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尼姑的恋世情结及其世俗化

明代尼姑的恋世情结及其世俗化摘要：尼姑属于一群脱离尘俗、皈依佛门的出家人，理应与世俗隔绝，不再留恋红尘，在庵院中与青灯、佛卷、木鱼为伴，过一种宁静的清修生活。

明代尼姑尽管在整个尼姑群体中仍不乏恪守佛门清规之人，但在与世俗民间交往的过程中，尼姑的恋世情结日深，宗教情感日淡，进而出现了超脱佛门樊篱的“淫尼”。

这不仅是明代宗教史上的新动向，而且与明代佛教的世俗化倾向桴鼓相应。

关键词：明代佛教；尼姑；恋世情结在佛教经典中，一般称尼姑为“优婆夷”，民间则俗称“师姑”。

而在明代正统的法律条文或典章制度文书中，则称之为“尼僧”或“尼姑”。

如明代的法律条例规定：“凡寺观庵院，除见在处所外，不许私自剏建增置，违者杖一百还俗，僧道发边卫充军，尼僧女冠入官为奴。

”①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民家女子年未及四十者，不许为尼姑女冠”。

嘉靖六年（1527）奏准，“尼僧道姑，发还原籍出嫁。

其庵寺房屋土地，尽数入官。

”②这是官方记载称出家皈依佛教女子为“尼僧”或“尼姑”之例。

尼姑属于一群脱离尘俗、皈依佛门的出家人，理应不再留恋红尘，并与世俗隔绝，在庵院中与青灯、佛卷、木鱼为伴，过一种清修的生活。

从明代的史料记载来看，在整个尼姑群体中，确实不乏恪守佛门规矩之人。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思想的盛行，乃至佛教的世俗化，③无疑对尼姑的清修生活造成很大的冲击，随之而来的则是尼姑不再跼蹐于庵院一隅，而是走出庵院，进入民间，与民间闺房女子或家庭妇女结缘，进而成为民间妇女与外界交通的媒介。

更有甚者，尼姑在与世俗民间交往的过程中，恋世情结日深，宗教情感日淡，进而出现了超脱佛门樊篱的“淫尼”。

这不仅是明代宗教史上的新动向，更是明代社会演进历程中出现的新的历史转向。

一、尼姑出家：逃避还是宗教虔诚在论及尼姑出家原因之前，不妨将明代官方对尼姑出家年龄所作的规定稍作梳理。

关于女子出家为尼的年龄，明代的法律作了基本的规定，并与男子出家为僧的年龄限制大有差别。

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民家女子年未及四十者，不许为尼姑女冠”④。

建文三年（1401），更是将女子出家的年龄上升到59岁。

⑤与此相应，明朝廷对男子出家的年龄限制却大有不同。

如洪武二十二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许为僧”⑥。

换言之，男子出家必须是在20岁以下。

这是要求幼年或少年方可出家为僧。

这种在年龄上的两反规定，究其用意而言，显然就是为了使尼姑、僧人能安于清修，并保持佛门庵院的宗教纯洁性。

需要引起关注的是，自明代正统以后，出家为尼者已不再遵守朝廷的法律规定。

如在北京的一些寺庙中，私自剃度为尼的妇女日渐增多。

根据史料的记载，这些妇女“有因不睦六亲，弃背父母夫男，公然削发为尼”。

可见，其中女尼的来源，既有已婚的妇女，亦有未婚的少女。

究其出家的原因，显然很多是因为家庭内的矛盾。

每当遇到令节或每月的朔望，她们在寺院内传经说法，“诱引男妇，动以千计，夜聚晓散”⑦。

在说到尼姑的来源及其出家的原因之前，不妨对整个僧侣集团的出家原因稍作探讨。

清初人尤侗论僧尼出家的原因道：“今日僧尼，几半天下。

然度其初心，愿不及此。

其高者惑于福慧之说，下者谓饥寒驱迫，不得已而出此。

或幼小无知，父母强而使之，及其中道而悔，无可如何者多矣。

”⑧从上面的阐述不难发现，僧尼出家，大多不是出于“初心”，而是一种被迫或无奈之举，显然缺乏纯真的宗教虔诚情感。

如果转而分析尼姑出家的原因，那么明末清初人陆衡所作的分析也堪称一针见血。

他说：“每见人家妇女，或丧夫，或无子，即有夫有子，而别有不得已，辄忿然出家，薙去其发。

”⑨这就是说，在出家为尼的群体中，多为“丧夫”或“无子”的妇女。

至于那些“有夫有子”的妇女出家，她们的出家当然有其“不得已”之处，只好“忿然出家”。

一句“忿然出家”，更是道出了其逃避家庭或世俗的心态。

当然，节妇、贞女出家为尼更是当时的世风。

正如陆衡所言：“女子不幸而失所，天不再醮，礼也……尝有缙绅之家，许嫁而未婚者，偶值其变，父母翁姑好名，高谈守节，强其女从之，非不传誉一时，其如青春难度，白日无聊，每借焚修之计，以出家为上策。

