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的论看林语堂翻译《吾国与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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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目的论 林语堂翻译 《吾国与吾Hale Waihona Puke Baidu》
《吾 国 与 吾 民 》于1935年 在 美 国 出 版 , 当 即 取 得 了 巨大的成功。“一本中国人的著作, 能列十大名著之一, 畅销美国, 这在西方世界是破天荒的”。(赵毅衡)个人认 为, 目的论指导对林氏翻译和创作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一 、目 的 论 简 介 目 的 论 最 初 是 由 赖 斯 (Reiss)与 弗 米 尔 (Vermeer)提 出的, 他们认为目标文本的形式应当首先由功能即目 标 文 本 在 目 标 语 境 中 想 要 达 到 的 “目 的 ”来 决 定 。因 而 , 译者应当用最合适的翻译策略来达到目标文本意欲达 到的目的, 而不管它们是否被认为是特殊翻译语境中 应当采用的标准方法。在特定语境中, 必须先考虑一下 目标文本所针对的准确读者对象, 再决定应当采纳的 最合适的策略究竟是翻译、意译还 是重新 编 辑 ( Shuttle- worth) 。 本文重点讨论的是林语堂及其《吾国与吾 民 》。在 目的论的指导下, 笔者思考了如下几个问题: 林语堂创 作《吾国与吾民》的初衷何在? 在书中, 他翻译了大量的 中国文化典籍, 用意是什么? 他的目标读者是谁? 对异 域文化的翻译, 他是如何处理的? 目的论在林语堂的翻 译中是如何体现的? 二 、林 语 堂 《吾 国 与 吾 民 》中 翻 译 的 目 的 作 为 “五 四 ”时 期 的 新 文 化 人 , 林 语 堂 虽 为 土 生 土 长的中国人, 却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 西方文化在他的 知识结构中处于重要地位, 并成为其观察问题的文化 因素( 薛莲) 。在书中, 林语堂集两种身份于一体, 既是 作者, 又是译者。其目的在于向外国读者全面地介绍中 国社会和中国文化, 特别是深深根植于传统文化丰厚 土壤之中的中国民族特性和生活风尚( 吴慧坚) 。他在 自序中写道: “中国是一个庞 大的国家, 而她的民族生 命, 涵育着太复杂的内质, 欲加以阐述, 势难免于牴牾 歧异之见解。任何人苟有持相反之论旨者, 鄙人准备随 时供给可能的材料以便利之。” 不难看出, 林语堂是位爱国人士, 虽然他将这份爱 国之情深埋在心底, 并与那些所谓的大爱国家划清界 限。他的爱国表现为他的坦承, 向外人展示真实的中国, 不卑不亢; 他的爱国表现为他的信仰, 相信中国的落后 和困扰都只是暂时的, 她将调整自己, 大踏步地向前进。
一书在国内外都得到了很高的赞誉, 而且在促进中国 文化传播和与西方文明交流的层面上看, 有着十分积 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Shuttleworth Mark, Moira Cowie著. 谭 载 喜 译.翻 译研究词典.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212. [ 2] 郭著章.翻译名家研究.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262. [ 3] 林太乙.林语堂传.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4. [ 4]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北京: 宝文堂书店, 1988.6. [ 5] 林语堂.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北 京: 外 语 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 6] 吴 慧 坚.翻 译 的 条 件 与 翻 译 的 标 准— ——以 林 语 堂.吾国与吾民.为例.外语学刊, 2006, (1): 98. [ 7] 薛莲.从中西方文化与目的论看.浮生六记.的翻 译.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4): 74. [ 8] 赵 毅 衡.林 语 堂 与 诺 贝 尔 奖.中 华 读 书 报 , 2000/ 0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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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语言学研究 2008年6月号下旬刊 文教资料
