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论06-06大一统中的怨愤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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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儒家的“诗言志”着重于政教的、讽谏的 社会功能,那么屈原的“发愤抒情”说则是侧重于诗 的主体个性的情感抒发与渲泄的作用。这个“怨” 不是个人的愁闷与怨怒，而是屈原对楚国的忠诚、 忧国忧民的思想受到邪恶势力打击压抑后的怨愤， 仍然带有很浓烈的政治色彩。
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 言”的皇皇巨著《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 唱，无韵之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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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自觉认同于汉代当时的文化大一统趋势， 并自觉以自己的述作为之服务的。更值得重视的是， 正是在大一统的政治背景之下，司马迁提出了“发 愤著书说”：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 《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 有《国語》；孙子膑脚，而论兵法 ；不韦迁蜀，世 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 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 ，故述往事，思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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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国古代文学鉴赏
第六节 大一统中的怨愤传统
主讲 万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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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中国文化的渊源，历史上很早就有言情的 传统。被称为中国诗论“开山纲领”的“诗言志” 说，其内核已经包藏着“抒情”的成分，只是由于 受到儒家道德的约束而显得循规蹈矩。中国诗史上 第一次使用“抒情”一词的是屈原的《惜诵》中 “发愤以抒情”。虽然屈原没有以文学评论的形式 来阐述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看法,但他的“发愤抒情” 的创作实践,的确对后来的司马迁“发愤著书”、 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以巨大的影响,与儒家的 “温柔敦厚”的诗教形成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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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所说的这种“愤”，是他对社会现实和 历史文化的认识和反思。也是从他自己写作《史 记》的切身体验和历史上许多重要作家的痛苦遭 遇中，认识到一切伟大的著作都是作家在“意有 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情况下，为了“抒其 愤”、“遂其志”才得以产生的。固然包含了个 人怨愤的情绪，但更主要的是包含了一种穷且弥 坚的毅力，面对逆境的奋斗精神。从中，我们可 以感受到政治大一统与个人情怀之间的巨大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