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功精神：秦兴亡史的文化阐释.

事功精神：秦兴亡史的文化阐释关键字：事功,精神,兴亡,文化,阐释在秦史探索的漫长历程中，揭示其兴亡的历史奥秘是一个恒久的主题，近年勃兴的秦文化研究为全面审视其内在原因开拓了新的思维空间，人们开始突破单纯的实证传统，努力寻觅和建构文化的阐释，其中对于秦文化精神与秦兴亡间关系的研究便是显例。

迄今学人已先后提出秦人“尚大求多”的功利价值观说、“公利”文化精神说和军国主义精神说等观点①，用来解说影响其兴亡的文化因素，皆能独出机杼，各有胜义。

然而，治史的精义在于不断扬弃成说，邃密新知，秦文化所蕴含的内在精神世界是永远向诠释者开放的，故理解亦未有穷期。

因此，本文尝试提出事功精神的新说，重构秦人兴亡史的文化阐释。

秦人事功精神的渊源和背景学术大师韦伯曾提出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假说，即任何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支撑这一事业并维系其成败的无形的文化精神（Ethos）②。

古老的秦人崛起于关陇，不断壮大，终于担当一统华夏的历史伟业，其凭藉的文化内驱力便是以事功为价值核心的文化精神。

事功，是传统文化中习见的语汇和范畴。

《周礼·夏官·司@①》：“事功曰劳。

”《商君书·修权》：“民信其赏则事功成。

”先秦典籍中影响较大的是《左传》的说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所谓“功”即事功，亦即事业和功绩，这是古文献中最早将事功作为人生和社会价值的说法。

在传统文化历程中，事功范畴具有复杂的语义史背景，形成了丰厚的话语支持系统，成为人们致思和践履的价值焦点之一。

因此，我们不妨从事功的视角检视秦人历史文化所展现的内在精神特质。

秦人事功精神源远流长，它建基于秦文化功利主义取向之上，融汇了东周时代思想精华。

秦部族早期游牧狩猎，又地处西陲，濡染戎狄之俗，西周宗法伦理文化的影响较弱。

这些因素均促成秦社会较浓烈的功利主义特质，成为滋育其事功精神的温床。

上述广泛存在于秦人精神和现实生活中的价值意识，已由不少学人的研究予以证实。

比如，从出土的秦《日书》中足以揭示秦人观念中强烈的逐利、慕财和求富贵心理；先秦至汉晋文献中亦不乏秦社会风俗重功利轻伦理的直接记载。

另一方面，时代背景的因素亦同样不可忽视。

如所周知，东周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剧变时期，新兴社会阶层和政治势力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扬弃旧制度，创建新秩序，带来权力的重组和思想的解放，引发文化的突破和事功的张扬。

因此，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事功精神普遍高涨的年代。

从历史践履方面看，迭起的五霸、兼并的君主和变法的能臣无不发扬蹈厉，将事功的追求推举到邦政的前台。

从思想学术层面看，争鸣的诸子相反而相成，尽管在意蕴和重视程度上有差异③，但儒、墨、法等家均讲事功，尤其是法家形成了事功立国、尽力务功的系统事功思想，并给予大量接纳法家思想的秦文化以深刻的洗礼。

事功与功利概念有差异，应作细化分析。

事功侧重在主体对建功立业的追求。

相比之下功利的内涵比事功广，它在某种程度上包容事功意识，但其重点落在利欲、利益的“利”字上，所以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事功。

显而易见，如学者曾习称的秦人不敬祀祖先而滥求祀鬼之利的功利态度，秦社会中儿媳不礼敬公姑的世俗势利举止，均与事功精神有很大差异。

然而，后者又构成前者的观念基础，功利主义取向泛化及于人生作为层面，则引发功业追求的事功意识。

从个体进退荣辱之私利的微观事功，到关涉民族邦国之福祉公利的宏观事功，无不起步于斯，秦人事功精神的价值基础正是建立在全社会功利主义取向之上的。

总之，由于文化渊源和历史机缘，最早标榜为姜齐之立国宗旨的尚功精神，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秦人成为光大华夏民族事功精神的担当者。

