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翻译

v3. 初试锋芒在其一生中，像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同时代的一些成功人士一样，陈嘉庚发过财，也破过产。

陈嘉庚从父亲的公司起步，从学徒做起。

他父亲的公司顺安米店在当时算是一爿实力雄厚的商铺。

1892年，仅仅两年，陈嘉庚便到达人生的一大转折，从学徒升任经理和财务主管。

陈嘉庚是个好经理，敬业，称职，节俭，深得父亲的信赖，父亲事事都交托给他。

陈嘉庚做事无懈可击，父亲对他的经营方式、生意上的决策从未有过微词。

陈嘉庚的父亲是个干练的成功商人。

他相信并且力行“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箩筐内”的格言。

他从事多种投资，经营房地产、西米厂和菠萝罐头厂。

在好年头，这些行业收入稳定，资金周转快，确实是有利可图的生意。

陈嘉庚在任经理的两年中，给顺安赚了大钱。

八年后，即1900年前后，父亲达到了他一生中商业生涯的顶峰。

然而，好景不长。

1903年，陈嘉庚第四次从集美回到新加坡时，发现父亲已债台高筑。

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父亲历尽艰辛，才创办起这些店铺商行。

对陈嘉庚来说，要毁掉这些企业是一种异常痛苦的经历。

他明智地帮助顺安还清债务，大大地挽回了父亲的声誉，也提高了他自己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的社会声望和经济地位。

有一点很重要，值得指出：他父亲长期的商业信誉，在华人社会中的地位，对陈嘉庚极为有利。

1904年他最终创立自己的企业，生意一帆风顺，父亲的信誉和地位起了关键的作用。

不管怎么说，顺安的倒闭对陈嘉庚来说是因祸得福，他因此得以独自纵横商界，因而能在七年内成为百万富翁。

4. 橡胶大王碰巧，那年六月，陈嘉庚在与一名欧洲客商商谈罐头生意时，那客商一再催促陈嘉庚种橡胶牟利。

陈嘉庚查询到陈齐贤的地址，了解到橡胶苗的出售情况之后，随即前去找陈齐贤，花了1800叻币，买了约18万颗橡胶籽，一颗一分叻币。

种子运到后，工人用了2个月的时间，将其套种在他福山凤梨种植园中。

1909年，他又将园区扩充500英亩，用于种植橡胶，总面积达1000英亩。

自此，陈嘉庚及其族亲与新加坡、马来亚的橡胶业结下了不解之缘，长期大获其利。

陈嘉庚进入橡胶业，恰逢1909年到1910年间的橡胶热，当时胶片在伦敦的市场价暴涨到了历来的最高点。

趁着价格上涨的势头，陈嘉庚卖掉福山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这宗交易刚做完，他立即买进2块地，种植橡胶、凤梨。

当新加坡许多殷富的华侨还在对这个新行业投资举棋不定之时，陈嘉庚敢想敢干，果断而迅速地对商情作出判断，捷足先登。

最终，他和族亲在橡胶行业中占得先机，比其他多数人获益多得多。

虽然陈嘉庚对橡胶种植业、凤梨罐头业的强烈兴趣始终不减，但他从未停止向其他行业的投资活动。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航运船舶短缺，这给新加坡的出口商和制造商带来了巨大的经济问题。

然而，战争却给陈嘉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他借此把投资拓展到新的领域，重新调整业务重点。

他进入航运业，先是租船，以后便开始购买轮船，此举给他带来巨额净利润。

陈嘉庚把生胶厂转为熟胶厂，他是新加坡小橡胶作坊主转入橡胶加工业的先驱之一；战后，陈嘉庚随即成为东南亚最富有和最前卫的实业家之一。

1919年，陈嘉庚创办了陈嘉庚公司。

有陈嘉庚掌舵，公司进入了全方位快速发展时代。

1925年，公司以橡胶为生命线，达到其财政的顶峰。

到这个时候，陈嘉庚已经成功地建起了自己的工商王国，成了千万富翁。

英国78政府把陈嘉庚看作新加坡、马来亚执牛耳的实业家，同时也是拥有其橡胶厂多项政府授予的专利的发明家。

陈嘉庚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橡胶大王，商业大亨，出类拔萃的实业家。

10．襄助者为使厦门大学正常发展，陈嘉庚和林文庆面临着诸多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对陈嘉庚说来，他最大的顾虑是资金的来源。

