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译论的差异审视中西思维方式的区别

从中西译论的差异审视中西思维方式的区别摘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最具有民族性的东西，而各国的翻译理论都深深根植于本国的历史结构和特定文化土壤之中（陈福康，iii）。

扎根于不同民族的翻译理论不免打上了各国的文化烙印，这使得从风格迥异的译论中窥探出各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成为可能。

本文将着眼于中西方翻译理论的差异，以此反观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关键词：译论差异折射思维方式
1引言
虽然人们面对的是同一个外部世界，但由于文化的差异，人们的思维方式迥然不同。

这些差异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文学、翻译、美学等方面。

翻译是两种思维方式的转换。

翻译家们描写和规定原则的过程，也是对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思维方式的反映。

由于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的存在，中西译论循着不同的轨迹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翻译理论。

已有很多学者探讨了中西译论的区别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但鲜有人从译论差异的角度审视思维方式的差异。

2中西译论差异折射出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
翻译是两种思维转换的过程，要顺利实现翻译，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是完成思维方式的转换。

翻译理论是翻译家们对翻译实践的总结和描写性规定，从中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历程和方式可以窥探出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

下面将从中西译论的主要区别试探中西
方思维方式差异。

2.1实用性思维与务实性思维
中国传统译论重实用性技巧，多是实践中的感悟，缺少抽象、精准的译论。

古代统治者借佛经以维持稳定和安抚百姓，而普通民众也欲从中寻求精神的慰藉。

佛经翻译家们出于虔诚的信仰和传教的需要，积极投身于翻译活动中，促成了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高潮。

即使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高潮中提出的“中体西用”，借鉴的也是国外的实用性文化成果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实用型思维方式。

这种实用性倾向可以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找到原型，儒家思想重伦理道德修养，重社会秩序的安定和有序，重现实和致用。

从中不难看出，中国翻译家们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故而他们的思维方式也受制于民族性文化。

在西方，译论兴起之初是零散性、经验性的记述，后来的翻译家渐渐意识到翻译中的无体系，开始着手以自己的译风涤荡混沌的状态，力图探索真知。

例如，施莱尔玛克赫的诠释学主张，奈达从结构主义角度到应用话语言学和信息理论的视角，把新的角度引进到翻译理论中的脚步从未停歇。

这些坚持不懈的努力与西方务实性的思维密切相关。

古希腊哲学家们对数学、天文、气象等自然科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形成了探求本质的习惯。

主客二分的传统观念使他们坚信自然是可以利用的，所以不断寻求解释自然现象的奥秘。

他们研究哲学，多是为摆脱愚昧，求得新知，而从实用和现实的层面上是不甚考虑的。

西方近代科学家因袭了古典哲学家的务实
性思维，为兴趣和解密而追求新知，锐意开拓新的知识。

2.2悟性思维与逻辑性思维
中国译论的表述中不乏“神似”、“形似”、“神韵”等词，这些标准恰似没有标准和周密的界定。

译作到底要在多大程度上相似，不得而知。

在前辈蜻蜓点水似的点拨下，后来的学者们对此作过多次详细的解读。

翻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挖掘出了新意，进一步推动了新时期翻译理论的建设。

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佛教中的“顿悟“，老子的”道“，孟子的”诚“，无疑都强调人的悟性。

传统中国哲学视”悟“为精髓，求简捷而非推理，靠个人灵感顿悟而非逻辑。

国画中的留白和古诗中的诗眼，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悟性思维的体现。

反观中国传统译论，就不难理解语录、随笔、杂感之类的多于系统性的专著的原因。

2.3保守性思维和开放性思维
“圆满调和”是梁启超对中国传统译论的总结，调和思想的确贯穿了佛教翻译史。

民国时期的翻译高潮中的翻译论争不乏真知灼见，但深受古代文论的影响，尚未进行跨领域研究。

调和的思想折射出中国人思维上保守的一面，这与我们的民族性息息相关。

林语堂先生在其散文《中西文化》里也说起东方主静、主守、主安心立身之道和互相调和的倾向。

这些特点可以在儒家思想和封建社会中的大一统中找到根源，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人们视儒家为经典，推崇圣人和先哲，囿于权威的思想和历史结论，不敢打破传统。

传统意识中的爱好和平、维稳的倾向束缚了人们求新的步伐，加之，
中国半封闭大陆性地理环境，使人们固守着土地，形成了农业型经济模式。

这些深深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模式，即接受多于挑战，保守多于改变。

西方译论的一个很显著特点就是重开拓（刘宓庆，1989）。

从古典译论到当代译论的发展，皆是翻译家们不断开拓的结果，他们不囿于前辈的研究视角和框架，敢于探索新知。

例如，文艺复兴后的翻译家们接受了人文主义的洗礼，思想上获得解放，开始用人文主义的语言学观点来建构翻译理论。

当代西方译论论述中含有“信息通道”、“控制论”、“符号翻译”等字眼，这些源于其他学科的术语概括了翻译家们多元的视野和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倾向。

这些译论上的特征与西方传统文化不无关系，传统的海洋商业文化赋予了西方人冒险、开放的精神，后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更是加深了西方人的思想自由和探索的精神。

而先哲们探索真理时不惧权威、敢于挑战的精神对人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笛卡儿的“怀疑论”和科学主义的出现，批判精神和挑战权威已渐成社会风尚，长期自由、民主的环境使他们的思维开阔，冲破了地域和时空的限制，形成了他们的开放性思维（连淑能，2002）。

3小结
正如前面所述，翻译理论是深深根植于文化土壤中的，译论的发展轨迹折射出各国民族性的特点。

翻译过程是两种思维方式的转换，翻译理论则是思维的直接反映，中西译论的差异可以折射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在信息知识时代，对译论差异和思维方式区别
的分析，可以让我们聚焦两种译论的区别的成因，进而取长补短，推动翻译理论沿着更加完善的轨迹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3] 张柏然. 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理论研究[j] . 中国翻译，2002，（1）
[4] 刘宓庆. 中词翻译思想比较研究[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5] 连淑能. 论中西方思维方式[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
[6]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7] 谭载喜. 中西译论的相异性[j]. 中国翻译，2000
[8] 刘宓庆. 西方翻译理论概评[j]. 中国翻译，1989.
[9] 施建伟. 林语堂集[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黄芳（1989.10—），女，湖北省十堰人，汉族，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文化与跨文化交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