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与整合的历史观

在社会变迁与科学发展的大背景下，20世纪的史学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变化。

“自上而下”看历史与“自下而上”看历史就是具有标识性意义的事件之一。

所谓“自上而下”（top down）看历史，实际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一场史学革命。

它是将政治领袖和统治集团参与的公共事件或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变革作为最重要的研究课题的一种历史编纂立场。

美国史学家鲁宾逊指出：“政治史是最古的、最明显的和最容易写出的一种历史。

因为君主的政策、他们所发布的法律和进行的战争，都是最容易叫人记载下来的。

国家这样东西，是人类的最伟大的和最重要的社会组织。

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人们最值得知道的过去事实，都是同国家的历史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

兰克、德罗生、毛兰勃莱克、傅利门等人都把政治史看成真正的历史。

”（鲁宾逊：《新史学》中译本第33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几乎同时，李大钊也批评旧史中“只是些上帝、皇天、圣人、王者，决找不到我们自己”，“中国旧史，其中所载，大抵不外帝王爵贵的起居，一家一姓的谱系，而于社会文化方面，则屏之弗录”（李大钊：《史学要论》）。

从那以后，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关注长期存在的社会深层结构与趋势，这在西方可以年鉴学派等等的“新史学”为代表，在中国可以顾颉刚等人为代表，掀起了一场“眼光向下”的学术革命。

这场革命跨越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中国，受这种观念影响的史学实践也只是在近20年中才取得较大进展。

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自上而下”看历史把目光投放到更为宽阔的领域，使史学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并由此带动了史料来源的扩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但研究者的立场却因缺乏主体的自觉，有可能依然是高高在上的，可能会不自觉地带着某种优越感，“自上而下”地审视芸芸众生及其命运。

这就可能带来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所进行的研究带有某种猎奇猎艳的色彩，只是为了满足某种对于我们过去知之甚少的东西进行了解的欲望，而没有真正采取一种同情理解的立场；二是导致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反思和解释的忽略，似乎持“新史学”立场的人只注意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而不去关注那些宏大历史叙事。

这决不是“新史学”的初衷，而是对“自上而下”看历史的视角的扭曲。

此外，“自上而下”仍可以是旧史学的某种特征，正如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说，在中华帝国时代，农民起义并不是一种偶然的、反常的现象，因此在以政治决策和事件为主的传统史学中，也会关注普通民众（Erlc Hobsbawm，“On History from Below”，On History，The New Press，1997）。

但这种关注是把民众视为犯上的盗贼，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恰恰也是一种“自上而下”立场的反映。

“自下而上”看历史的提出，恰恰是对前者概念体系的重大改进。

“自下而上”（bottom up）看历史，更强调一种立场的调整。

当然，如果没有“自上而下”，对“下”就没有丝毫了解，因此，“自下而上”是建立在“自上而下”的基础之上的。

按霍布斯鲍姆的说法，“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亦可称之为“草根史学”（grass roots history），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停留在对草根社会的关注，而是要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来重新审视国家与权力，审视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审视帝王将相，审视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现象。

譬如，我们以前非常关注明清代嬗，但是那似乎只是崇祯皇帝、袁崇焕、李自成、努尔哈赤、吴三桂、多尔衮等人的事情，后来我们说不要只关心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了，这些问题便开始被人遗忘。

实际上这两者都有偏颇，因为明清之际的重大变化不仅影响着上述精英人物，也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

再譬如张居正改革，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的是，“一条鞭法”是张居正一个人的事情，我们对此的评价也就局限在这里，而没有想去问普通的劳动者对“一条鞭法”是怎么看的，从而给予其全面的评价和认识。

因此，如果我们从普通人的角度去观察这样的重大事件和制度，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就有可能深化，甚至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自下而上”看历史，是历史编纂学上的一个阶段性的进步，西方史学近年来的所谓“政治史的复兴”就是明显的表现。

