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回顾与研究范围与方法选题的意义与研究的目的明代出现了

第一章：选题的意义、文献回顾与研究范围与方法

第一节：选题的意义与研究的目的

明代出现了讽刺赋兴盛的情形，在一些选集如《历代赋汇》、《明文海》和《明文衡》里都收录了许多讽刺性强的作品，例如杨慎的《蚊赋》、黄省曾的《射病赋》、徐祯卿的《丑女赋》和王世贞的《老妇赋》等。研究和探讨这么一个现象的出现有以下这些原因：

首先，讽刺文学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因素有直接的关系。创作讽刺赋的作者往往都是由于受到当时时代的种种黑暗和不平等制度的影响而决定通过文学来讽刺，希望能够借此唤醒统治者或执政官员多注意政治民生。通过研究这些讽刺赋，将能够让我们更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

其次，明代有些讽刺赋的作者本身是受到了一定的政治迫害的情形下而创作这些讽刺赋，例如王世贞和李梦阳。通过对作品和作者的生平的分析也能一窥当时的政治局势。

再次，中国辞赋在传统上便重视作品达到讽谏的效果。讽刺赋并非明代才出现，事实上在辞赋文学发展的初期（即战国和汉朝），赋家在创作一些赋时，便有浓厚的讽刺色彩。例如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扬雄的《长杨赋》和鲁褒的《钱神论》等，都有着浓烈的讽刺意味。研究明代讽刺赋无疑是追溯中国辞赋传统的讽刺精神经历了数千年后的发展历程，从中能理解到讽刺赋的发展过程中在主题及艺术手法方面的传承与革新。

最后，明代中后期，除了辞赋外，在其他文学体裁也兴起了讽刺作品问世的情况，如小说和戏剧等。例如戏剧就有康海的《中山狼》和徐渭的《四声猿》等批判当时社会黑暗的作品；小说则有《三言》《二拍》和《金瓶梅》等讽世和劝世的作品。由此可见，讽刺作品的兴盛并不是辞赋独有的现象，而是其他文类也存在着。因此，通过研究这个时期的讽刺赋，也有助于探讨这个时期其他文类的讽刺作品产生的原因。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得研究明代讽刺赋是件有意义的事。笔者正是希望通过这项研究能达到以下的目的：

首先，笔者希望能够将明代讽刺赋整理一番，将明代一些讽刺性赋作归纳起来，交代这时期有哪些讽刺赋，以及有哪些讽刺赋作者。

其次，笔者希望通过研究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导致这些讽刺赋出现的原因。

最后，笔者也希望能够通过研究这些讽刺赋，分析这个时期的讽刺赋表现哪一些主题。此外，笔者也希望能够找出这些讽刺赋在呈现不同主题时所用的艺术手法。

第二节：文献与材料回顾

中国辞赋学的重点向来放在汉代及六朝的辞赋成就，唐后的辞赋研究相对较为不为人所注意。至于明代的辞赋，曾经做过整理或研究的学者更是少之又少。对于这样的现象，何新文指出：“而传统的赋论和20世纪的赋学研究，受“汉以后无赋”或“唐以后无赋”观念的影响，精力大都集中在汉赋及此后的魏晋南北朝赋方面，对唐宋赋、元明清赋缺乏足够的重视。1”

日籍学者——铃木虎雄在《赋史大要》中，论述明代辞赋的创作时，仅将注意力放在宋代发展开来的文赋对后世——明清二代的影响，特别是对明清八股文的影响，但对于明代当时其他以赋体写成的其他题材的文学作品，却略而不提，实为一个疏失。2

高光复也曾指出：“宋代以后，散曲、小说等文学样式蓬勃兴起，尤其是小说，在反映日益复杂多样的社会生活方面愈来愈表现出它的适应性，而辞赋则呈现出日益衰落的状态。就赋的体制而论，金、元、明、清文人多沿旧制，古赋、徘赋、律赋、文赋诸体，虽均有人去制作，但基本上再也没有什么进展。从作品本身价值去看，在辞赋发展史上值得一提的作品实在寥寥无几，到了这一时期，辞赋已经逐渐走向末流了”3

1何新文〈21世纪的赋学研究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见《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页7-8。

2铃木虎雄著，殷石臞译《赋史大要》（上海：正中书局，1947），页259-288。

3高光复《赋史述略》（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页186。

在论述明代辞赋时，高光复进而指出：“明代辞赋创作，总的来说成就不高，律赋既已少见，而古赋亦乏佳制，总的来说已经远远不能与唐、宋相比，不过较之元代，作家作品毕竟有所增多。”4

