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安全到人的安全——论非传统安全理念及其局限性

2011年5月

山东社会科学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收稿日期：2011－05－09

作者简介：崔建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和美国核战略；阮春良，解放军国际关

系学院一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非传统安全与网络情报。

从“国家安全”到“人的安全”

———论“非传统安全”理念及其局限性

崔建树

阮春良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江苏南京210039）

［摘要］非传统安全是传统安全历史性演进的结果，也是传统安全内涵的“超越”。我们在研究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同时，也不能过分夸大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对民族国家来说，传统安全问题依然是其政治军事政策的中心。

［关键词］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个人安全［中图分类号］

D8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1］专辑－0054－02

“非传统安全”（Non －Traditional Security ，NTS ）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国内学术界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它力图超越传统安全理论将国家作为研究核心的范式，主张将焦点集中于“人的安全”。但在现实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无政府国际体系中，“非传统安全”理论能实现自己的超越目标吗？本文试图通过研究非传统安全理论兴起的背景及其核心观点来回答这一问题。

一、超越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理念的兴起

自1943年沃尔特·李普曼提出“国家安全”以来，美国学术界普遍把国家安全定义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外来威胁。而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能威胁一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力量非国家莫属。所以，那时的国家安全几乎等同于军事安全，国家安全研究也几乎等同于战略研究。20世纪60年代，因古巴导弹危机的影响，美国掀起了国家安全研究高潮。在福特基金会董事长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 ）的倡议下，美国的名牌大学和智库纷纷设立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研究机构。美国一些著名期刊，如《外交季刊》、《当前安全政策》（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和《国际安全》等纷纷刊载与国家安全相关的论文，形成美国国际安全研究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美国安全研究的中心是

“威胁观念中的政治性要素以及对主权国家关系的管理”，而经济对安全的影响、

国家制度及价值观等只是安全研究中的边缘性课题。在当时研究国际安全的学者看来，时下讨论热烈的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只是

“生态问题”，与国际安全研究关系不大。总之，在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学术界虽然就安全的内涵有争议，但压倒性的安全观念是防止国家间的军事冲突和战争。

20世纪80年代，国家安全研究开始发生变化。1980年出台的

“布伦特报告”（Brandt Report ）是对传统安全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它首次提出用“非传统的方法”审示安全问题，

并建议各国应该更多地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此后，传统以军事安全为主的“国家中心主义”安全理论开始受到挑战。但

“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兴盛还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原因有三：第一，随着冷战的结束，人们在摆脱了核大战的阴影之后开始向往更安全的生活。在此背景下，

对抗时代不为人所重视或不如防止核大战及大国战争等更为急迫的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从这个意义上说

，“非传统安全”（NTS ）的兴起，是时代变化的产物。第二，冷战结束后的安全威胁确实发生了变化。如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造成美国上千人的死亡。再以2003年3月爆发的SARS 危机为例。危机爆发时，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没有受到任何外部威胁，

但人民群众的生命则处于严重不安全状态。上述两个例子典型地说明了传统安全研究的局限性及加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必要性。第三，自上世纪70年代起，全球化进程以加速度的方式向前推进，出现了真正的“五千年未有之变局”

。在全球化这只无形之手的推动下，政治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活动，国际社会内部不同层次的行为体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国际政治活动，

传统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所划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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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划分变得模糊不清。

二、“人的安全”：非传统安全理念的核心

对于“非传统安全”，国内学术界的理解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如下五种：一是把“非传统安全”看成扩大了的传统安全。这一观点在涉及政治和军事冲突时认为这种冲突是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冲突，要解决它只能依赖于国际合作。二是将“非传统安全”看作一种广义的安全，认为人的生存状态分为四个层次，即优化状态、弱化状态、劣化状态和危险状态。上述四种人类生存状态与威胁相联系推演出四种相应的威胁状态，即没有威胁、有潜在威胁、有间接威胁和有直接威胁。该派认为人的“生存状态”应当追求优化状态。这样，以优化状态作为安全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就把安全的理解广义化了。第三种观点把“非传统安全”理解为“可持续安全”。该观点认为仅有可持续发展依然不能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建立一种重视综合安全、提倡合作安全、谋求共同安全和实现持久安全的可持续安全观念。第四种观点是将“非传统安全”看作是更重视“人的安全”的安全观。这种观点认为，在新的国际形势和时代背景下，安全关注的对象应是现实中的人。第五种观点认为全球化使安全问题的内容、主体、手段及理念等诸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而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有重大差异，需要用全球治理来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

