有天下性，又有国家性使然。民族自治其族，是族国（民族国家）；民族统治其他民族，为帝国；民族领袖其他民族以求共治，为天下国。英国人视国家为“必要之恶”，中国人则视国家为“不必要之恶”。所以，仁和礼让的儒学成为封建专制的工具就能成为必然。在儒学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在西方西方思想涌入之前，就一直保持着一乱一治而无革命的循环，这可以作为中华文化千年不曾间断的一种解释了。在董仲舒将儒学推上政治巅峰的时候就对汉武帝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为取天下。此“无为”非道家之语，而是说，以“仁”治国，不扰黎民，可安天下。

儒学在不断地被继承与发展当中，形成了中国人的普遍

理性，最终以“理学”形成为标致，这是一个不得不说的时段。梁漱溟先生曾说：西洋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也曾有日本学者说：在儒学，可以看见理性的胜利。中国人的理性从历史角度来看，形成很早。孔子对待人生态度平实，“吾日三省吾身”，处处叫人用心反省，就是把个体诉诸理性。所以儒家经典处处可见“理”“欲”之争，“义”“利”之辨。而一直延续并且成为民族性格和社会风尚的原因就是，儒学将理性这一本是个体素养的东西与治政作用浑一难分。自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孟子“舍鱼而取熊掌”规整人生态度之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则用纲常人伦实现了社会关系调节。但是，我们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窥见：儒学是从人的角度出发，通过调节来实现社会的秩序化和规范化。这就需要我们探讨下一个话题：儒学这种自下而上进行调节规整的形制，果由何在？

儒家文化的核心在于“仁”。只有对心性的关照，才使得人之为人。由此可见，儒家文化教化下的社会的确就是人文社会，也只有它才能有这么强大的社会功能：发生在礼崩乐坏的文化危机中，儒学自然从“仁”这一原点出发，把“人”作为现实存在的主体，以“仁”作为认知起点，以“礼”为媒介，让生命中的人性成分得以鲜活地体现，释放心理的能量，发扬人性，再用道德的方法去调整社会关系。首先是对家庭关系的规划。中国一直被认为是宗法制的社会，国之本

在家，积家而成国。封建社会相当残酷的惩罚措施就是诛灭九族，可见家之于个人的重要意义所在。而中国人以家庭为社会的中心，恰恰消纳了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儒家重血亲人伦，以孝悌私德为核心进行父子、夫妻关系的规划，并以家庭利益为核心再辐射到整个社会范围，形成一种伦理本位的社会，顺带实现社会关系的规范，“家文化”沿袭至今，也是中国社会关系的一种特色。中国社会在刀光剑影当中一次次回归和平，就是因为家庭这一重要因子作为中间屏障，社会体制不会轻易遭到破坏，儒学的家天下思想功不可没。更远一点说，中国在历史演变当中不断吸纳众多民族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当中，也是这种“家文化”强大向心力的体现。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建国基础是礼教伦常，法律就渐渐处于辅助地位。所以，中国社会形成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这句话不带有半点批判性，国家稳固，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以家庭为单位，便以义务作为维系。要是所谓市民自有团体，我相信中国社会会是另外一种走向。可能时至今日，我们讨论的不会是系统的儒学，而是此学彼学了。那么中华文化的整体性，也就无从谈起。说道这里。我们是不是应该回想到刚才谈及的中国人的“天下国”之观念。民族之于国家，也算是一个家庭了。

其次，儒家注重现世事功，强调内圣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运用到政治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