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太史公自序有感

《史记·太史公自序》有感

《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独创一例，自成体系，是后世效仿的典范。鲁迅评价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充分肯定了《史记》在我国史学上和文学上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太史公自序》作为《史记》的最后一篇，不仅是司马迁的一篇自传，同时也是对全书的一个简明介绍与概括，欲读《史记》，《太史公自序》则不可不先行阅知。

《太史公自序》开篇介绍了太史公家谱本末，从重黎氏至司马迁氏，历时千余年；而后论六家之指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各家作介绍，可谓精辟透彻。如司马迁认为阴阳家的学说中“四时之大顺”是“不可失也”，然而“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未必然也”；儒家是“博学而寡要，劳而少功”，它“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是“弗能易”的；墨家学说中使“尊卑无别”是不可取的，而“强本节用”使得“家给人足”是可取的。这些看法无不显示了司马迁客观公正的学术态度。《史记》一书也展现了司马迁深厚的学术功底，他自述自己十岁能诵古文，二十岁始南北游历，足迹几乎遍布全国，丰富的阅读量及多次的游历使得他见识广博，这也为他纂述《史记》提供了充足的材料。司马迁秉承其父司马谈的遗愿，自述黄帝以来至太初而止，著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最终成《史记》一百三十篇。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也详细说明自己为各家作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的理由，实乃相当于各篇小序。司马迁自述“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撅协六经易传，整齐百家杂语”表明他纂述《史记》的材料是经过认真比对筛选之后而采用的。

司马迁纂述《史记》有其独到的史学观点。本纪本是记载帝王将相之事，而司马迁却将项羽、吕太后列入本纪之中，肯定了项羽在反秦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汉高祖之后，吕太后真乃实权人物；又如陈涉本一布衣，司马迁将其列入世家之中，赞扬了他反秦暴政的首义之举；司马迁还为游侠、佞幸等作列传，认为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认为佞幸“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表现了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司马迁这种不依成败、性别、出身等界限来评判人物的史学角度，真正做到了客观公正。

作为一个史学家，司马迁敢于向封建正统观念挑战，是极其进步的。司马迁

在《报任安书》中明确说明纂述《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与当时主流的官方正统观念“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相悖的；司马迁还特地写了《平准书》与《货殖列传》，肯定了商人的作用，这在重农抑商的社会大背景下是罕见的，充分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史学观。

司马迁著《史记》充分体现了对待荣辱的心态。他遭李陵之祸而获罪，身受腐刑，但念其家族责任和父亲遗命，忍常人之不能忍，将其一腔心血付之于《史记》之中。他在《太史公自序》篇中，写道：“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可见，这也是司马迁的作《史记》的意图之一。

“‘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的确，忍常人之不能忍，方能成常人之不能成，一部《史记》传世，开后世纪传体之先河，后世效仿者不可胜计，足以见其价值。“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