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非传统国家安全的类型

非传统安全问题国家安全新视角

进入9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非军事性灾难已成为国际社会实行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这些问题可分为三大领域的问题，即社会与社会之间的问题，社会与自然之间的问题和人与社会之间的问题。在社会与社会之间，除了防止战争与和平的传统安全问题，还有克服落后并保障经济发展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社会与自然之间的问题和人与社会的问题则基本上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前者又包括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如环境污染（大气层的保护、水域的保护和土壤的保护）、保护生物物种多样化问题（动物群种的保护、植物群种的保护）和保护基因库问题，社会对自然界的开发问题，如自然资源保护问题和能源开发问题，自然界的新的全球性客体的保护性开发问题，如宇宙空间的开发问题和世界性大洋的开发问题；后者如人口问题、教育问题、健康保护问题、当代条件下人的适应问题、不同文化的发展及其相互作用问题、保障社会稳定以及与各种反社会现象的斗争问题等。这些问题的显现，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跨国性、突发性和传播迅速性等特点，因此，它的破坏性极大，从多方面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首先，非传统安全问题直接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在传统的安全范式中，安全的主要内容是保护国家不受外来军事威胁。这种以军事为中心的国家安全范式反映了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假设，即民族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最重要的角色，始终居于国际舞台的中心；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在权力和斗争中国力（武装力量）是获取、维持并扩大国家利益的最重要手段。在这样的安全框架内，国家安全主要是指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安全。虽然作为整体的国家安全是传统安全关注的主要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整体的国家安全只是传统安全的主体，实际上，国家作为一个安全综合体可能会受到军事、政治、外交等传统冲突的威胁，同样也有可能受到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危害。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在这种时代条件下，发展乃国际社会的核心问题，虽然小规模和地区性的军事冲突仍然时有发生，但危害国家安全和阻碍国际社会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将不是军事的冲突而主要是来自各种各样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其次，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家诸要素的安全将构成威胁。国家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综合体，国家安全具体来说是通过这些要素的安全表现出来的。国家要素的构成是复杂的，它至少包括领土状况、边界特征、人口规模、资源多寡、经济技术的发展、民族同质性、社会结构程度、政治稳定性和国民士气等。因此，国家安全实际上就是指组成国家诸要素的安全。当然，所有的国家要素在军事打击下都存在安全威胁，但是，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小或者不存在的情况下，是否意味着国家就处于安全状态呢？现实的国际形势恰恰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因为对于大多国家和民族来说，尽管不存在军事威胁，但诸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艾兹病和SARS等，同样使这些国家感到威胁就如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最典型的是美国，冷战结束后，它从来没有受到任何国家的军事威胁，但恐怖袭击却伴随着美国冷战后的十年，正是一种因安全受到恐怖威胁的恐惧，使美国政府在“9.11” 恐怖事件之后出台了诸如“先发制人”的战略和“预防性战争”的理论。主权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国家可以用传统的军事、政治和外交手段来维护，但是，信息时代的国际互联网络突破了传统的领土、领空、领海的地理边界，为民族国家构筑了一个无形的“信息边疆”，而脆弱的“信息边疆”不仅给一些国家利用“信息位势差”输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以达到推行信息霸权和谋求霸权利益的目的，而且，也方便了恐怖分子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实施网络恐怖袭击。至于作为构成国家的活的要素——人口——的安全更是在

任何时候都受到威胁，尽管战争作为影响人口规模的主要因素已经成为历史，但各种威胁从各个层面危及着人的安全。

二、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中国外交思想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彰显，其影响范围广大、破坏性极强，而且难以控制，因此，世界各国在追求自身安全和谋求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就不得不在国家安全战略上进行调整。近年来，中国同样遭受到各种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为了有效地防治各种突发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中国需要与国际社会进行竭诚合作，因而需要对中国过去一段时间确立的外交思想进行适时调整。

当今中国外交思想萌发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而逐步发展，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基本上成熟，其核心内容是：韬光养晦、永不当头，目标是经济建设，即为国内经济建设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在中国从贫困状态到小康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这一外交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中国以一个非常恰当的身份逐步融入到国际社会中去，并使中国的国家利益不断拓展。今天，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这一外交思想的原则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将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应该承认，在总的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具体的外交策略应该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而作适当调整，而近年来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现则是中国外交思想调整的直接导因。那么，非传统安全问题究竟对中国外交思想的调整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首先，非传统安全问题使中国外交上树立了一种新的安全观即综合安全观。过去由于冷战的原因，中国在安全上首先也是主要追求军事安全。冷战结束后，在最初的几年里，由于国际紧张局势使中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较大，中国仍然主要关注军事安全，但到90年代下半期，中美关系明显改善，中国被迫卷入战争的危险性降低，但是一系列非军事灾难却成为中国谋求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不仅包括“传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环境污染、流行性疾病、资源短缺、恐怖主义等，而且随着国际互联网络在中国的应用和普及，以及中国各行各业推行的“上网工程”，与互联网联系在一起的技术“异化”问题，也时刻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这时候，中国越来越关注非军事安全问题，因此，综合安全被逐步纳入中国的外交思想体系中，并成为中国党和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

此外，非传统安全问题使中国外交思想更加关注合作并在合作中谋求双赢。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兴起，一方面使国与国之间矛盾加深、紧张加剧，甚至采用传统军事手段来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另一方面，它使相关国家加强对话与合作，共商解决之法。特别是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增多，在国际社会形成了一种与过去的“权力政治观”相异的“问题政治观”（issue politics），并且围绕着发展中共同面临的问题而形成新的国家间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冲突仍然存在，但在“问题政治领域”里，为了解决“问题”，国际冲突已让位于国际合作。当代中国的外交思想历来就强调对话与合作，只是由于中国的实力有限，在传统安全领域内的合作往往受到掣肘。然而，由于SARS疫情在中国的蔓延并很快在其他20多个国家也迅速流行开来，这时候，中国的合作精神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中国自身更是与周边国家乃至一些国际政府组织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从而使中国塑造了一种“成熟”、“健康”的国际形象。由此可见，中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比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要成功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