从梁实秋的《李尔王》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汪洁赟
( 华东师范大学 英语系, 上海 200062)
摘 要: 本文从选材、采用的文体和翻译策略分析 梁实秋所译的《李尔王》, 阐述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对译本 的影响。
关键词: 译者主体性 梁实秋
传统的翻译理论中, 译者所能做的只是临摹, 复现 原作, 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毫无个性可言。事实上, 在翻 译过程中, 由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以梁实 秋所译的《李尔王》 为例, 通过与其它《李尔王》译 本的比较 , 分析译者主体 性发挥对译本的影响。
文教资料 2008年6月号下旬刊 ○ 文学语言学研究
从目的论看林语堂翻译《吾国与吾民》
刘欢
( 华东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 英语系, 上海 200241)
摘 要: 本文从赖斯和弗米尔的目的论看林语堂在 《吾国与吾民》中的翻译, 分析林氏翻译的精妙之处, 即: 不纠集于异化、归化的翻译方法, 而是根据目标读者和翻 译目的灵活采用。
二 、采 用 的 文 体 不同的译者基于不同的标准自然会采用不同的 文 体 。 莎 士 比 亚 的 《李 尔 王 》采 用 了 “素 诗 体 ”( Blank Verse) 。梁 实 秋 采 用 了 散 文 体 , 关 于 这 一 点 他 提 出 了 自 己 的 观 点 , 在 上 世 纪30年 代 出 版 的 莎 剧 译 本 的 《例 言 》 中 他 说 : “莎 翁 的 原 文 大 部 分 是 ‘无 韵 诗 ’, 凡 原 文 为 ‘无 韵 诗 ’体 , 则 亦 译 为 散 文 。 因 为 ‘无 韵 诗 ’中 文 根 本 无 此 体 裁 , 莎 翁 之 运 用 ‘无 韵 诗 ’体 亦 甚 自 由 , 实 已 接 近散文, 不过节奏稍为齐整, 所以译文以散文为主。”
袁莉从阐释学的角度出发, 认为译者是翻译中的 “唯 一 的 主 体 性 要 素 ”[ 1] 。 许 钧 在 《“创 造 性 叛 逆 ”和 翻 译 主体的确立》一文中提到: “所谓译者主 体意识, 指的是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及其在 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意识。这种主体意识的存在与 否, 强与弱, 直接影响着整个翻译过程, 并影响着翻译 的 最 终 结 果 … … ”[ 2]
三 、目 的 论 指 导 下 的 翻 译 策 略 林语堂采用的策略是将中国的政治文化 背 景 “复 杂的事简单化, 简化后还要仔细解释。路人皆知的社会 情况, 一挑即明的风俗人情就得一一说来”( 赵 毅衡) 。 从严格意义上说来, 《吾国与吾民》并不是 一本翻译著 作, 但其中涉及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典籍资料, 涵盖了大 量特色鲜明的中国文化信息, 林语堂将它们与自己的 创作融为一体, 成功地传输给西方读者。在翻译过程 中, 林语堂并没有受限于究竟该直译还是意译这个老 问题, 他甚至认为: “这两个名词虽然使用 , 而对于译文 者所持的态度只可说是不中肯的名称, 不但不能表示 译法的程序, 并且容易 引起人家的误会。”( 郭著章) 在 书中, 林语堂翻译的多为中国文化典籍, 在中国历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 即便到了现代, 还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 富, 值得我们不断地学习和借鉴。而此书的目标文化则 是先进的西方文明, 是强势文化。他们并不需要如饥似 渴地来学习中国, 他们对中国的兴趣仅仅停留在好奇 的 层 面 上 。这 无 疑 是 本 书 打 入 西 方 世 界 的 一 大 瓶 颈 。若 要迎合西方读者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 归化的译法 应占上风。然而, 林语堂著书的目的在于打破西方对中 国的成见, 全面地介绍中国的文化和思想。译者的意识 形态和行动指导是以翻译目的为基础的。因而在对文 献资料进行处理时, 他以异化的手法为主。不难理解, 只有异化的翻译才能突出原文的异域特色, 才能吸引 读者的注意力。因此, 无论是写作还是翻译部分, 林语 堂都力求保留、突出这种异域文化 , 造成疏离感和陌生 感, 以此来满足目标读者的好奇心理。同时, 他并不拘 泥于异化, 而是将多种手法融会贯通, 只为更好地传达 中国文化和精神。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 他主要以异化 手法为主, 用以突显原文的中国特色。在书中, 反复出 现 了 大 量 的 诗 歌 、谚 语 、俗 语 、名 言 警 句 等 。 多 数 情 况 下, 林语堂都按字面意思译出, 而没有使用英语中现存 的用法。虽然在刚开始会给读者带来稍许的不适应, 但 通篇彰显了中国的文化风格, 使人一翻开此书就知道 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在翻译老 子的“圣人不死 , 大 盗 不 止 ”时 , 他 将 英 文 的 文 法 扔 在 一 边 , 翻 译 成 : “Sages no dead, robbers no end.”还 在 页 脚 特 别 注 明 : 如 果 按 照 英语的语法要求来译, 就会失去原文简洁有力的特点,
