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口述史的主要成果

我国口述史的主要成果

第一，带有社会学、人类学倾向的口述史。如余未人《走近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等书籍以少数民族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为研究对象，记录了形态各异的文化形貌。这些口述史研究和著作从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较少有历史的线索或脉络，常常以事件或人物的片段构成，目的是以口述史为研究方法走入田野，阐释口述背后深层的文化内涵。

第二，立足文学的口述史。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引入了口述史的方法，如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贺黎、杨健《无罪释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郑实、傅光明《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等，作品兼具文学和史学双重的研究价值。

第三，自传体口述史。近几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黄药眠口述自传》、《舒芜口述自传》、《文强口述自传》等“口述自传”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先后推出了《风雨人生——萧乾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等“口述传记”丛书。这些著作尽管成书过程中有他人的采录，但以口述者个人回忆和讲述为主。传主娓娓道来，讲述他们亲历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第四，政要人物口述史。如当代中国研究所采制的《共和国要事口述史》、《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从“童怀周”到审江青》、《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以及近年来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上先后发表的宋任穷、李德生、廖汉生、赛福鼎、陈锡联、邓力群、袁宝华、阎明复、李尔重及汪东兴、吴德等人的回忆性文章，以及鲁林等主编《红色记忆：中国共产党口述实录》等著作。口述者多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决策者或参与者，他们的口述史弥补了国史或党史研究史料不足的问题。

第五，普通民众口述史。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李小江“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等著作，著者多为历史学者，他们不仅受过历史学的专业训练，而且也都或多或少受过西方口述史学的影响，在我国大陆较早地开展了口述史的实践和研究。出于这样的学科背景，这几部著作更多地体现了口述史学的规范，书中既写明了访谈时间、地点、访谈者与受访者的姓名，又以文献为向导，“文野互补”，并辅以人物和实物照片、往来书信、“大事年表”等，因而它们获得了学界的较多赞誉。

口述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笔谈）

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1 定宜庄前言：口述传统与口述历史

2 纳日碧力戈作为操演的民间口述和作为行动的社会记忆

3 朝戈金民俗学视角下的口头传统

4 孙庆忠口述历史的制作与口述传统的发掘

5 胡鸿保、王红英口述史的田野作业和文献------从《最后的记忆》谈起

6 刘小萌关于知青口述史

附1 记忆里的真实------口述史与大萧条

附2 口述历史有何特色（片段节译）

前言：口述传统与口述历史

定宜庄

（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这里是我应徐杰舜教授之托，邀请几位学者作的关于口述传统（oral tradition）与口述历史(oral history) 问题的笔谈。其源起，是去年5月我与几名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就口述史问题进行的一场漫谈。这场谈话后来以《口述与文字：谁能反映历史真相》为题发表在2002年7月18日的《光明日报》上,[1]在引起一些学者兴趣的同时也招致了某些批评，主要是说我们对一些问题的谈论仅限于蜻蜓点水，没能谈深谈透。徐教授于是提议，给我们提供一个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的场地，口述既然是我们从事不同学科研究的人目前关注的共同话题，便有了如下的几篇文章。

这几篇文章的撰写者，有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也有史学家，大多是在各自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对口述的研究也都颇有心得。但是，要想让不同学科的学者就同一个问题进行对话，并不象想象的那样简单，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主体和特定的研究手段，有自成一统的学术体系和严格的学术规范，仅就口述研究来说，不同学科的学者也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表达和实践。如果一定要将这几个学科所作口述之间的区别讲清楚，或者要比较口述对于哪个学科更有价值，这不仅不可能，其实也没有多少意义。但是，就象现在这样，只是把各自的想法以看似自说自话的方式阐述出来，也是很必要的，至少对我们从事史学研究的人来说，有很多可以得到启发和借鉴的东西。

近数十年来，史学研究尤其是社会史研究，一直在不断地从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那里汲取营养。当今国内社会史学界热衷的很多选题，诸如家族与宗族、婚姻形态、亲属关系、人口流动与移民、民间信仰，乃至近年来非常热门的民间仪礼，无一不是人类学的传统选题。研究社会史的学者所强调的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研究角度，即用“社会”这个范畴去从下向上看社会的视角，也受到了人类学研究的颇多影响。社会史学者也效法人类学家，走出书斋去观察，去做“田野”，到某一个村落或城镇去研究一个个案，建立一个模型。这种学习和效法，当然也不免会出现一些偏差，在人类学家看来，跑到民间去的史学家，更热衷也更擅长的是寻访家谱、碑碣和民间流传的某些抄本，而不是与活人面对面的接触和交谈，说到底这不过是书斋的延续，而不是真正的“田野”；而从史学家一边看，仅仅通过对几个个案的描述便下结论，事前不在文献上做充分的准备，事后也不与文献做认真的比勘，社会史便不再是“史”，而只是非驴非马的不知什么东西。所以，所谓的“跨学科”并非轻而易举，而需要受到各学科的严格训练，至少也要知道其他学科的水深水浅，才可以谨慎尝试。