为了使大学有足够厚实的经济基础，他努力工作，靠他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工商企业赚钱。

此外，他还多次试图从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的富侨中为厦门大学募捐。

可叹的是每次都惨败而归。

此后，从1926年到1935年，林文庆博士三次到上述三地向当地的华侨劝捐，总共募得50多万元。

在那艰难的岁月，陈嘉庚时时都能听到有人劝他停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他都断然拒绝了，理由是这对中国社会损害太大。

他继续支持两校，他说：“果不幸因肩负校费致商业完全失败，此系个人之荣枯，与社会无关。

”1934年，他的商业王国倒闭，随后，便有人说他毁家兴学。

到1934年，他在福建为教育投入共约800万，主要是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其中厦门大学400万，正好是他起先承诺的数额。

真是巧合！无论是实业经营还是兴办教育，他的胞弟陈敬贤都是得力的臂助。

1917年陈敬贤受命从新加坡回集美，创办中学师范部。

他全权执掌校舍建设，为学校招聘教职员。

他不辞劳苦，承担着在闽南三十多个县招收有才气的贫寒子弟入学的艰巨任务。

从1919年到1922年，陈敬贤受陈嘉庚之托，大力拓展陈嘉庚公司的业务，大获其利。

由于身体欠佳，1922年初，陈敬贤返回集美，帮助处理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事务。

因为有大量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他肩负的责任十分繁重，健康状况日渐恶化，不得不离开集美到外地就医。

1936年逝世。

李光前是陈嘉庚的女婿，他帮助陈嘉庚维持、扩展厦门大学，功不可没。

1936年，李光前捐出5万元，买进400英亩橡胶园，作为厦门大学的维持基金。

战后，他继续支持陈嘉庚重建厦门大学的工程。

据报道，从1950年到1961年，李光前资助厦门大学重建计划达几百万元。

李光前卓有远见，于1938年创立李氏基金。

基金为慈善事业、教育、科研、体育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集美大学的嘉庚图书馆、综合体育训练馆、李光前体育馆都由李氏基金捐资兴建。

2010年，李氏基金决定再给集美大学捐资一千万新币，用于创办陈爱礼国际学院。

1962年，李光前被任命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

陈嘉庚的另两位襄助者是陈文确、陈六使。

两兄弟是陈嘉庚集美的族亲，陈六使还是集美学校的校友。

二人渡洋到新加坡，在陈嘉庚手下任职，双双开拓进取，在橡胶种植、加工、贸易方面成绩卓著。

1924年，二兄弟在新加坡自立门户，创办自己的公司，事业蒸蒸日上，成为千万富翁。

1939年，为修复被日本飞机炸毁的校舍，在集美学校校友中开展了一场募捐30万元的运动，陈六使捐资15万元。

日本占领新加坡前夕，陈六使把一笔700万的巨款汇回国内，供战后集美经济、教育发展之用。

据统计两兄弟捐给集美学校的款额累计达一千余万元。

敬贤公园是为纪念陈敬贤和其他为集美学校作出突出贡献的贤达而兴建的。

园内，我们可以看到陈敬贤、还有李光前、陈文确、陈六使的铜像。

人们将永远铭记他们，铭记他们的贡献。

13．严父慈心陈嘉庚是一位怎样的父亲？他在家里是个什么样的角色？有关他的思想与举止，他的公子陈国庆提供了鲜为人知的逸闻。

在他眼中，父亲的形象是变化着的。

陈国庆小时候，他觉得父亲很严厉，每天早晨6点钟就敲他的门，把他叫醒。

他还在道南学校上学的时候，他母亲给他买了一条领带。

这事给他造成许多不快。

他父亲见到他戴领带，就把他叫过去，问道：“你脖子上戴的是什么？”“领带。

”他答。

父亲对他的回答很不高兴，说：“哪儿弄来的？”“母亲给我买的。

”他回答。

父亲便去问国庆他妈，追问为什么给买领带。

接着，他又把儿子叫过去，教训道：“你还不会赚钱，就戴领带。

要是会赚钱，你戴什么？”直到三十年代，他长大成人多年，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后，父亲才让他戴领带。