未几而祝发矣，未几而尼姑为伴伍矣，未几而参善知识矣，名刹听讲，禅房卧宿，肆焉无忌。

”⑩女子丧夫，朝廷的礼教要求其守节，这就是所谓的“节妇”。

许嫁而未婚，未婚夫一死，也被迫守节，这就是所谓的“贞女”。

尽管这种守节的行为可以为家庭乃至自己带来一时的虚名，但时日一久，青春难度，白日无聊，最好的结局就是遁入空门。

妇女为了守节而出家为尼，在当时的史料中可以得到广泛的印证，试举三例如下：其一，苏州府吴江县有一座守贞庵，在震泽镇观音桥内。

明隆庆年间，巡宰杨忠之妻节妇毛氏建。

据吴名函《隆庆庚午守贞庵建观音阁碑记》云：“忠，武林人。

在任病亡。

其妻毛氏哀毁过礼，结庐矢志，事死如生，依倚为尼，而居者焚修日盛。

”(11)其二，苏州府昆山县灵峙庵，旧名水月庵，明万历末年念印禅师开山。

念印禅师，是举人傅冲之妹，归有光之儿媳。

傅氏年19而寡，于是剃发径山，募置马园蔬圃为兰若，初构三楹，继建禅堂、韦驮殿、净业楼、二桂堂。

崇祯十五年（1642）示寂，塔葬于放生池北。

念印禅师有弟子三人，均为士大夫家族女子。

一位是顾文康公六世孙女，字仁风；一位是张泰符女，字无歇，一位是钱约斋女，字妙光。

(12)其三，苏州府昆山县胜莲庵，在许墓塘北。

顺治初年，无歇恒禅师所建。

无歇禅师，张泰符的长女，嫁给诸生戴襄，进士徐扬贡元配之母。

崇祯九年戴襄死，张氏成为守节的寡妇。

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张氏弃俗出家，传律华山，嗣法灵隐，以禅律教诫尼众，其道行为诸方所推重。

无歇禅师即上文提到的念印禅师的弟子。

胜莲庵原本为无歇禅师外祖的旧圃，其弟生员张旅庵、举人张冰庵倡购，遂成一方法席。

(13)当然，在明代的尼姑中确实存在着一些抱有宗教虔诚而出家者，明代名僧莲池大师的妻子汤氏即为一例。

莲池大师是晚明佛教界的一代高僧，他的出家时间可以追溯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

莲池夙志方外，鉴于父母尚在，不敢离而出家。

父母双亡之后，就力酬所愿，当时其妻子汤氏才19岁。

再加之前面的儿子殇亡，为此“忆子舆之规，疑未决”。

莲池已而念风灯石火，时不我延，毅然薙染出家。

他的妻子汤氏则回到娘家，与自己的母亲生活在一起，斋戒禅诵。

不久，其母亡故，汤氏孑然寡居。

当时同族之人替她立后嗣，最后选中三侄文彬。

不久，汤氏亦脱簪珥为尼僧。

出家之前，对嗣子文彬说：”兹无所事，后不后我，固无害。

彼生而养，死而服、而殡、而祭，世法也。

吾学佛，存资钵衲，殁归（门中者）维耳，夫何求哉！”为此，将所有田产房屋散给群侄，而将自己的住宅分给嗣子文彬。

至于汤氏自己，则“从邻僦舍，绳枢蓬门，夕灯晨香，阒如也”。

汤氏出家为尼之后，法名袾锦，与莲池一同师从关中南五台性天和尚。

(14)上面的这段史料记载已基本道出了下面的信息，即汤氏出家，虽因其丈夫出家而成为事实上的寡妇，但从中亦可看出她自己在宗教情感上的觉悟，当然亦与莲池大师的熏染不无关系。

