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寻常的治疗-家庭系统生命周期

家庭系统生命周期尽管人类激情的舞台实际上就是日常家庭生活，但直到最近才被实际观察及认真对待。

人们越来越明显地发现，随着岁月流逝，家庭也在经历发展的过程。

当这一过程受阻时，人类的痛苦及精神病性的症状就会出现。

然而对于临床医学或社会科学的专家而言，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些日常生活琐事是很困难的。

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界，似乎关注身份、妄想的形成、潜意识的精神动力、概念的定律，要比处男女结合、生儿育女过程中出现的困境要显得更为深奥。

现在，我们开始理解亲密社会关系对人类自然本性的巨大影响，我们发现自己面临这样的事实，那就是随着时间的消逝，我们的社会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并且对这个过程我们所了解的信息非常有限。

如果运用策略疗法，就意味必须搞清楚治疗中由谁来制定策略。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们已经取得了进步，对于症状的功能和其他人类问题有了更加广泛的了就，症状曾经被认为是个体独立于其社会处境的表达；焦虑发作或抑郁症是一个人状态的表达；后来又有观点认为症状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表达，在亲密关系中也具有战术性的作用。

焦虑发作对婚姻或家庭、对其工作及在和治疗师的关系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功能，然而现在有了一个更加开放的观点，它就蕴含在艾瑞克森的治疗当中：当家庭或其他自然群组的生命周期扩展受阻或错位时，症状便出现了。

症状是渡过生命周期某一阶段时出现困难的信号。

例如，母亲生了孩子后出现焦虑，这是家庭在完成孩子喂养阶段出现了困难的表达。

在直接针对症状的同时，艾瑞克森的治疗策略还有更大的目标，即解决家庭的问题并使生命周期重新运转。

对艾瑞克森精湛技艺的仰慕，可能会使人们忽视了指导他策略疗法的关于家庭生命周期的假设。

久而久之，如果一个人接受家庭发展过程的重要性，他会立即发现关于家庭生命周期的信息是多么的少。

目前还未进行过以观察家庭为基础的纵向研究，只有一个评式的调查研究。

在这项调查里往往会询问家庭成员一些关于生活的事情，不过这些已经被证实是高度不可信的。

我们拥有的其他信息是以家庭遇到困难进行治疗时为基础的，所以我们虽然观察了家庭周期的不同阶段，却并不知道这之前的情况或自然状态下是怎样的。

为了指导治疗策略而希望了就家庭自然发展情况的临床医生会发现，自己在关于家庭“应该怎样”而不是“究竟怎样”的巨大负担下，大大地忽视了这个家庭自然发展的过程和艰辛。

另一个问题是，由于文化变迁和新家庭生活形式的出现，我们对家庭发展的理解会很快过时。

核心家庭的父母和孩子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而且与大家庭分离，这样的生活形式也是近期出现的。

当我们了就核心家庭时，会发现公共家庭的新形式正在出现。

而当治疗师面对年轻人的时候，也会发现自己根据已有概念化模式的思考已经过时了。

临床医生必须容忍已经存在的不同方式，同时掌握家庭发展的过程。

作为认识危机阶段的指南。

对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危机阶段的简要概括，对于理解艾瑞克森的策略方法提供了一种背景，尽管这样还不够全面，也忽视了阶级和文化差异。

在任何特定时期，家庭都是格外复杂的，更不用说整个一生了。

因此我们不可能在本书里对此尝试更多的讨论。

本章是对后面章节的基本框架概括，呈现了艾瑞克森在家庭生命不同阶段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过，在对家庭生命周期进行描述之前，我想先讨论一下这种治疗观点可能存在的异议。

比如说，治疗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渡过危机以进入家庭生命的另一个阶段，这会使一些临床医生认为这种方法就是调节人们去适应他们的家庭、或适应塑造了家庭的社会。

