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何晏在《论语集解》中给出的解释是：“学不寻思其义，则罔然无所得；不学而思，终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怠”。朱子注曰，“不求诸心，故昏而无得；不习其事，故危而不安”。相比较而言，朱子把“思”解释为“求诸心”，属于“知”的范畴，把“学”解释为“习其事”，属于“行”这个环节，更契合《论语》此章本义。而何晏认为“学”就是读书，“思”是思考，解释得浅了，对本章主旨的领会有偏差。

《中庸》区分“至诚”与“致曲”两种境界，“致曲”功夫纯熟后即是“至诚”，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所以，应该以“至诚”为参照来把握“致曲”的内涵。同样，要真正发掘“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一章所蕴含的义理，还需要结合《论语·雍也》“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以及孟子“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来解读。

孔子称赞颜子好学，“不迁怒，不贰过”。颜子当然不可能只“博学”而不“慎思”，颜子好学，不必说“思”，“思”已经包涵在“学”之中。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由于“思”是“天之所与我者”，是先天之“思”，故不必说“学”，“学”已经收摄在“思”之中，如同《中庸》之“至诚”（生而知之）自然统率“致曲”（学而知之）。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表面上把“学”与“思”对举，强调二者不可偏废，然而这只是浅层的意思。深入研读此章，可知孔子是站在“学”“思”相互交融转化的高度来分别论“学”与“思”之不可或缺。“学”与“思”交融并进，功夫纯熟后，“学”与“思”合一，即是颜子之“好学”或孟子所谓“心之官则思”。

“思”是“知”，“学”属“行”。阳明先生提出“知行合一”的命题，但不是“知”与“行”从外面合二为一，所谓“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而是“知”“行”相互转化以至于无息而不间断，“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当“知”“行”相互转化而达到尽精微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阳明先生强调，“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

知行本体，原是如此”。“知行合一”确实不是阳明先生凿空杜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一章即蕴含“知行合一”的思想。此外，《中庸》四章也是在阐述“知行合一”：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一般都把“中”简单理解为“无过无不及”，先确立一个不知、不愚作为“中”，然后判定知者之“过”与愚者之“不及”。但需注意，孔子说“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的结果不是“道之不明也”，而是“道之不行也”。可见，孔子是从“知行合一”的高度来判定知者之“过”与愚者之“不及”，复得“知行的本体”，实现知行合一，才是真正的“中”。同样，贤者与不肖者之“行”，前者“过之”，后者“不及”，也是从“行”不能转化为“知”的高度而判定“过”与“不及”，故曰“道之不明也”。

领会了《中庸》四章的主旨，再来分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与“思”相互转化而互为终始，其实不是“不思则罔”，而是“学”如果不转化为“思”则“罔”；不是“不学则殆”，而是“思”如果不转化为“学”则“殆”。孔子是从知行合一、学思并进的高度来谈二者不可偏废。“罔”不能仅仅理解为心中迷惑，而是“道之不明也”。“殆”更不能解释为“疲怠”或“危而不安”，与“怠”相对的是“达”，不能通达为“怠”，所谓“道之不行也”。

从知行合一的角度看“学”与“思”，“学而不思则罔”，是“行不能明觉精察”；“思而不学则殆”，是“知不能真切笃实”。“学”是“习其事”，是向外“开”的环节，《大学》所谓“格物”。“思”是向内“合”，返回心性，“反”的当下即是“明”，往而不返则是“罔”。学而不思，“学”本身也会受到影响，孟子所谓“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阳明曰，“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诚意则随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反之，则是“思而不学”，只悬空守着一颗心，不能诚其意，对内既不能明明德，对外也无仁民爱物之“用”，此所谓“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