1931年底，陈国庆中学毕业，他想到美国留学，学军事。

然而，他父亲对他的前程却有完全不同的想法，反对他赴美。

父亲认为当兵没出息。

不管怎么说，当兵吃苦受累，随时有危险。

其实，他父亲已为他的前程作了安排——栽培他为总管三巴哇律橡胶成品厂的经理。

就这样，陈国庆平生第一次接受培训，准备当经理，每月仅挣15元，相当于厂里一个普通工人一月的工资。

在他开始做第一份工作的前一天晚上，父亲告诉他不要坐家中的私家车去上班。

他只得从家里步行半英里去赶公共汽车上班，整整六个月，天天如此，风雨无阻，同车的工友都偷偷笑话他，有时，还故意挖苦地叫他“头家（老板）子”。

六个月后，父亲给他挽回一点面子，允许用家中的汽车送他上班。

父亲的用意是让他吃苦。

这是东南亚华侨普遍采用的传统教育方法，目的是让子女在立业之前经受磨练。

陈嘉庚下得了重手。

有时，他刻意干预起孩子的事，可真是叫人“难以容忍”。

1934年，他反对陈国庆和一个女孩子的婚事是个典型的事例。

陈国庆是在从香港到新加坡的意大利客船上邂逅那个姑娘并相爱的。

回新加坡以后，他们经常约会，并准备提亲，结婚。

但他父亲反对这门亲事，理由是这女孩喜欢跳舞，是个交际花。

陈嘉庚一旦拿定主意，就无从改变。

此事也如此。

尽管女孩传话来说愿意改正，也无转机。

三十年代，陈国庆有较多的时间和机会在怡和轩俱乐部陪他父亲。

他发现父亲是一热心肠的人，一个激人奋进的人。

父亲一向以吃苦耐劳著称，却经常关心他的健康，多次告戒他不要加班加点不吃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那为抗战筹赈的艰难日子里，是父亲鼓励他组织在新加坡出生的华侨子弟参加筹赈活动，所取得的成绩着实让陈国庆和同伴们感到骄傲。

战后，陈国庆和父亲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政治上都更加接近了。

父亲经常放手让他去做事，这使他更坚定不移地支持父亲的事业。

父亲给陈国庆印象最深的是他难能可贵的与时俱进的能力。

陈嘉庚在四十年代站到毛泽东一边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1950年，父亲最终离开新加坡回国，指定陈国庆和哥哥陈济民为他的代表，管理他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产业和事务。

此举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16．陈嘉庚与孙中山陈嘉庚是为数不多的与历史同步、站在时代前列的人物。

他是个商人，但却与不同时代的最高领袖有着紧密的联系。

陈嘉庚在新加坡三次会见孙中山，对他留有极深的印象。

两人第一次见面在1909年,是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主要领导人林义顺安排的。

同年5月，在孙中山离坡作欧美之行前的一天晚上，再次相会。

当晚在这个半隐蔽的政治组织的总部晚晴园举行的会议上，陈嘉庚有幸目睹了在这个团体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发生的一切。

会上讨论了许多事项，其中一项是有关党旗的设计方案，引起激烈的争论。

多数人对旗上的“青天白日”方案没有异议，但对旗上象征大地的红色则分成两种意见。

孙中山默默地听着各种议论，希望能取得某种妥协。

一个接待员给孙中山端来一杯开水，打断了争论。

孙中山把一滴红墨水点入水中，杯子呈现出鲜红的颜色。

他举起杯子，一饮而尽，说“红是吉利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党旗设计就这么定了。

顺便提一句，这设计后来被采用作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国旗。

1956年，在与集美学生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陈嘉庚回忆起这段逸事。

1911年12月15日，陈嘉庚第三次见到孙中山。

那时正是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从欧洲乘船往上海组织新政府，途经新加坡。

和许多同盟会的会员一样，陈嘉庚也上船去欢迎孙中山。

孙中山和陈嘉庚进行交谈，请求给予财政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