张永鑫对于明代辞赋的创作，大致上也与前述两名学者相同，但是在相同之余，他却也指出明代辞赋一些值得注意的状况：“明一代赋在赋体上并无创新，但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广度和思想深度上有所进步”5

然而，究竟张永鑫所指的现实广度和思想深度究竟是指哪一方面，却未说明。

结合以上几名学者的研究，都是认为明代辞赋在成就上比不上之前的辞赋创作。然而，这并不代表着明代的辞赋并没有任何研究价值。有学者曾留意明代辞赋学，并指出一些现象。

马积高先生不仅不否定明代辞赋的创作，反而明确指出明代出现大量讽刺赋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赋的创作也出现新的面貌：首先是反映社会矛盾之作大为增加了，特别是讽刺小赋在几乎沉寂了一百余年之后又苏生了，成了这时赋的一个显著的特色。”6

马积高进而指出当时讽刺赋复兴与当时明代社会的关系：

“讽刺赋的复兴，是明后期赋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前述徐祯卿的《丑女赋》、顾璘的《鸣蛙赋》《诮沙燕子赋》都是讽刺小赋。作家们又重新注意这种富有战

斗性的赋体，主要由于社会生活的激发，同时也是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理学

的束缚而独立发展的表现。因此，它在当时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在戏曲中就

出现了大量的讽刺性的作品，甚至在《西游记》那样的神魔小说中，作者也要写

进大量富于幽默感的讽刺性的插曲。这时期的讽刺赋很多，仅《明文海》及《赋

汇》所收者即达五十余篇。”7

4高光复《赋史述略》（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页187。

5张永鑫〈赋史述略（下）〉，见《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页26。

6马积高《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页518-519。

7马积高《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页542。

对于当时的讽刺赋，马积高指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揭露社会上可鄙、可怜、可笑的现象，如王廷陈的《左赋》、黄省曾的《射病赋》等；另一种是借咏物以讽世，如杨慎的《虱赋》《后虱赋》、骆文盛的《怜苍蝇赋》等。”8马积高更在其另一著作中，阐述了明代讽刺赋的现象：

“明后期的赋还有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现实性颇强的作品很多（请参阅拙

作《赋史》，不举例），其中尤以讽刺赋的复兴最引人注目。此时的讽刺赋大致

有三类：有类聚某种社会现象以讽世者，如李梦阳的《钝赋》、王廷陈的《左赋》、孙宜的《巧赋》、徐世溥的《逐病赋》等。有将某种人的特征类型化以讽世者、

如徐祯卿《丑女赋》、王世贞《老妇赋》、陈子龙《妒妇赋》等。而更多的是咏

物托讽，所托者大多为阴贼小物，如蚊、蝇、虱、蚤、鼠、蛇等，兼及猛兽（如

汤显祖有《嗤彪赋》、王廷相有《猛虎赋》）及其他虫、鸟、毒草等（如顾璘有

《诮沙燕子赋》、《鸣蛙赋》、田艺衡《蜘蛛网雀赋》、靳学颜《莽草赋》等等）。

而以蚊最为人所关注。我所见者即有黄省曾、杨慎、钱薇、郑明选、王象晋、傅

占衡、徐师曾、江盈科、陈子龙等十六人之作（另明初贝琼有《骂蚊》一片不计），共十七篇。这么多人都来鞭挞这种吸血的小动物，反映了当时社会上阴贼小人之

多和正直的人士对他们的愤恨。”9

与其在《赋史》针对同一现象不同的是：马积高在这里更明确地指出了明代讽刺赋复兴发生在明后期。马积高的研究相當重要，首先，他与其他赋史学者在看待明代的辞赋创作时很大的不同在于，他肯定了明代赋家在讽刺赋的成就，提出了当时出现了讽刺赋复兴的现象。其次，他也指出了讽刺赋的复兴就在明代后期，并列举了这些讽刺赋重要的作品和作者。

郭维森与许结在《中国辞赋发展史》中，也肯定了明代辞赋有其历史价值：

“就辞赋文学来看，至汉、魏盛极，经唐、宋变穷，元明赋家复开创作盛况（元明多赋总集、选集、专集传世），虽或承宋赋之变，或承唐人之法，在艺术上并无新拓展；

但元明辞赋艺术艺术伴随诗文创作而表现出的时代特征，却同具独特的历史价值。这8马积高《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页542。

9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北京：中华书局，2001），页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