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原始瓷器科技研究的现状及展望李其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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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CHINA CERAMICS │2012(48)第 1 期│13

【摘 要】回顾了原始瓷器科技研究近几十年来取得的

成果,从原始瓷器的定名、原始瓷器的工艺特征研究、南北方原始瓷器烧制地区探讨、原始瓷器的器质判别等几个方面对其研究成果进行了概述,并分析了原始瓷器产地研究存在不同结论的原因,及在现存条件下原始瓷器科技研究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商周,原始瓷器,科技研究,综述,展望中图分类号:TQ174.7 文献标识码:A

0 引 言

原始瓷器的出现是中国陶瓷工艺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陶器向瓷器过渡的开始,为我国最早的瓷器—青釉瓷的出现创造了物质基础和必要的工艺条件,是我国乃至世界陶瓷科学技术史上的一大里程碑。原始瓷器的研究与界定关系到包括我国瓷器起源在内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知,因此,原始瓷器一经发现,不仅在我国陶瓷学界和考古界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业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仍存在较大争议。本文对这些成果做了系统梳理,将从原始瓷器的定名、原始瓷器的工艺特征研究、南北方原始瓷器烧制地区探讨、原始瓷器的器质判别等几个方面简要概述其研究成果,指出了在现存条件下原始瓷器科技研究的发展趋势。

1 “原始瓷器”的定名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我国考古学者即已在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发现了器胎灰青、坚硬致密、施有一层青灰、青黄或青绿色釉器皿的碎片。此后在商周遗址和墓葬中又有更多的发现。它们分布在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区[1]

。当时学术界将

之简单地称为“釉陶”,但在随后的研究中,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此类青釉器皿的内外表面均有一层厚薄不匀的玻璃

釉,胎体以灰白色为主,有的呈较深的灰色,甚至褐色,一般较致密,有的断口呈现玻璃态光泽。与陶器相比,胎体坚硬,烧成温度高,吸水率小。但与成熟瓷器相比,烧成温度低,吸水率和显气孔率较高,釉层厚薄不均且与胎体结合不牢,易剥落。从成分上看,胎中SiO 2含量比陶器明显增多,而CaO、MgO 和Fe 2O 3含量则减少;釉的成分中主要助熔剂为CaO,是一种灰釉。其烧成温度都已超过1000℃,一般为1200℃左右。根据此类青釉器的以上特点,究竟应将其如何定位,是瓷器、釉陶还是“原始瓷器”,各专家学者始终争论不已[2-5]。

中国硅酸盐学会为编写《中国陶瓷史》,于1978年6月20日至29日在浙江金华召开了“中国古陶瓷学术会议”。对我国陶瓷史上存在的一些重大疑难问题进行了专题学术探讨,其中就包括对于这类青釉器的定位问题。会中陶瓷考古专家和陶瓷科技研究专家根据以上青釉器的特点,经过系统的研究和充分讨论,最终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由陶到瓷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过渡阶段,商代到东汉的这类青釉器应定名为“原始瓷器”。因为“原始瓷器”在化学组成和物理性能上多已接近于瓷而不同于陶,所以对于这类器物已不能再称之为釉陶。由于“原始瓷器”并未达到东汉青瓷的标准,亦不能称为瓷器。此外,当时考虑到“原始瓷器”这个名词在我国出国文展中曾多次使用,并已为国内外所熟悉,因此,在没有更确切的名称的前提下,选用了“原始瓷器”并一直沿用至今[6-7]。

2 原始瓷器的工艺特征研究

李家治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中根据诸多早期研究原始瓷器的文献[1,6,8-11]综合论述了原始瓷器的化学组成、工艺基础及原始瓷釉的形成[12]。

