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人民》上的储安平

1957年《人民日报》上的储安平

1957年《人民日报》上的储安平

作者：陈远

阅读量：7次储安平的发言，是在中共高层号召“鸣放”之际，储安平的厄运，开始于“反右运动”之初

储安平如果还活着，今年整一百岁。

1949年之前，他办过《客观》和《观察》；1949年之后，他出任过《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虽然只有短短68天。

考察近现代言论史，储安平是个无法绕过的人物。国民党时代，他批判国民党：“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这种风格在之后的岁月中一以贯之。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中，储安平难逃厄运。

“情况已不容许我在《光明日报》工作了”

1957年6月1日，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储安平作了《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显要位置全文刊登。此时，储安平还没有意识到，形势马上就要发生变化了。6月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由毛泽东亲自执笔、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序幕从此拉开。

对于储安平的批判不仅仅限于《人民日报》。本文之所

以选择《人民日报》，是因为这张报纸不仅代表着中共上层的导向，而且当时与储安平同等量级的知识分子或政治人物多在《人民日报》上表明立场。

事实上，在毛泽东亲自执笔的《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前，“不同意”储安平的声音已经开始出现在6月3日上午举行的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

6月6日下午，国务院秘书长助理、民革中央委员卢郁文把批评的矛头再次指向了储安平。卢认为，储安平的提法是严重错误的，并且说：“这是对于历史和现时的事实的重大歪曲。这个歪曲不纠正，会使全国人民失掉了团结的中心和前进的方向。”

6月8日，储安平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这是为什么》，感觉“情况已不容许我在《光明日报》工作了”，向当时的《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递交了“辞呈”。

《这是为什么》发表的当天，《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4篇来自工人的关于对储安平的批评。考虑到当时各界人士还在为中央是鼓励“鸣放”还是要“收”大费脑筋，这几篇来自工人的文章就格外值得注意。这至少说明，在《人民日报》内部，已经获悉了某些信息。在6月8日之前，这些文章就应该已经组织好了。

同一天，在九三学社中央一次并非针对储安平而是围绕整风展开的座谈会上，周培源批评了储安平，认为储安平的

发言是有问题的，并且“不是单纯措辞上的问题，而是思想上的问题”。但是这种批评出现了反对者，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陈明绍、候补中央委员顾执中等人就不同意对储安平的批评。顾执中认为还是“言者有罪”，并对《人民日报》开始批评一些人的错误观点表示怀疑，认为这样会影响大家畅所欲言。

《文汇报》副总编辑、著名记者浦熙修以敏感的新闻嗅觉，也从《这是为什么》察觉到了某种动向。那天下午，她打了个电话给陆定一，问《人民日报》这样做是不是“收”了？说这样做知识分子不敢再说话了，并且在电话中为储安平辩护。这天下午，浦熙修又与楼邦彦、费孝通等通电话，互通储安平的问题。这些举动，在后来批判《文汇报》的时候，成了她的罪证。

储安平发言之后，香港和台湾的媒体立即发表了赞扬储安平的文章。《人民日报》后来对于这些文章做了部分摘编，题为《台湾和香港反动报刊为右派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喝彩》。

“一种恶毒的诬蔑”

民盟主要领导人的态度都是通过《人民日报》发表的。6月10日，吴晗接见《人民日报》记者，立场鲜明地表明自己对于储安平发言的态度。他对《人民日报》记者说，储安平的发言是“一种恶毒的诬蔑”。在前一天的晚上民主同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的座谈会上，吴晗对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意见也是“完全不同意，因为他们的意见是离开党的领

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的”。

这一天，储安平分身乏术：当天下午民盟光明日报社支部召开的全体盟员大会，大家“一致反对储安平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名义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所作的发言”，并对他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在国务院召开的非党人士座谈会上倒是出现了同情储安平的声音，但是马上被反对的声音压了下去；晚上中国民主促进会在许广平的主持下，纷纷批评储安平的“立场问题”；在这样一片批评声中，民盟中央小组晚上召开的会议上，民盟候补中央委员陈新桂说他完全同意储安平所说的观点，并且认为储安平说的还不够透彻。虽然他立即得到了其他人的批评，但是当时的批评是相对温和的。

第二天《人民日报》报道民盟的会议时，说到储安平的“党天下”，认为是“错误论调”。

不过，随后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都召开了座谈会批评储安平，每一场座谈会都会在第一时间被《人民日报》报道。批评储安平的座谈会很快由民主党派发展到大学里，北京大学首当其冲，费孝通因为只说储安平应该“认识错误”，也被认为是“非常错误的”。

6月13日晚，民盟中央小组针对储安平的座谈会终于召开了，在《人民日报》第二天对这次会议的报道中，谈及民盟诸多中央委员们对储安平的态度时，使用的词语是“批判”，

“会议从八点钟破例地开到十一点钟”。副主席史良的长篇发言是独立于会议报道之外单独发出的。史良说：“我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我要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还说，“我主张我们民盟中央必须明确表示，和储安平划清界限，如果我们中间有谁支持储安平的，应当公开站出来。”

作为同样是储安平关系所在的九三学社也不甘落后，于14日下午邀请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北京市分社的委员举行座谈会。会上，“二十四个人的发言中，一致对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储安平散布的‘党天下’的谬论和其他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作了批判，一致要求要和这些反动的言论在思想上政治上划清界限。”

1954年，储安平曾经以全国人大代表、《新观察》特派记者身份赴新疆采访。并写下了《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而在这轮批评储安平的高潮中，储安平曾经到过的新疆，在表态方面也不落人后。6月13日，新疆乌鲁木齐向《人民日报》发来专电，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陶峙岳将军说，储安平的发言“是不近情理的”。而在前一天的下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会联合会召开了各民族职工座谈会，新疆各族纷纷表态批评储安平的发言。6月20日，新疆乌鲁木齐再次向《人民日报》发来专电，批评储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