但是，体现这一立场转换的史学实践在中国目前还只是凤毛麟角。

对历史的思考当然是永不停顿的，我们还不能对停留在这一立场的转换表示满足。

正如美国物质文化史家卡尔森所说，对那些以往从未在历史研究的舞台中心出现过的普通大众或弱势群体的关注，“根本上并非因为他们的史学家庇护人是一些狂热的平权主义者。

对历史研究忽视的大多数的认识必然导致史学家对社会的新强调，即将社会强调为一个正在运行的有机体，一个相互依赖的个人与群体的共同体——因此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都无关宏旨”。

当然这并不是说“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看历史便失去了它们的方法论意义，而是说这二者追求的最终目的必然是一种整合的、全方位的历史，或者说，年鉴学派的“总体历史”或“全史”的主张的确具有相当的前瞻性。

正如“自下而上”看历史是“自上而下”看历史的发展延伸一样，所谓整合的历史观（lntegrated historical view）则是“自下而上”看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它是观察历史的两种视角的有机综合。

整合的历史观时刻要求我们把一个社会看作一个整体，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了解历史上的社会是如何结成一个整体的，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是怎样进行着相互间的调适、从而使社会能够正常地运行，这个整体的背后究竟有哪些力量或因素在起作用，即或凝聚、或分离、或改造这个整体及其部分等等。

譬如，当我们关注晚清或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时候（这时，国家或者中央可以被理解为“上”，社会或地方可以被理解为“下”），我们就是在关注一个整体中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它们各自在一个社会整体中分别具有什么样的职能或者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它们之间的张力有多大？它们之间除了控制与反控制以外，是如何通过其它方式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的？
如果再说得具体一些，以典型的个案来切入上述问题，我们会看到，在晚清时期的一个富庶的江南市镇，一场风波把这一空间中复杂的权力关系充分凸显在人们面前。

地方士绅大族与民间祭祀组织发生激烈的武力冲突，地方官府在处理这起纠纷过程中态度暖昧，迟疑不决，最终还是在士绅的强大压力下对民间社首采取了镇压手段。

在这整个事件过程中，代表国家力量的官府、宗族势力、士绅、民间社团组织、乡民、商人、外来人口纷纷登场，形成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络。

由此，我们可以对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特定空间的某种结构性关系进行研究，探讨小镇日常生活中各种关系之间的距离与张力，以及在外国势力渗入、反清活动频繁等等社会压力之下，这种距离和张力的变化。

在这里，国家的力量、地方精英的力量、普通民众的力量，以及各种地缘、血缘、业缘群体的力量都时隐时现，扮演着各自的角色，都处在那个地方社会整体的各个适当的位置上，他们各自的确是相互独立的，但他们的确又是相互依存的，缺少了哪一方面，就都不是一个整体，我们的认识也就不能全面。

“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看历史，实际上都暗含了一个“上”与“下”的二元对立关系。

这种二元对立虽以社会分层为基础，却也是人们对社会文化差异认识深化的结果。

因此在20世纪的学术史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与民间文化（folk culture）、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等等对子，作为分析复杂社会的概念工具。

但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这样的立场已经遭到挑战，因为它几乎完全忽视各种各样的统一性，于是学者们就创造了“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这个概
念，力图强调文化的某种共享性，认为存在着穿越社会分层界线的文化统一性。

在此基础上，史学家们进而追求认识一个社会其文化范畴和社会组织中是如何即产生了差异又产生了统一的。

换句话说，人们应该去探索这些差异是怎样在特定的时期产生出来并得到利用，用来创造一个规范实践、构造社会秩序和历史的“整体”的；或者甚至应该抛开统一性与多样性的问题，注重产生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文化氛围；或者探讨特定历史时期（如明清）不断加强的社会内部互动，从而证明文化共享的机制；或者力图寻找一种起整合作用的共同的价值观或者一种共同的文化。

因此，人们现在应该做的不是继续拘泥于文化的二分法、三分法或强调整体性，而是应该去寻找导致分化和整合的原动力，并分析这种原动力的复杂性。

20世纪的史学史就是经历了这样一个方法论三部曲的发展过程。

在中国，也许第二部曲在20世纪末刚拉开帷幕，而第三部曲的奏响还需要我们在21世纪继续努力。

它将需要我们整个史学界的共同努力，同时也需要各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强大助力。

——《光明日报》2001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