书中通过对山西垣曲商城、江西清江吴城、江西鹰潭角山、河南新郑、河南郑州二里冈、河南洛阳、浙江江山、浙江上虞、浙江绍兴、浙江萧山、陕西张家坡、安徽屯溪、江苏宜兴等地出土71个原始瓷的胎体化学组成的多元统计分析[12],发现原始瓷胎的化学组成相近,集中在较小的范围内,并且它们组成中SiO 2含量在72.33~80.24%之间,而Fe 2O 3与K 2O 的总含量只有5.41~8.38%,其

中绝大多数的Fe 2O 3的含量都降低到3%以下。其原因主要是原始瓷器是在印纹硬陶技术之上发展起来的,当时的窑工已经有意识地选择耐火度更高的粘土并掌握了初步的原料精选技术。囿于考古发掘资料稀少,李家治先生仅通过原始瓷胎的化学组成对其使用原料做了一些推测,

商周原始瓷器科技研究的现状及展望

李其江,张茂林,吴军明,吴 隽

(景德镇陶瓷学院古陶瓷研究所, 景德镇 333001)

收稿日期:2011-101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0962008);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科技研究课题、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0YJC780013)

作者简介:李其江(1982-),山东潍坊人,硕士,讲师。E-mail: liqijiang13@

综述与评述

DOI:10.16521/ki.issn.1001-9642.2012.01.003

中 国 陶 瓷2012年 第 1 期

14│中国陶瓷│CHINA CERAMICS │2012(48)第 1 期

由于浙江和江西分别是我国早期青瓷和南方白瓷的发源地,并且两地都盛产我国南方瓷石类原料,因此,原始瓷胎的原料最有可能就是选取了类似于这种可以直接烧制成瓷的瓷石类粘土原料。这也证实了1987年郭演仪先生提出的原始瓷是用盛产于南方的瓷石为原料生产的这一观点[13]。而陈尧成等[14]在研究上海马桥夏商原始瓷时,认为其制胎原料很可能是与木岱紫金土相类似的粘土。

原始瓷釉是世界上最早的高温釉,它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由陶过渡到瓷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世界上陶瓷工艺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因此,原始瓷釉的组成配方向来是古陶瓷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由于其属于初创时期,因此其施釉工艺亦处于初创阶段,仅采用刷釉法和浸釉法施釉,而且釉一般都比较薄,且厚薄不均。对于这样的原始瓷釉,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难以取得足够重量做湿化学全分析,因而《陶瓷卷》中釉的化学组成数据较胎的少许多[12],通过对28个原始瓷釉化学组成的多元统计分析,发现可将其分为三类:一为高钙低铁原始瓷釉,钙高者可达25.33%;二为高铁钾低钙原始瓷釉,钙低者可达1%;三为钙铁合为助熔剂的原始瓷釉,钙的含量适中,在10%左右。然而,关于釉的起源及所用原料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如“商周高温釉的主要原料是草木灰或草木灰配以适量粘土,而易熔粘土、窑汗、石灰石或贝壳灰等,在商周时期被用作主要助熔剂的可能性是极为微小的

[9,15]

”,“从陶瓷工艺发展的

角度,釉的形成是在继承陶衣和泥釉的工艺上发展起来的。而釉中助熔剂CaO 的来源,可能是草木灰,石灰石或混有含CaO 杂质的粘土

[10]

”,等等。李家治结合原始

瓷釉的化学组成及显微结构,对此两种观点做了综合分析,认为此两种观点都具有合理性。同时,由于釉的起源也和陶器起源一样,在不同地区,由于生活环境和地质情况的不同,以及制瓷先民们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不同,因此,殊途而同归地创造了各自的原始瓷釉是合乎发展规律的[12]。

近年来现代分析技术手段在古陶瓷科技研究领域更广泛和深入的应用,以及新的相关考古资料和标本的不断出现,为深入探析我国陶瓷釉的起源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如:横岭山先秦墓葬群中出土的大量陶器和原始瓷标本对研究我国广东地区的古代陶瓷发展史及陶瓷釉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吴隽等

[16]

