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的出仕与归隐

论陶渊明的出仕与归隐

“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作为六朝时期进步文学的代表-陶渊明，他写的作品以及他的人格都给后世文人以深刻的影响。

对于陶渊明的出仕与归隐，历代文人看法不一，评价不同。我认为陶渊明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正建构了我们民族精神。

陶渊明的喜怒、爱憎、理想、希望都无所掩饰地写入他的作品中。他抒归田之喜就高歌“久在樊笼里，复得反自然”叙述相聚的欢乐就吟咏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写荆轲的愤怒，是为“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骂宗教迷信的骗人，是为“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诉对不幸者的同情，则为“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吐志不得展的悲哀，则为“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他直率自然的风格正是诗文最能震人心弦的奥妙所在。从他的诗文也映出了他“真率”的人格。他直言不讳地说出仕就是因为“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是为了解决一部分吃饭问题。陶渊明处在豪门士族统治的黑暗时代敢于蔑视权贵，“不为五斗米折腰，”坚决辞职归田，固守贫困躬耕的生活，这种高尚的品格传为千古佳话，这种品格对后代封建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不与权奸恶霸，贪官污吏同流合污很有鼓舞作用。

贫富、贵贱，因时而异，相互转化，只有胸襟宽阔的“达人”才能不为衰荣所羁绊。陶渊明对社会上追名逐利的小人予以巧妙的讽刺“荣华诚足践，亦复可怜伤”。辛辣地讽刺了一切攀高结贵，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的愚妄，倒头来还是逃脱不了可怜亦复可伤的悲惨结局。在社会急剧变化，人生际遇无常的动乱年代，陶渊明保持洁操是很令人钦佩的。他创作的优秀作品以其进步的思想内容和朴素的艺术风格，在当时开一代新风。一直哺育着后代的无数作家。我国历代有成就的诗人都或多或少的受到陶诗的熏陶。许多大诗人都表示对他和他的创作的无限仰慕之情。李白说：“何日到彭泽，狂歌陶令前”。杜甫说：“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白居易说：“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云。”陆游说：“我诗慕渊明，恨不造其微。”

陶渊明的思想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他的认识是一步一步清醒的，他的风格也是逐渐形成的。他时而出仕，时而归隐，正说明了这一点。他出身破落官僚地主家庭，二十九岁时，怀着“大济苍生”的志愿开始出仕，说明他曾对当时统治者抱有幻想，希望干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理想；几经周折，先后担任过江州祭酒，镇军将军参军等职务，才认识了当时政治的黑暗腐败，知道自己的志愿无法实现，采取了不同当权的反对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态度，四十一岁时，辞职归家，从此终生不再出仕。“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孰若当世土，冰炭满怀抱？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杂诗八首》其四)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少年时代“猛志逸四海”，是胸怀壮志的，因为“有志不获骋”，壮志不能实现，晚年便转而只求“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了。对于既想贪利又想求名的当世之士，他是加以蔑视的。他的田园诗《归园田居》、《移居》、《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描写了春种秋收的蔻生活，歌唱了农村美好的田园时光，大力肯定和赞美了劳动，表现了他亲自参加劳动的体会以及和农民的友好交往等等，他在歌唱农村和劳动的时候，常常把田园的自由生活和黑暗官场对立起来。《归去来兮辞》开门见山就点出主题：“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一声惊呼，自己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走错了方向，一旦觉察，立即迫不及待地退了出来：“田园将芜”，朝政不修，仕途何求？“心为形役”，“行尸走肉，出仕何用？”“今是昨非”，改弦易轨，仕途速归。这些饱和着辛酸泪水的辞语，字字皆从肺腑中流出。它既是沉痛的自白，又是愤怒的抗议。矛头所向，直指当时罪恶的封建官僚制度。

志希圣贤，学期用世，而遭时不偶，他的理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对于一个人微言轻的贫士说来，他不可能具有扭转乾坤、改造社会的强大力量，只能默默地把人间的一切罪恶和不平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宁肯饥寒冻馁，仍坚决归田。

“和泽周三春，清冷素秋节。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早为霜下杰。衔觞念幽人，千载抚尔决。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月。”(《和郭主薄二首》之一)天高气爽，百草凋零的秋天，山峰越发显得高峻奇绝，松菊更加显得坚贞秀美。诗人由此联想到古代品德高尚的隐士。因为诗人早年怀抱的济世之志不能实现，所以他表示要向古代的隐士学习。这一首写秋景，写忧愁都表现了诗人不同流俗的高尚情操。曲折地反映了他对当时政治的不满。在当时在社会环境下，作为一个“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人微言轻，有时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打击和歧视，但若能卑躬屈膝迎合当权者的心意，善于察言观色，也不是完全没有爬上去的可能。

隐逸作为一种反抗的手段，他的归隐对其思想和创作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当时豪门士族的统治是一种削弱和瓦解，而不是什么维护黑暗现实。

陶渊明的出仕不能说他是追求功名，而他的归隐也不能说他是逃避。他辞官归田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重正义，尚气节的品格对后代文人坚持操守，反抗暴政的斗争有着深刻的影响。李白“安一”的叛逆性格，无疑是对诗人坚贞不屈性格的继承发扬。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为此还特别表扬了怒对国民党手枪、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先生和宁可饿死也不要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先生。古往今来，不断出现极少数不问是非，看风使舵的，出卖灵魂，飞黄腾达的市侩小人，正好从反面证明了要做一个“威武不能屈，宝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硬骨头那是需要具有多么巨大的勇气和广阔的胸怀啊!在国外反动派面前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难道不正是我们人民所要发扬光大的民族传统吗？因而我说，陶渊明的精神有现代意义，他的“真率”人格永远影响着后世，确实构建了我们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