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教我们如何进行儿童生命教育

鲁迅教我们如何进行儿童生命教育【摘要】近年来儿童生命教育备受社会关注，鲁迅自始至终都是重视儿童生命发展与教育的。

本文从设“父范学堂”、编“儿童读物”、立“儿童为人”三个方面探析鲁迅教我们如何进行儿童生命教育。

【关键词】鲁迅；儿童；生命教育；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又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儿童教育问题是鲁迅最关切的问题之一，柳亚子称鲁迅是“就近代儿童教育而言最伟大的人物”，鲁迅尤为关注儿童生命的成长与教育。

鲁迅的儿童生命教育，也如同他的杂文一样，开一代先风，独具一格。

一、设“父范学堂”，为儿童生命教育打头阵鲁迅在《随感录二十五》杂感中，高度概括了当时儿童的悲惨命运：“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

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

”[1] 并辛辣地讽刺了那种只会生不管教的“孩子之父”，发人深省地提出了“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

[2] 鲁迅敏锐地看到，造成儿童命运悲惨、生命被戕害，其父亲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建议如设立师范学堂一样设立“父范学堂”，以便使父亲明白自己对儿童生命所应负的责任，教会父亲如何认识生命，如何认识儿童，如何做“人”之父。

设“父范学堂”，在鲁迅看来，其主要任务就是教会父亲认清作为父亲对儿童生命所应负的责任，这样不仅有利于深化父亲对儿童生命的理解，而且也为父亲更好地教会儿童认识生命、欣赏生命、尊重生命奠定基础，故而更有利于从两方面促进儿童生命全面和谐地发展。

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集中阐述了“父范学堂”应该教给父亲的有关儿童生命的责任，这是鲁迅对父亲责任的深入思考。

在文章中，鲁迅用生物进化论的观点说明了父亲对子女没有什么恩典，也不应该施什么威风。

从生命要发展、要进化的角度考虑，鲁迅认为，“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美，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与他”。

[3] 那么，“前者的生命”如何为“后起的生命”做出牺牲呢？那便是“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4] 鲁迅认为这是作为“前者的”父亲对于“后起的”儿童的生命应有的责任。

鲁迅对父亲责任的这一认识，就当下儿童生命教育而言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1．“健全的产生”是儿童生命教育的前提如果儿童自出生就没有健全的生命，那么再完美的生命教育对儿童的生命发展而言，也是苍白无力，无济于事的。

因此对于孱弱的、不健全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教育更多的只是无能为力。

鲁迅借易卜生的《群鬼》指出：“我们可以看出遗传的可怕，欧士华本是要生活，能创作的人，因为父亲的不检，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

”[5] 鲁迅认为这种不为子女生命考虑的人实在欠缺做父亲的资格。

所以，鲁迅主张对于儿童生命我们应该“健全的产生”，在健全产生的基础上再对儿童施以儿童生命为本位的生命教育，才是完美的生命教育。

2．“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是儿童生命教育不可缺少的内容因为只有尽力的教育才能使孩子了解生命的真谛、生命的价值，才会引导他们更好地珍惜生命，爱护生命，实现生命的不断发展。

而要做到这一点，鲁迅认为就要：第一，理解孩子。

就是父母要理解作为一个生命存在，孩子有自己的世界，与成人的生命世界截然不同，不能将孩子的生命理解为成人的预备或者缩小的成人。

孩子生命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与特点，如不先行理解孩子的生命存在，一味蛮做，便有碍于孩子的健康、和谐的发展。

第二，加以指导。

在鲁迅看来，对于孩子，健全的产生之后，父母的责任还没有完，还需要教这新生命去发展。

鲁迅认为，教育能教人明白道理；儿童生命教育能教儿童认识生命，理解生命，珍惜生命，所以，必要的生命指导有利于儿童生命的发展。

第三，解放孩子。

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中就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主张要把孩子从封建礼教中解放出来。

[6] 鲁迅把解放的希望寄托在没有读过“圣贤书”的觉醒的人们身上，他呼吁，“从觉醒的人入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7]鲁迅深刻地看到了父亲在儿童生命教育中的责任，进而看到了设立“父范学堂”对儿童生命成长的意义。

鲁迅认为那些只管生、不管教、无视儿童生命的人是没有资格做父亲的，“父范学堂”的学习，应该使每个父亲成为有资格做父亲的人，成为懂得并主动承担起对儿童生命的“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的责任，促进儿童生命的成长与发展。

二、编“儿童读物”，为儿童生命教育铺路搭桥鲁迅早就觉察到儿童读物对儿童生命健康成长的重要性。

鲁迅认为儿童读物应成为向儿童传递生命信息、生命知识的物质载体，为儿童生命教育的顺利进行作出贡献。

故而，鲁迅对儿童读物的编写有着审慎的要求，认为儿童读物的编写除应注意其进步性和科学性外，还应注意考虑儿童生命的独特性；儿童读物应以儿童的生命为本位。

儿童读物是儿童生命教育的重要工具，是儿童生命教育的载体。

鲁迅在《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一文中指出，现在儿童的教科书自然是各式各样的，但在村塾里也还有《三字经》《百家姓》，不顾儿童的身心特点教着做古文的滥调；“就是所谓‘教科书’在近三十年中，真不知变化了多少。