笔者很同意上述的观点,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 体性是毋庸置疑的。梁实秋所译的《李尔王》, 从选材版 本, 采用的文体, 到翻译策略, 处处体现着梁实秋作为 译者的主体性的发挥。
一 、选 材 和 版 本 关 于 题 材 的 选 择 , 梁 实 秋 曾 说 : “愚 以 为 有 学 术 性
无法达到强烈的嘲弄效果。当然, 在个别地方, 他也使 用了归化的手法, 究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更好地阐释中 国 文 化 。 如 : 他 将 《礼 记 》中 的 “礼 不 下 庶 人 , 刑 不 上 大 夫”译为: Courtesy is not extended to the commoners, and punishment is not served up to the lords( 林语堂) 。为了达 到连贯原则, 使强势文化的读者更好地理解他想要表 达的中国文化, 林语堂在多处进行了解释性的翻译。 如 : 同 心 (to have the same heart, which is the word for “harmony”)( 林语堂) 。
因而他的目的在于向世界介绍中国, 改变外人心目中对 中国的偏见。那时的人们“想起中 国时 , 会想到龙、玉、 丝、茶、筷子、雅片烟、梳辫子的 男人、缠足的女人、狡猾 的 军 阀 、野 蛮 的 土 匪 、不 信 基 督 教 的 农 人 、瘟 疫 、贫 穷 、危 险。他们所听见过的中国人, 只有孔夫子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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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有 永 久 价 值 者 , 为 第 一 优 先 。 ”[3] 他 之 所 以 毕 生 选 择莎士比亚作品去翻译, 也是和他的这种文艺思想密 切相关的。梁实秋[3] 在谈自己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时 说, 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版本问题。梁实秋想尽办 法弄到各种编本以备选, 选择时他以原文而不以其注 解是否丰富为标准, 后来大凡与莎士比亚有关的书籍 文 字 都 在 他 收 集 、参 考 之 列 , 边 研 究 、边 体 会 , 日 积 月 累 自 己 的 收 藏 竟 [3] “比 起 国 内 任 何 大 学 图 书 还 要 壮 观 一 些 ”。 最 后 他 选 定 了 由 W·J·克 雷 格 主 编 的 《牛 津 版 莎 士 比 亚 全 集 》( 1892年 版 ) , 这 个 版 本 未 经 删 节 、最 具 原 貌 , 且 行 销 广 泛 , 较 为 大 众 所 接 受 。正 是 得 益 于 梁 实 秋对于作品的精挑细选, 我们最终才能看到这部传世 巨著的诞生。归根究底, 这部作品的诞生是由译者经 选择而定的, 梁译莎士比亚诞生之日起已经打上了梁 实秋的烙印。
四 、结 语 综上所述, 不难发现, 林语堂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 译并没有勉强地迁就目标文化, 也没有刻意地迎合当 时的强势文化。他克服了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 采用 了具体灵活的翻译方法, 巧妙地处理了中西方的思维 差异和表达方式的悬殊,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林语堂的 译文有着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民族性, 在考虑翻译中 应采用何种译法时, 他的翻译目的起到了指导性的作 用, 而且自始至终, 他的译文都坚持了目的论的三原 则, 即: 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实原则。《吾国与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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