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研究：特色小镇的研究背景

特色小镇的研究背景

一、研究背景

1 浙江情况

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浙江省较早遇到了资源、环境、劳动力成本等各方挑战。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浙江外向型经济受到较大冲击,政府通过“五水共治”、“节能减排”等引导企业主动转型升级,改变发展模式。从2013年开始,浙江省已提前进入了新常态。2014年浙江省发现其产业投资不断下降,每年2000多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增量里大多是基础设施投资,产业投资占比不高,且增幅仅在5%左右。再加上浙江本身产业结构不合理,长期处于产业链、价值链底端,导致企业利润空间被挤压。因此,省政府着手特色小镇研究工作,以期推动产业有效投资和结构优化。2015年特色小镇创建活动正式启动。2016年,浙江省特色小镇上升为国家战略。近年来,国际国内环境区域复杂严峻,浙江省已经到了寻求突破的新阶段。浙江虽然综合实力领先全国,但一直受制于经济规模和地理条件:(1)相对于江苏,浙江没有广阔的平原,境内以山地为

主,土地资源有限,其他资源同样匮乏,属于“地不大物不博”——多山的地形带来的交通不便,阻碍了南部县市的发展;而嘉湖地区虽为平原,但为了保证土地指标承担耕地红线,落后于环太湖的苏锡常地区。(2)相对于广东,浙江的特大城市辐射作用不够强——杭州、宁波在创新、服务、资金运作能力等方面比起广州、深圳存在不少落差;浙江在与广东等省份的竞争过程中,一部分高素质人才流失。同样,在多年来转型升级过程中,浙江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产业体系上相对完备,“块状经济”造就了发达的“县域经济”,有“义乌小商品”、“海宁皮革城”等著名的专业市场。(2)辖内的宁波舟山港是全球货物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也是全国深水泊位最多的港口,国际枢纽地位基本确立,有利于浙江经济贸易的发展。(3)浙江藏富于民,浙商拥有雄厚的资本力量。(4)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网商经济呈现出新经济业态。

浙江省为主动引领经济新常态打出了一系列转型升级组合拳中,特色小镇绝对是最为亮眼瞩目的动作。根据浙江统计信息网,2016年度浙江省的经济运行、结构效益、新旧动能接续转换都取得积极成效:(1)增长速度总体平稳,快于全国水平——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增长7.5%,高于全国0.8个百分点;三大产业增加值比例为4.2∶

44.2∶51.6,其中服务业增加值增速9.4%,超出GDP增速的1.9%;三大需求中,投资和投资稳定增长,出口增速明显领先全国,进口额从11月起扭转了2014年7月以来连续27个月的下降势头。(2)结构动力转型升级态势强劲——新产业、新产品较快增长;新业态、新方式蓬勃发展;新服务、新模式不断涌现;创新创业氛围愈浓,浙商回归项目、引进外资及对外投资稳步提升;大型企业、大项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民营经济的优势和活力继续提升。(3)增长质量上企业增效、百姓增收,生态良好——财政收入稳增,民生支出有力;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百姓获得感提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五水共治”、“三改一拆”成效显著;(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扎实推进——去产能有新进展,1年完成国家下达的5年钢铁压减任务;去库存有新成绩,商品房销售面积增大,去化周期加快;去杠杆有新起色,企业负债率逐渐下降;降成本有新成效,制定实施了50条有关政策;补短板有新作为,进一步激发经济内生动力。(5)要素供给上存贷款、用电量和货运量回升——存贷款同比多增,其中新增社会融资规模一改连续5年下滑的趋势,同比增加103亿元;用电量增速回升;货运量增速回升。(6)从市场价格看,总体温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1.9%,低于全国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降幅明显收窄;全省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环比涨

幅回落。(7)民众工作和生活稳定——就业和保障切实加强,消费者收入信心等上升;平安浙江建设得益于G20而进一步深入,群众安全感满意率为96.43%,绝大多数人在治安和生态环境领域有安全感;人口适度增长,城市化率同比有所提高。

2 国际范围内产业生态化的兴起

工业文明推动了科技进步,带来了人类物质生活的繁荣。但同时,也付出了资源环境的代价。1960年以来,工业发展和环境改善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两种诉求间彼此制约,高消耗的发展模式致使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这意味着人类牺牲了一定程度的卫生、健康,也让这种经济发展越来越难以为续。人类开始寻求一种新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由此迈入生态文明时代。“可持续发展”成为关于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

20世纪60年代初期发表的《寂静的春天》,是人类反思的发端,美国等工业化国家率先行动,采用“末端治理”方式整治环境,用了20年时间建立健全了有关的政策法律体系。随着“末端治理”的不足,这些国家转而在生产过程中采用“清洁生产”预防污染。1989年,联合国正式提出并推广清洁生产的概念。不久后,人类发现消费

的反弹可能会抵消生产端的努力,因此以“产品”为导向制定环境政策。最后,人类必将转型到“整体系统可持续”的管理模式。环境管理模式的优化塑造了不同形态的产业体系,在不同空间和时间上调合了经济效益和资源环境效益。

工业化进程中,人类一直在试图走出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两难困境。“世界三大智囊集团”之一的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于1972年发表报告《增长的极限》——成功预测出严重冲击各国经济的石油危机。然而其所提议的“零增长”发展模式,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联合国虽然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但实际中鱼和熊掌难以兼得。而产业生态系统能为这一矛盾提供新思路。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乃是第一要务,过度强调“生态”不符合国情,但也不能不重视“生态”。当前国内产业集聚效应尚未完全发挥,更少提及生态效益。中国虽然正在开展不同程度的生态治理,但远未达到能大面积牺牲经济利益的能力。而浙江的发展处于中国领先水平,已经到了从发展速度考虑质量的阶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观,在浙江人心中牢固扎根,“五水共治”、“四换三名”等政策措施协同助力浙江改革创新。应运而生的特色小镇——“产、城、人、文”四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