上述五种“非传统安全”观点虽有差异，但其核心是“人的安全”。这一理念的哲学基础源自于对西方的社会历史发展观察和德国思想家狄尔泰的理论。在西方的政治发展中，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人的地位就在不断提高。西方政治理论的主流思想乃是政府社会契约的产物，即单个人为摆脱“人与人为战”的自然状态，把一部分自然权利献给了安全共同体（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政府），但他们保留了生命和财产权。狄尔泰则指出，个人是社会之最终的、最有意义的单位，个人的行动构成历史，“无论社会科学家要作出什么样的概括，无论历史学家要发现什么样的趋势，对于人文科学来说，个人始终具有内在的和永恒的重要性。”简言之，国家权利只是从个人权利中派生出来的，没有个人权利也就无所谓国家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人的安全利益要优先于国家的安全利益，或至少和国家的安全利益一样重要。

冷战结束后，随着核大战威胁的逐步远离，这种以“人的安全”为中心的理念愈被国际政治理论家重视。近年来，联合国在欧洲主要国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及以和平主义为宗旨的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下，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倡导和宣传“非传统安全”，希望人们对国际安全的关注点从国家与国家间的威慑、冲突管理以及以相互制衡中走出来，更多地注意非国家层面的、与人类日常生活有关的、困扰人类发展与繁荣的社会问题，将安全关注从以国家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在联合国的推动下，“人的安全”问题开始逐渐受到主权国家政府的重视。一些乐观主义学者甚至认为，“人的安全”这种新观念已经占据了“外交政策讨论的中心位置”。

三、“安全思想的一场革命”：非传统安全理念的价值与局限性

有学者将“非传统安全”概念的提出称为“安全思想的

一场革命”。他们认为，“如果说，冷战时期的安全研究中存在的分歧是‘技术性’之争的话，那么今天的安全研究因非传统安全议题的介入，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是一种具有完全不同理念的‘价值性’之争。”即“非传统安全”理念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式的合作安全，而传统安全理论持有的“囚徒困境”、“零和博弈”式的“对抗性存在”。

“非传统安全”理念大大拓展了“传统安全”研究领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传统安全理念主要关注“国家与国家之间”（inter－state）发生政治与军事交往过程中产生的安全问题。冷战后频频暴发的“种族冲突”和“部族冲突”已造成上百万人死亡，比较而言，冷战结束后发生的国家间直接冲突却并不多见。这种由国内的种族及部族冲突和跨国性突发事件（如SARS暴发）造成的国际危机，是传统的安全理论无法解释的，新兴的“非传统安全”理论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2）传统安全研究的对象是“国家行为体”，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重点则是“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等。（3）在安全获取方面，传统安全研究侧重军事因素，非传统安全研究则侧重于非军事因素。（4）传统安全将“国家”视为安全主体，强调安全问题的本质是“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而非传统安全则更多地将“人”和“人类整体”视为安全主体和实现安全的目的。换言之，传统安全致力于保障主权独立、领土完整，而非传统安全则将重点转向超越国家差异之上的人和社会的安全，以人类维持日常生活、基本的精神依托和免于匮乏、天灾以及专制的迫害为最基本的内容和目的。由此可见，非传统安全理念的提出使安全研究几乎涉及到国际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是，实事求是地讲，把“非传统安全”理念的提出称为“安全思想的一场革命”还是有夸张之嫌。虽然由于全球化的推动，国际关系的面貌发生了深刻改变。用美国学者帕斯特的话说，尽管当今“世界各国仍在相互竞争，但今天的游戏不同于1900年对殖民地的争夺。如今它们追求的是社会和经济目标。为此国与国之间需要相互合作并遵守国际规则……（现在的世界主要大国）往往通过国际组织，而不是用炮舰寻求自己的利益。”不过，无论如何，只要当前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传统安全”问题就会依然存在，尽管其不像冷战结束前那么急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下，大量涌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多是由国际行为主体———民族国家造成的，恐怖主义、环境安全、经济安全、难民问题等非传统领域的安全问题均与现代民族国家相联系。因此，如果将非传统安全与现代民族国家割裂开来，那么，我们就无法看清非传统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这些问题以何种面目出现。此外，要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国家扮演的角色不可替代。换句话说，民族国家仍是安全的最主要提供者。从反击恐怖主义、遏制气候变暖、打击跨国犯罪到抗击SARS疫情，无一可以离开政府的努力。因此，强调“人的安全”并不等于取消“国家的安全”和否定国家的作用。

还有值得一提的倾向，冷战结束后兴起的“非传统安全”理念有将“安全”泛化的危险，比如有的学者（下转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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