秦人事功精神的内涵及其泛化秦人重事功，首先集中体现在秦立国以来有为君主对霸业之事功目标的恒定取向，及其顺时应变向帝业目标的提升。

自襄公开基建国伊始，即初见僭端。

其时秦虽属蕞尔小邦，却规摹弘远，志在天下，这从其奉祀制度中已可窥见④。

至穆公创霸，吞灭西戎，雄视东夏，将秦人事功推向一个新阶段。

战国中期，孝公变法强秦，谋求东制诸侯之帝业⑤，角逐帝业的事功追求从此贯穿了秦以后的百年史。

继而惠王构想并吞天下、独治海内之帝业⑥，使秦人事功目标递进到新层次。

后有昭王“业帝”，奠基一统基石，使秦人空前地逼近了统一的事功目标。

至始皇完成一统伟业，实现了秦人数百年的事功梦想。

始皇又创制拓边，追求传业万世之功，将秦人事功推向顶峰。

秦人重事功，还表现为秦历代有为君主对于事功目标的韧性追求和专注精神。

早在春秋时代穆公创霸，属意东进，但在崤之役受阻后，遂及时调整战略，“西击戎狄，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⑦。

战国中叶，孝公不甘居落后，毅然颁诏求贤，奋起变法强秦。

秦有为君主不仅对于外部挫折采取积极应战态度，在对内强化君权的权力斗争中，亦能协调内外事功相辅相成的关系，既成就尊君抑臣、权归中央的施政意图，又不因权力角逐而遮蔽或偏离创霸业帝的既定事功目标。

如惠文王加害商鞅，但诛其人而仍行其法⑧。

包容兼综百家、震铄古今的政治智慧和应形无穷的军事韬略，是秦人事功精神的另一大特色。

见诸秦君主事功践履之荦荦大者，有任贤、纳谏、任法等开明之政略。

尤其是在诸侯兼并天下争于战功的历史环境中，秦人以战立国，因此注重军事外交谋略，讲求战争艺术，成为秦人事功精神重要特色。

这从惠文王推行连横之策到范睢实施远交近攻战略均有淋漓尽致的发挥，而秦王政统一六国的战略，更体现了“战胜不复，应形于无穷”⑨的高超战争艺术。

秦人事功精神经历了一度向周文化趋同再转而法家化的历时性变迁。

春秋时秦穆公赫赫事功中，曾不乏践形周政的业绩。

如他“身举五授之以政”⑩的破格任贤，赐酒而赦盗食宫廷善马之野人的“含淳德以遇其下”（11），袭郑伐滑遭惨败后穆公的纡尊救过和作誓罪己，上述尚贤宽下、树德罪己等事功思想，大都契合于周政和儒家理想，即以德义为手段佐助事功之诉求，如穆公所谓“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故尔获得孔子“行中正”，“虽王可矣”（12）的首肯。

以商鞅变法为起点，秦人事功追求的非道德主义倾向渐趋鲜明，他们漠视政治和军事伦理传统的约束，不惜采用诈伪、酷烈之手段。

秦所尚首功制度，在列国军功制中亦最具血腥性，秦较普世诈伪悖德风气确实走得更远。

事功精神还以话语形式积淀为独到的理论形态，即商鞅和韩非颇具系统的事功思想。

《商君书》中“功”字的使用计53次，《韩非子》达260次。

先秦诸子中唯独使用事功一词的，恰是高扬事功精神的商鞅学派（13）。

韩非率先提出了以实际功效作为判断一切事物的检验准则，折射了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甚至蕴含了当代“猫论”的理念基因。

商、韩以君主为本位，以公利公功为核心，提出了从治、富、强、王到“兼天下”的最高事功目标，迎合了秦政的事功诉求，亦顺应了时代潮流。

商、韩将事功提升为课吏的尺度和刑赏的标准，通过导制臣民行为取向，将朝野心智功力凝聚起来，收尊主强国致霸之效（14）。

秦人渊源有自的事功精神，自战国以降进一步得到制度、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引导、激励与强化。

商鞅变法，奠定秦的治国方针和立国精神，所奉行的法家政治以任法耕战为本，二十级军功爵制为用，以事程功，功立赏随，把事功精神落实到了实处，使君主之利、国家之利与臣民之利找到了有效的结合点。