这样的观点很天真，因为他忽视了这样的事实：个人的自由和成长是有他如何成功参与自己的自然群组及其发展所决定的。

人们可能认为社会隔绝所导致的限制就不会再这么想了。

这里有两种情况会“调节”一个人去适应他的环境，但不会导致成长性的改变。

一种是使用药物使其稳定。

如果年轻人已经到了一定年龄，家庭却无法渡过放手让其离开的阶段，年轻人就会出现症状。

使用药物会避免麻烦，但同时也阻止了改变，使这种状态慢性化。

另一种方法是长期的个别心理治疗，主要帮助他理解童年的发展和错误的认知，而不是帮助他理解目前生活状态的真实。

比如许多妻子对单调农村生活不满，但经过数年深入的心理分析已经稳定下来。

这种治疗并没有鼓励她们创造更丰富的生活，而是给她们灌输了这样的思想：问题出自她们的内心，而不是环境。

这种治疗就阻止了改变的发生。

如果有人认为治疗是给一个人的生命导入多样性和丰富性，那么治疗的目标便是把这个人从处于困境的社会网络的限制和约束中释放出来。

通常当一个人处于难以忍受的处境并试图突破它时，症状就会出现。

曾经有观点认为，聚焦于症状时，一个人即使变得适应，也“仅仅“是症状的缓解。

持这种观点的是那些并不知道怎样治疗的临床医生，所以他们没有认识到，除非个别例子，如果没有造成人的社会环境的根本改变，症状是不可能被治愈的，正是环境的改变才使个体得以发展和改变。

以拼写焦虑为例，它是限制人际交往环境的产物，除非治疗师的干预能帮助病人在生活里寻找到更多的选择，否则症状是不会缓解的。

求爱期系统的研究人类家庭是最近的事，并且与对其他动物社会系统的研究相一致，从20世纪50年代起，人类以及陆地上得野兽、天空的飞禽都已在各自的环境里被观察和研究。

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既有相似之处又有着至关重要的差异，这些发现帮助我们澄清人类的自由困境。

人类在求爱、婚姻、筑巢、生儿育女、逐出后代使其独立生活等方面与其他生物有着相同之处，但是由于人类社会有着复杂的社会组织，家庭生命周期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人类所特有的。

每种学校型的动物在合适的年龄都会经历求爱仪式，但仪式变化的范围很大。

在一些物种中存在着匿名一族，在合适的季节，个体会与任何一个这个时刻正巧路过的异性成员交配。

而另一些物种中，交配不会这么随意。

一个动物会与其配偶在每年的交配季节约会，但在另外的季节它们绝不会联系。

许多物种也会选择终生相伴，如果其中一个死去，幸存的那个会忧伤不已，并可能再也不会交配了。

对拥有复杂能力的人类而言，可能会有类似其他动物的交配习惯。

在久远的年代，男人可以和路过的任何女人交媾,越随意越好；男人也可以有私密的风流韵事，只在有性需求时与特定的女人约会，其他时间决不见她。

人类也曾经尝试过某些钟系特性的多夫制或多妻制。

不过基本上还是一个男人一生只选择一个配偶并始终与其相伴，至少这是美国中产阶级一夫一妻制的模式，这种形式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人与其他动物之间关键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是唯一有姻亲的动物。

在人类家庭的每一个生命阶段，都会涉及到一些扩大家庭的亲戚，但在其他物种代与代之间是没有连续性的：父母养育儿女，儿女长大离家并在父母帮助的情况下选择配偶。

一只母熊不会告诉她的女儿应该去嫁给谁或监管它哺育熊。

但人类的父母会帮助子女筛选合适的配偶，并帮助子女抚养自己的孙儿孙女。

这样，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走到了一起。

这两个家庭发挥着作用，并创造了一个复杂的亚系统网络。

人与动物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拇指可以与其他手指对指、协调地使用工具，或者拥有更伟大的大脑。