忽而这么说，忽而那么说……不加‘教育’则已，一加‘教育’，就从学校里造成了许多矛盾冲突的人”。

[8] 在这里鲁迅深刻地揭露出封建儿童读物对儿童生命的无视甚至于扭曲，指出用这样的儿童读物造成的多是一些“矛盾冲突的人”，一些死守封建教条的“老古董”。

鲁迅在另一篇散文《二十四孝图》中结合自己儿童时期读书生活的一段亲身经历，有力地揭露了封建旧式儿童读物对儿童身心的戕害。

鲁迅在文中说，有如“陆绩怀橘”[9] 之类是可以勉力效仿的；“一到‘卧冰求鲤’，可就有性命之虞了。

……严冬中，水面也只结一层薄冰，即使孩子的重量怎样小，躺上去，也一定哗啦一声，冰破落水……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反感的，是‘郭巨埋儿’”，郭巨为了做所谓的孝子就活生生要将自己的孩子埋了，这于儿童的生命是何等的轻视与无知。

鲁迅看到这些所谓的儿童读物都是在蔑视儿童的生命，不把儿童生命当回事，甚至于以说教麻痹儿童，企图使儿童主动无知地去白白牺牲掉自己幼小的生命。

鲁迅强烈批评了那种违背儿童身心特点、有碍儿童生命发展、令儿童难行的不切实际的宣传教育，指出了此种无视生命的教育可能使儿童在行动上盲目模仿，在思想上产生怀疑态度，这些最终都不利于儿童生命的健康、和谐发展。

有破有立，边破边立。

鲁迅在揭露、批判旧式儿童读物忽视、戕害儿童生命的同时，也指明了编写儿童读物的方向与出路，即儿童读物要有健康的内容和适应儿童特点的形式，而不能用妖妄的、虚伪的故事恐吓欺骗儿童。

鲁迅早年就对儿童心理学做过研究，1913年曾译过日本上野阳一的《儿童之好奇心》，1914年又译过日本另一位作者的《儿童观念界之研究》，再加上长期的教育实践，可以说鲁迅对编写儿童读物所提出的见解是有其理论与实践基础的。

1．儿童读物的作者应该对儿童的生命负起责任这责任是什么？鲁迅在《〈表〉译者的话》中认为这责任就是替儿童“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培养儿童“以新的眼睛和新的耳朵来观察动物、植物和人类的世界”[10]，使孩子的生命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地成长，培养孩子成为健康、活泼、聪明的，具有切实知识，理解懂得生命真谛的人。

2．儿童读物必须考虑到儿童的身心特征，以利于儿童生命的和谐发展鲁迅认识到，儿童读物必须善于以生动、富于诗意的幻想来促进儿童生命想象力的发展，善于以儿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帮助儿童认识世界，认识生命，这样才是儿童所喜爱的读物，才是于儿童生命有益的读物。

鲁迅在《看图识字》一文中说，“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所以给儿童看的读物就必须十分慎重”。

[11] 鲁迅认为图画读物是符合儿童身心特点，适应于儿童生命发展要求的，从而是有利于儿童生命发展的。

所以在儿童生命教育中可以考虑作为儿童生命教育的载体予以采用。

3．儿童读物的题材应多样化，以适应儿童生命发展的多向与可塑性鲁迅主张儿童读物既要有讲文学的，也要有讲科学的；既要有讲植物生命的，也要有讲昆虫故事的。

鲁迅自己为孩子们翻译的作品就模范地做到了这一点，单从体裁说，就有童话、童话剧、科学幻想故事、儿童小说等。

此外，鲁迅认为神话故事反映了人在童年时代那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那些表现人类蓬勃向上精神的古代神话以及一些优秀的动物故事，正适合于儿童心理特点、审美情趣，是有助于儿童生命伸展与发展的，可以考虑做儿童读物，充当儿童生命教育的载体。

三、立“儿童为人”，为儿童生命教育寻根溯源“人”，是鲁迅儿童生命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鲁迅认为，“立人”[12] 是绝对不能让步的，守不住这条线，就永远走不出奴隶时代。

鲁迅从“立国”“立人”的高度出发，将儿童看作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认为儿童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这是很有远见的。

推演到我们当下的儿童生命教育，可以概括出，鲁迅儿童生命教育的目标是“立儿童为人”。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首次提出了立国首在“立人”的思想，于是，我们推出鲁迅儿童生命教育“立儿童为人”的内在逻辑是：“立国”首在“立人”，而“立人”首在“立儿童为人”。

如何“立儿童为人”？鲁迅由自己广博的医学、文学知识思考开去，认识到人是双重生命的统一体：自然生命、社会生命。

因此，“立儿童为人”自然包括：于自然生命上“立儿童为人”，于社会生命上“立儿童为人”。

1．于自然生命上“立儿童为人”鲁迅曾留学日本，于1902年9月入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医学，因此对儿童自然生命有深入的了解与研究，认识到儿童自然生命属于生理的范畴，其发展更多的是遵循生物的规律，即自然生命的存在发展受生理和遗传的影响更多，如人的生老病死是生物发展的规律，这些都不是教育所能主宰的。

因而，“教育对自然生命的发展，与其说是开发，不如说更多的是保护；自然自己所作为的比我们指导它去作为的不但好得多，而且精确得多”。

[13] 所以，对于儿童自然生命的发展，鲁迅认为，首先不是“教”的结果，而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对于自然生命，首先不是要改变它，而是要顺从它、保护它。

自然生命的教育首先是遵循儿童的天性，在此基础上再作好身心的养护工作。

尊重天性、顺其自然，对儿童自然生命的成长来说是最好的发展状态，也是在自然生命上“立儿童为人”的最好选择。

2．于社会生命上“立儿童为人”鲁迅被公认是近代对中国社会认识、解剖最深入最透彻的精神界之战士。

鲁迅自己也把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当做自己终生的志向与抱负。

然而，要改造“愚弱的国民”的精神必须从儿童社会生命的培养上抓起，这于国家、于民族都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