通过对出土的大量标本的

化学组成、显微结构和物理性能测试,结合多元统计等数据处理方法综合分析,不仅揭示了广东地区古代陶瓷发展不同于我国其他南方地区的显著特点,而且探讨了我国瓷釉起源可能存在的不同模式。结果表明,同我国南方其他地区的陶瓷发展相比,广东横岭山墓地出土陶瓷样品组成中Al 2O 3含量逐步降低。而原始瓷釉的起源也具有多元性,如在广东博罗梅花墩地区,原始瓷釉中Mn、P 的含量比较高(几千μg/g),而一般高钙矿物如石灰石等的使用不会提高瓷釉中的锰、磷含量(一般为几百

μg/g),因此,其釉的形成可能是陶工受到陶瓷烧成过程中掉落在器皿上的草木灰形成了玻璃相的启发,从而通过引入草木灰发明了初始灰釉。而饶平浮滨原始瓷尽管釉中仍含有较高的钙含量,但最主要的熔剂元素则是Fe,因此其釉的形成则可能是由于古代陶工在长期使用当地存在的富铁粘土作为陶衣、泥釉的基础上,受一定的高温下形成玻璃相的启发而发明了初始黑釉。在后期的研究中,吴隽等[17]针对以上两种釉的成因,从瓷釉形成所取决的原料配方和制备工艺角度,借助能量色散X 荧光光谱仪(Energy Dispersive X-Ray Fluorescence, EDXRF),主要分析了“陶衣”和“窑汗”的元素组成,结合其工艺特点,进一步探析了我国陶瓷釉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认为“陶衣”的工艺处理形式和“窑汗”的材质效果相结合为我国早期釉的发明提供了完整的思路和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3 南北方原始瓷器烧制地区探讨

原始瓷器烧制地区的研究关系到我国南北方陶瓷工艺发展的不同途径。因此,南北方原始瓷器烧制地区的判定成为学者研究和探讨的焦点之一。商周时期原始瓷器在我国南北方都有出土,主要分布在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区。但迄今为止,北方的原始瓷都是在遗址或墓葬中出土并且数量极少,窑址未发现。而南方则不然,不仅在遗址和墓葬中有大量原始瓷出土,而且在诸如江西清江吴城和鹰潭角山窑址,浙江绍兴富盛和萧山进化窑址,都有原始瓷出土,并且在2007年发掘的浙江德清火烧山和亭子桥原始瓷窑址更是出土了丰富的原始瓷标本[18]。因此,南方地区烧制原始瓷器是毋庸置疑的。而北方出土的原始瓷器是否是在北方烧制,学术界至今没能达成共识。

北方出土原始瓷器在南方烧制的观点,即“南方说”,首先由周仁提出。周仁、李家治等[19-20]研究了张家坡西周居住遗址出土的陶瓷标本,从其化学组成与南方的青釉瓷以及安徽屯溪出土的原始青瓷对比的角度,认为张家坡出土的青釉器应是在南方烧制。程朱海等[8]以同样的视角研究了洛阳西周青釉器标本,认为其应为南方地区烧制。而王业友[21]在分析安徽屯溪西周墓葬中出土的原始瓷器时,从胎质、釉色、纹饰以及器型等角度与浙江、江苏出土的原始瓷器相比较,同样认为屯溪出土的原始瓷器为南方地区烧制。罗宏杰、李家治等[12,22]根据南北方出土的原始瓷胎和釉的化学组成、工艺基础、北方出土的原始瓷与本地区陶器和瓷器的关系,以及南北方原始瓷的出土情况等多方面信息,认为北方出土的原始瓷器应为南方所烧制。陈铁梅等[23]利用中子活化分析(Instrumental Neutron Activation Analysis, NAA)对湖北江陵荆南寺、郑州二里岗、湖北黄陂盘龙城、湖南岳阳铜鼓山和江西吴城等五个商代遗址的陶器、原始瓷、印纹硬陶等近百件样品,作了分析测试。通过主成分分析和判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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