扩大家庭亲属的参与是人与动物之间更重要的差异。

实际上，人类更伟大的大脑可能是为了应付复杂的社会网络而发展形成的。

人类多代间的相互卷入可能造成人类心理问题的产生，这在其他物种中并没有发现过（动物的神经症或精神病似乎是在人类干预后才出现的——并非自然存在的）。

人类生命中许多大的困境都出现在年轻人从少年发展为成年人的时期。

那时发生的事情对个人在社会阶层所处的位置会有一生的影响。

这是生命里的重要时刻之一，这时干预的效果会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为持久。

人类，或如何种类的动物，进入青春期后期并整合进入成人社区后，他们开始失去少年时被容忍的部分特权。

这是一个特定的时期，幸运的是人类的这个时期相对较长。

他们在此期间通过与他人的关系建立身份并选择配偶。

在大多数动物中，那些在关键时期无法建立他们自己的领地者会沦入所在社区的最低地位，且无法婚配。

他们成为无足轻重的动物，徘徊在他人领地的边缘，如果他们试图通过战斗获得领地和地位，那意味着他们得挑战这样的规则：当与那些掌控领土的动物争斗时，胜利几乎总是属于掌控者的。

这些被遗弃这发现雌性不喜欢与没有地位的雄性交配，相反，那些没有被选择交配的雌性也会变得无足轻重，被雄性忽视，并被所有那些有配偶且有地位的雌性视为眼中钉。

他们无人拥护、不被关爱，是自然的垫背者，会被当成动物群内的食物贡献给捕食者。

他们的生命相对短暂，无法繁衍后代。

人类当中，这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反常者“会被送到专业的救助部门：慈善团体、社工部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专业机构，这些部门会为他们提供从仁慈的角度看，他们帮助社会中的反常者获得工作和伙伴，并成为社区中有用的一分子；从控制者的角度看，他们试图把这些反常者聚集在一个机构里，在这里他们就不会对那些已经赢得空间和地位的人造成麻烦了。

有时这也被认为是在帮助他们。

尽管我们对美国青少年求爱行为的了解比其他动物要少（灰雁的求爱行为已经被研究半个世纪了），但我们确实知道这里有时间因素也有风险因素。

在一定的年龄阶段，年轻人蜂拥着学习求爱并投入到这一活动之中。

一个孩子越是推迟这个过程，他就越容易成为社会网络的边缘人。

二十多岁还没约会过得年轻人，在和同龄的那些经历过数年求爱的年轻人相处时会成为异类。

这不仅是因为这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没学会如何与异性相处，或者不能激发适当的身体反应，更是因为他们的社会行为是不恰当的；他选择的求爱对象都已经在进行后期的求婚行为了，而他还在解决早期阶段的问题。

如果求爱是理智的过程，问题可能会简单一些，但它显然不是。

年轻人会以结婚为手段来拯救彼此、逃离家庭，仅仅是因为他们坠入爱河，想要一个孩子及许多其他原因。

两个年轻人首次不期而遇，可能会导致难以预料的结果。

人类青少年的一个特殊问题在于，他会受到他的家庭及同辈们的刺激和干涉。

他们自己家庭的模式会阻止他与同龄人间的正常发展。

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断奶的问题，而且这个过程直到孩子离开家、在家庭之外建立亲密联系后才算完成。

人类发展长期的哺育期会导致最小的孩子永远离不开家，并无法为他的独立生活做准备。

母熊会把小熊送到树上然后离开他们。

人类父母会对子女放手，但他们也会使子女永远地深陷并纠缠于家庭组织中。

许多成为边缘人得青少年，永远不会完全从家庭中分离出来或自发选择配偶，来完成建立自己家庭的必要阶段。

一些文化里配偶的选择被明确定义为父母的权利，即使在那些对婚姻观念更具浪漫色彩的文化中，孩子也不能完全自由地选择他们的异性伙伴。

当年轻人勇敢离家并与年轻女性认真交往时，双方父母都会成为“决策过程“的一部分。

即便年轻人选择配偶是出于叛逆、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反对这个选择，父母也仍会卷入其中，因为这个选择其实并不是独立的决定，而是一个家庭的决定过程，明显地就像我们曾认为的”共谋得神经症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