从事口述史的研究也同样如此。毕竟，与其它学科相比，史学虽然是历史最悠久、传统最深厚的一门学科，但作为其中一个分支的口述史，却比其他学科更年轻，也更不成熟。而它之所以最有必要借鉴人类学与民俗学的经验，就在于它面对的，已不再是传统的“故纸堆”，而是活生生的人，也恰恰是在

与人打交道这一点上，历史学家远不能与受过专门训练的、具有丰富经验的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相比。我这里所指的，还不仅仅是与人交往的技巧，而尤其是对“人”的理解和关怀。刘小萌在谈到做知青口述的体会时说，过去利用文献写作知青史的时候，往往把屡见于报端的知青典型看成是政治符号，只有在与他们深入交谈之后才发现，他们其实也是有血有肉、极富个性的人，感悟便十分深切。

从这几篇文章中可以明显看出，不同学者对于口述的意义，评价并不相同。纳日碧力戈对口述的赞扬不遗余力，他认为：“口述史本身终究是人类学者的宝，它拥有文字史不拥有的价值”。他们更多指出的是文字书写的缺陷。而历史学家对口述却表现得比较挑剔，他们一边费力地做着口述，一边又疑虑重重，刘小萌的文中，就以自己做口述的亲身经历，坦率批评口述的不足，认为“立足文献研究，正是它（指史学）自身优势，口述方法当然要利用，但优势不能舍弃”。这种从不同学科的特点出发产生的不同侧重并不难理解。尽管如朝戈金所说，如果将人类的发展进程看作是一年的话，文字的发明和使用只是12月下旬的事，但不容否认的是，文字起到的作用却是决定性的，它使人类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实质性的改变。就我们目前的社会而言，文字既然仍占据着压倒一切的优势，高度依赖于文献的历史学科之于口述史，有着比研究“史前民族”或者“无文字民族”以及民间社会为主的人类学、民俗学更多的疑虑，也是很自然的事。

口述的所谓不足与缺陷，其实也并不是绝对的。在做口述访谈时最常见的，是受访者的遗忘和“虚拟”。有些遗忘属年深日久，记忆出现偏差，是无意识的，也有些却是选择性的失忆。至于虚拟，有些是出于某种动机的故意编造，也有些是为显示自己见闻广博的炫耀，甚至有些仅仅是为讨好采访者，惟恐他会空手而归。但事实是，这些问题在文献中也同样存在。史家修史，选择的只是他们认为有必要流传后世的史料，想要青史留名，当然要有一定的资格，何况“隐恶扬善”又是为修史者公认的道德准则，官修史书是如此，家族所修的族谱和为已故祖先撰写的碑铭更是如此。更不用说那些别有用心的捏造了，上层统治集团有关政治斗争的文献，会将一切优秀品质统统归结给自己一方的首领，而将对方说得一无是处，正是所谓的“成者王侯败者贼”。混淆黑白、篡改史实，历来是统治者蒙蔽百姓以稳定统治的重要手段。所以，受访者的虚拟虽然是个人行为，但与修史者选择性地收集和利用史料，就其道理来说是有相通之处的。由此来看，口述史的缺陷，也就是文献的缺陷，并且能让我们反过来对文献的缺陷，获得更深切的体验。

人类学家偏好强调口述史的“口述特性”，胡鸿保与孙庆忠二位先生的文中都曾引国外学者的理论，指出完善的口述史的最终产品不是文稿，也不是录音带或录像带，而应是访谈双方关系的一种表现。但这种看法，对于今天我们国内的史学家来说，未免有些玄而又玄。的确，在从口述转变成文字文本的过程中，从现场的采访所得会被大打折扣。首先是纳日在文章中谈到的“副语言学”问题，当口述被用录音带纪录下来时，那些只有亲身在场才能够体会的属于“副语言”的东西，如表情和动作等，便会完全丢失。而再将录音转化成文字文本，则意义非常丰富而且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语调，便也随之消失，以文字记录下来的口述，不仅鲜活丧失大半，甚至对原意的表达也会出现某种扭曲和误解。何况更严重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凡做访谈者无不备感恼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