所谓秦臣民之功，约为治功、军功和农功三途。

治功即官吏在其职任上治民治事之功，如商鞅以变法有功而封君，甘罗使赵有功封上卿等。

秦法中的上计制、考课制即是对在职官吏勤劳本职治功的考核，如出土秦简中直接保存了县级政权对下属官吏的考课法律文本（15）。

军功，指各级将士在战场上的“斩首捕虏”之功，在《商君书》中保存了计首授功的原始规定。

农功，指农民戮力务农，“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16）。

农功亦有奖掖，如所谓“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可理解为大量输纳粟帛而被授与高爵，作为其结果，可被免除徭役”（17）。

在功立赏随的秦制度中，军功爵制作用最著。

战国时六国也存在各种功爵制，“但在发达严整程度上，与军功结合紧密程度等方面，秦之爵制远远超过了它们”。

军功爵制“把全国臣民上下人等都吸纳到战争的轨道，而且以此吸引每个人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18）。

在意识形态的教化层面，为了整齐统一社会思想取向，秦统治集团对不同学说流派的取舍尊黜时，同样贯彻了事功的价值标准。

法家思想“尊君卑臣”，“一断于法”，“谋治强之道”，“致霸王之功”，契合秦君主政治的事功诉求和现实需要，因而被接纳为秦主流统治思想并在其百余年的洗礼陶冶下浸以成俗，史称秦国“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19），“管商之法者家有之”（20），这反过来又强化了秦人功利取向和事功意识。

墨家思想之所以能够在秦获一席之地，学人曾作过许多解说（21），其实根本原因乃在于墨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上功用”思想与秦人事功精神的相通。

墨家尚力，认为利益和功业生于力，“赖其力者生”（22）；推重事功，追求“济世成功，垂名后世”（23）；主张论功行赏罚，“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24）。

墨家以国强、国治为施政目标，认为国家“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25）；倡导自强的事功态度，主张庶人、士和将军大夫“竭力从事”，“三公诸侯竭力听治”，以求“谋事得，举事成”（26）。

显然，这种“强力疾作”的事功精神是可以激起秦人共鸣的。

同理，兵家、农家等学派得以在秦传播发展，乃因这些实用之学适应秦人事功的需要。

相比之下，尽管秦人从局部上吸纳了一些儒家说教，但从整体上是持排斥态度的，其深层根源在于儒家以道德规范事功诉求的伦理精神与法家以事功压倒伦理的取向形成尖锐的冲突，无助于东周兼并时代的事功追求。

上述制度导向和意识形态的渗透性，进一步塑造了秦社会各阶层不同层次的事功意识，执着进取的事功精神漾溢于朝廷庙堂之上，播散于都邑乡里之间。

从人主卿相谋臣到将士农人贩夫走卒，无不“慕业务功”，“尽智竭力”，“并心进取”。

秦君臣致力于“日月之名”、“太山之功”（27）的非常之事，百姓则角逐“斩首捕虏”、“粟爵粟任”的世俗之功，这无疑构成了秦文化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历史图景。

秦素有开放的用人传统，东周时代秦政治舞台上的精英人物多为外来士人，仅史书知名见纪的就有五六十人之多。

与东方诸国士人“不治而议论”的文化批判建树相比，他们几乎都不是以“立言”名世，而是积极参与秦政运作，不仅在历史上留下赫赫功业，也展现了进取的事功精神风貌。

孝公时商鞅相秦变法，“处实而效力”，力倡“崇利而简义，高力而尚功”[28]，在“成秦国之业”的同时，商鞅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功如丘山，名传后世。

”（29）昭王时羁旅入秦的范睢，由游说远交近攻之策而取客卿，谋兵事进固威之谏再拜相封应侯。

后来蔡泽称赞范睢云：“今君相秦……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极矣。

”（30）战国末世李斯师荀子习帝王术，怀不凡抱负，欲“为建功者”，遂西入秦，以“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的万世大功为说辞悟秦王而取客卿之位，后又冒死上《谏逐客书》，力陈历代客卿兴秦之功，“秦王卒用其计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