二、尼姑在庵院的清修生活照理说来，尼姑所过的应该是尼庵中的清静生活。

明代有一位姓孟的小姐，在去苏州惠日庵访尼姑时，曾在亭上写下一诗，诗云：“矮矮墙围小小亭，竹林深处昼冥冥。

红尘不到无余事，一炷香消两卷经。

”(15)此诗甚雅，基本道出了尼姑日常的清修生活。

正如明末名僧袾宏所记，在佛教整体世俗化的大势下，尼姑群体中还是不乏清修苦行、终身不干谒富贵之家者。

如他笔下的严氏，在出家为尼后，仍然能保持“苦行终身”(16)。

另外，钱谦益笔下的女尼潮音，显然也是一位守戒律之尼姑。

从钱谦益的记载可知，女尼潮音俗姓金，常熟县大河人。

嫁给同里人龚某，孀居自誓，仪法井井。

其长子娶妻之后，辞亲出家，字曰定晖。

定晖死后，潮音对次子端吾说：“汝兄往矣，吾母子何苦徽缠人世？”端吾尊母亲之旨，于是弃妻落发，与母亲一同到了苏州。

潮音到了苏州后，拜尼姑真如为师。

不久，潮音回到故乡，“僦居焚修，昼夜六时，佛声浩浩”。

钱谦益在后面对潮音有下面的评述：“予观近日宗门，女戒锋起。

阇黎上座，林立镜奁。

语录伽陀，交加丹粉。

咸有尊宿印证，支派流传。

可羞可愍，莫斯为甚。

是比丘尼，却避市廛，远离俗姓，不唱参访之缘，不挂大僧之籍。

一声佛号，十念往生。

旌表末法，甚难希有。

斯则墨穴之电光，狂水之圣药也。

”(17)细究钱氏言外之意，在佛教界普遍世俗化的明代，尼古潮音出家清修的经历堪称“墨穴之电光，狂水之圣药”。

更有一位性恒女尼，以兴复佛寺为职责。

如天台天封寺，一直被视为灵墟之处。

至明万历年间，佛应运兴，寺庙达到顶盛。

但至崇祯年间，因遭劫火，寺庙顿成灰场废墟。

正值此时，女尼性恒，俗姓张，从金陵来到天台，以兴复寺庙旧观为志。

钱谦益记其人其事道：“有一比丘尼，张氏名性恒。

剃染来金陵，誓愿为兴复。

坚修头陀行，一麻复一麦。

誓以此身命，回向僧伽蓝。

苦行五六载，地行夜叉知。

乃至夜摩天，分分相传报。

人天感咸悦，钱刀响然臻。

梵刹黄金容，僧寮经藏阁。

如移四天宫，又如地涌出。

”(18)可见，性恒女尼自剃染之后，确乎能做到“坚修”、“苦行”，犹如头陀一般。

此外，黄宗羲笔下的女尼月尼，尽管已经是入清之人，但从其生活的时代来看，应该属于南明时期，所以暂且也将其置于明代尼姑的考察之列。

黄宗羲著有《月尼传》，其中记道：月尼俗姓莫氏，浙江杭州人。

性慧，有才，又有静德。

其母原本失身青楼，当时莫氏才十二三岁，当然也不能免俗自奋，只好依从母亲一同在青楼生活。

不过，莫氏人虽在青楼，却有自己的定见，即非学士大夫不见。

等到与客人见面，则又非道德文字不谈。

一日，问潘大夫：“所谓名业者，学从孰始？”大夫答道：“有志于名则名立，于业则业成，否则是无志者焉，足以言名业耶？”莫氏听后默然良久，道：“如斯而已。

”自此以后，更加自励。

一日，又问道：“所谓文词者，人从孰求？”大夫答道：“妙由天传，机由人究。

致天以尽人，则文字之玄，得矣。

”莫氏闻之默然良久，道：“如斯而已。

”从此以后，开始每天诵诗读书，遇到学士、大夫，即稍稍能撰五七言之诗，并与他们讨论当世之务，故吴、越间往往有传诵其诗者。

康熙十四年（1675）三月望，莫氏到天竺山院，礼拜慈像，寻求超脱，因而大恸。

在回家路上，突然迷路，见一樵夫倚薪卧树间，莫氏前往问道：“孰路归城中？”樵夫答：“路固歧，苟致之皆可归。

”莫氏问：“尔何滞于此耶？”樵夫答：“吾逃樵而归于樵也。

”莫氏听后顿然醒悟，因拜樵夫并乞旨，樵夫于是看着所卧之薪，对莫氏道：“夫薪也，始出土中，天机莫遏焉。

但为类材纠缪，遂屈上达之性。

今吾伐之，方得脱根株断，萌蘖就败，藏瑕于烈阳之中，变其凡姿，反其静质，群妄消融，截然寂灭，以复于命，此薪之所能也，吾固怜而樵焉。

”尼因进而问道：“问路知归，问薪悟脱，然吾生营营，何求可了？”樵夫答：“人性本直，流行惟光，一有所制，则直者屈，施光者受昧，不有见勇之士，力反其光，孰得其子哉？惟山中之松，溪上之月，抑之不偃，蒙之不灭，初性自如，本体常澈，人诚求之，即可了其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