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读书笔记

看那妖气弥漫的时代

——读《叫魂》有感

摘要：《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的主要代表作，它描述了1768年在弘历统治下的清王朝，由于“叫魂”危机逐渐蔓延全国而形成的妖术大恐慌，最终却在一宗又一宗的冤假错案中不了了之的过程。作者旨在通过妖术大恐慌研究官僚机制与皇帝之间的博弈以及通讯系统在其中的影响，而本文仅就大恐慌的形成与影响作简要分析并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清朝叫魂案；官僚制度；民众恐慌；冤假错案；

一.何为“叫魂案”

犹如武侠世界里不显山露水的绝世高手，偶一发招便技惊四痤。孔飞力和他的《叫魂》一出现，就如此效果。作者带着丰富性与奇妙性的故事，探讨帝国专制统治的原动力。随着孔飞力的视线，我们进入一七六八年弥漫四布的妖术大恐慌世界。

叫魂，一个中国特色乡土气息浓厚的词语。孔飞力教授在他的大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这样定义这个名词以及清乾隆三十三年的这个事件：“1768年, 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 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1]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民百姓忙着自保或者乘机打击报复，全国十二省的各级官员忙着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弘历先生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加以督促。折腾到年底，在小民不值钱的贱命和官老爷珍贵的乌纱丢了不少之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闹剧：没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妖人，没有一件不是冤案的妖案，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偃旗息鼓。于是，在持续长达几个月的清剿行动中，制造了一系列冤案，戕害了许多无辜无助的性命之后，这个事件终于因为破绽百出而被叫停。

二.“叫魂”的背后

“作为现代中国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叫魂案从一开始就带有这种令人不快的特性。……除了丑恶的嫉妒，还有无耻的贪婪……”

“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到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倍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够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了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

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

很显然，在这个全民运动中主角有三个：乾隆，大清官员，小民百姓。乾隆把这个事件翻来覆去，字里行间看见四个字：汉化、谋反（这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两面）。作为异族的统治者对“剪辫”这一行为所蕴涵的政治象征意义心存芥蒂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对普通的百姓来说，术师的妖术威胁到的是灵魂和躯体之间的脆弱联系，而对皇朝的上层人士来说，这种行为危害到的是皇朝同上天力量之间的脆弱联系。”如果僧侣道士或者乞丐也能作法与神鬼进行交流和对话，这会严重影响到君权神授的合理合法性。作为一个江南文化的崇拜者和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乾隆对江南感情复杂。愚民百姓的无稽之谈自然是不信的，他大张旗鼓的目的在于借机打击甚至根除因汉化而腐败堕落的江南的官僚们以及江南书生的桀骜不逊。而大多数大大小小的官员作为社会的精英分子，经过科举的严格选拔，对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古训都是熟谙的，可能他们对怪力乱神也有敬畏之心，但是对于升斗小民的鬼怪故事无疑是不屑一顾的。作为地方长官，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他们推崇的是无为而治，不希望自己的管辖范围出现对自己声名不利的事情，即使真的出现了也会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就是乾隆朱批严加斥责的“化有为无之术”。中国封建政权对儒家的尊崇一方面形成了身后的儒家文化传统，同时也在不同的朝代造就了一大批这样的官员，即在肉身上他们是纯粹的奴仆，忠君爱国，但是在他们内心深处是以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的浓厚情结，在社会结构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防止社会在疾风骤雨中偏离方向。所以，官员在这场大恐慌的闹剧中并不是积极的推动者，甚至他们起到缓冲的作用，是他们“尽力将来自君主的紧急、非常规要求导入习惯的、日常的轨道。”事实上，最后也正是军机大臣刘统勋劝阻了“十全老人”近乎偏执的行动。一直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乾隆皇帝和他手下大小官员的作为完全符合他们的阶级理性，也就是说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都没有出乎人意料的地方，他们扮演了合乎他们各自身份的角色。

真正让我们惊讶不已的是，在这场大恐慌的闹剧当中推动者与受害者都是同一个阶层——普通民众。所有的嫌疑犯都来自最低层，他们是乞丐，僧侣和道士（其实大部分出家人都不过是穿着制服的乞丐），而举报他们，将他们扭送衙门甚至执行私刑的英雄却同样是底层的农民、渔夫和小市民等等。普通民众制造了这场恐慌，并且在闹剧上演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推波助澜，火上浇油。

三.“谣言”的传播

1768年初春，丝绸之乡德清慈相寺几个贫穷潦倒的和尚因为嫉妒附近一座观音殿的香火旺盛，散布谣言说有石匠在观音殿附近“作法埋丧”，进香者若去该寺非但难得庇佑，反会遭到毒害。四个多月以后，谣言已经铺天盖地，山东巡抚富尼汉将消息报告给了皇帝。从浙江到山东，并由巡抚这一高级官员上报朝廷，而其间并没有什么公共媒体参与，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就是人际传播，竟然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可以想象，民众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谣言最初的形状是石匠在观音殿附近的不道德行为，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发展之后它的形状变成了：术士或者妖人能够通过发辫，衣物甚至是名字来摄取一个人的魂魄，使之为术士服务，同时极大损害被施术者的身心。显然，谣言在传播的过程中经过了修改和加工。每一个参与谣言传播的人都是同谋，他们同心协力，将谣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