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简介

杨绛简介

杨绛是杨荫杭之女，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

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并认识钱钟书，二人结成夫妇。

1935年至1938年与丈夫钱钟书一同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求学，后转往法国巴黎大学进修。育有一女钱媛（1937-1997）。

1938年，杨绛随钱钟书带着一岁的女儿回国。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

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剧本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散文集《将饮茶》《干校六记》；译作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杨绛本身通晓英、法两国语言，为使《堂吉诃德》翻译得更准确，她又学习了西班牙语，并最终在文革中将书稿保护下来。杨绛《堂吉诃德》译本被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70万册，是该书中译本当中发行量最多的译本。1978年《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八十年代以后的杨绛，没有再将精力放在大作品上，而是偶尔的写写散文，杂文，回忆短文一类的。虽然都比较短小，但从平淡文字中透露出来的一种朴素而真挚的情感，从大白话中显现出的智慧，至今还被喜爱她的读者津津乐道。90年代后因为钱钟书先生和钱媛相继生病去世，杨绛基本停止了各种工作。在父女两人相继去世后，她更是隐入深居。一直到她92岁高龄之时，才重新提笔，打开尘封多年的记忆，写出了她目前最为出名的一部著作《我们仨》。其中不仅仅用梦幻文学的方式讲述了钱钟书和钱媛生前最后一段时光，而且回忆了很多当年夫妇游学欧洲，以及建国后的种种往事。

写于1984年的《老王》被选为初(高)中教材。沉定简洁是杨绛作品语言特色。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

主要著作译作

散文类：《干校六记》、《将饮茶》（含《回忆我的父亲》《记钱钟书与〈围城〉》《回忆我的姑母》等）、《杂写与杂忆》（含《怀念陈衡哲》等）、《丙午丁未年纪事》、《我们仨》、《我在启明上学》、《走到人生边上》、《老王》（收入中学语文课本）

小说类：长篇小说《洗澡》；短篇小说：《璐璐，不用愁!》、《小阳春》、《大笑话》、《玉人》、《ROMANESQUE》、《鬼》、《事业》

译作类：《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

剧本类：《弄真成假》、《称心如意》、《风絮》

论集类：《春泥集》、《关于小说》

语言特点

杨绛文学语言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其沉定简洁的语言，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有时把词序变换一下，不符合常规，反倒更显别致耐读。如《丙午丁未年纪事》中有一句话：“登台就有高帽子戴。”通常也许会说“登台就得戴高帽子”，因这分明是被迫。但杨绛这句话说得有点喜气洋洋的气氛，令人想起“拜年就有压岁钱”之类。这与当时的环境完全不合拍，只好当成一句反话来读：不仅表现出作者身处其境的哭笑不得的无奈心情，也隐含了她对待那时环境的解构态度。平平八个字，平静中有抗议，调侃中有悲哀，很有韵味。有时明净到有些冷，但由于渗入诙谐幽默，便平添几分灵动之气。因而使静穆严肃的语言自有生机，安静而不古板，活泼而不浮动，静中有动，动还是静。沉静诙谐中有沉着老到、雍容优雅的气派，锋芒内敛后的不动声色，有种静穆超然的中和之美。

家庭简介

【杨绛：(当年)斯班斯大夫说，我将要接生一个“加冕日娃娃”。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日，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我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十八日进产院，十九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让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护士说：“你做了苦工，

很重的苦工。”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她很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但是我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她们越发奇怪了，“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护士抱了娃娃来给我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她拍活的。】

这便是钱瑗的出生。

当初怀孕时，杨绛以为可不必理睬，但后来才知道得全身心投入。钟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形容她：“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钟书曾说不要儿子，要女儿——只要一个，像杨绛的。杨绛对于“像我”并不满意。她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后来的女儿钱瑗真的像钟书，不过，是后话。

【杨绛：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钟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以勤补拙”，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我按照计划完成《吉尔·布拉斯》的翻译，就写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记不起是1956年或1957年，我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交给我重译《堂·吉诃德》的任务。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钟书1956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钟书于1958年进城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钟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讲，实际上，杨绛先生一家三口，每个人都是独立的。钱钟书先生自不必说；杨绛也很独立，她的戏剧、翻译、小说都是非常优秀的；女儿钱瑗是一门学科(英文文体学)的创立者；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学者，在生活中又相互支撑，相守相助。学者的身份之外，杨绛女士是妻子、是母亲，她在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在最困难的时期，上海沦陷，钱钟书先生去了上海，回不去联大。当时，杨绛写的《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