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语言学与语言类型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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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言学主要内容

认知语言学主要内容

一、认知语言学的起源二、主要内容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当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实验学科之时,语言的认知研究便已开始。

1987年是认知语言学正式的诞生年,虽然此前已有一些零星的文章预示着一种新的语言学理论即将诞生。

但是一般认为,这一年出版的Lakoff“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和Langacker“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标志着认知语言学作为一种独立语言学理论的诞生。

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Langacker,Lakoff,Jackendoff, Taylor 和Talmy等人。

认知语言学包括认知音系学、认知语义学、认知语用学等分支,研究内容广,覆盖面大,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范畴化与典型理论语言学在方法论和本质上都与范畴化(categorization)紧密相关。

范畴化能力是人类最重要的认知能力之一,是“判断一个特定的事物是或不是某一具体范畴的事例”(Jackendoff , 1983∶77) 。

Labov和Rosch对范畴的研究,打破了范畴的“经典理论”或称“亚里士多德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

“经典理论”认为:范畴是由必要和充分特征联合定义的;特征是二分的;范畴有明确的边界;范畴内的所有成员地位相等。

这一理论却受到了认知科学的有力挑战。

Rosch 还提出了“典型理论”(prototype theory) ,认为大多数自然范畴不可能制定出必要和充分的标准,可以公认为必要的标准往往不是充分的;一个范畴的成员之间的地位并不相同,典型成员具有特殊的地位,被视为该范畴的正式成员,非典型成员则根据其与典型成员的相似程度被赋予不同程度的非正式成员地位。

例如,在“鸟”范畴内“知更,鸟”常被视为典型成员,而“企鹅”、“驼鸟”等则为非典型成员。

当然,一个范畴的典型成员会因不同的人、文化、地理位置而有所不同,但一个范畴中总有典型的。

语言类型学讲座心得体会

语言类型学讲座心得体会

摘要:近日,我有幸参加了关于语言类型学的讲座,深受启发。

以下是我对此次讲座的深入思考和心得体会。

正文:一、讲座概述本次讲座由知名语言学家主讲,主题为“语言类型学”。

讲座从语言类型学的定义、研究方法、主要类型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讲解,使我对语言类型学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二、心得体会1. 语言类型学的定义与重要性讲座中,主讲人首先阐述了语言类型学的定义,即对语言结构、语法、词汇、语音等方面的分类研究。

语言类型学对于我们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揭示语言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学习语言类型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语言的多样性,从而提高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2. 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方法讲座介绍了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对比研究、历史研究、田野调查等。

这些方法为我们研究不同语言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在学习过程中,我深刻认识到,只有通过实地调查和对比分析,才能真正了解语言类型学的内涵。

3. 主要语言类型及特点讲座中,主讲人详细介绍了主要语言类型,如孤立语、屈折语、黏着语、词根语等。

通过对这些语言类型的分析,我了解到不同语言在语法、词汇、语音等方面的特点。

例如,孤立语的特点是缺乏词尾变化,词序固定;屈折语则具有丰富的词尾变化,表达语法关系;黏着语则通过词缀表达语法关系。

这些知识使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

4. 语言类型学与跨文化交流讲座最后,主讲人强调了语言类型学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了解不同语言类型的特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流方式,从而提高跨文化交流的效率。

三、总结通过本次讲座,我对语言类型学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语言类型学不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种研究方法。

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将不断运用所学知识,提高自己的语言素养,为促进跨文化交流贡献自己的力量。

总之,这次讲座让我受益匪浅。

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将继续关注语言类型学的发展,不断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为我国语言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认知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
知识的根本。
学科发展历程
认知语言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在美国孕育(朗 奴·兰盖克提出空间语法),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成熟, 其学派地位得以确立,其确立标志为1989年春由勒内·德 尔文(ReneDirven) 组织的在德国杜伊斯堡(Duisbury) 召 开的第一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此次大会宣布于1990年 发行《认知语言学》杂志, 成立国际认知语言学( ICLA) , 出版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系列专著,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进 入稳步个特例。一个范 畴或类别往往有个“原型”,是用以确定类别的参照标准, 需要归类的目标与标准进行比较,符合标准所有特征的目 标例示(instantiate)这一标准,不完全符合的目标是 对标准的扩展(extension)。
经典范畴理论的如下特征 1 范畴划分由一组充分必 要条件决定 2 特征是二元 3 范畴具有清晰边界 4 范畴 成员之间地位平等。
eg2.钟书能 阮薇. 认知与忠实——汉英上下位词翻译的认知 视角『j』.韶关学院学报
3.上下位:
以基本层次范畴为中心 范畴可以向上发展为上位范畴向 下发展为下位范畴上位范畴依赖于基本层次范畴 且物体 的完形形象和大部分属性都来自基本层次范畴 因此又被 称为寄生范畴(parasiticcategory) 下位范畴也是寄生范 畴它是在基本层次范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细致的切分。
二、认知语言学的主要概念
原型 范畴化、基本范畴、上下位 命题模式、意象模式、隐喻模式、转喻模式 意象图示
1.原型(prototype):
是物体范畴最好、最 典型的成员, 所有其他成 员也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典 型性。
eg1. 在英语的世界图景中, 鸟的原型为画眉鸟;而对于 母语为俄语的人而言则是 麻雀; 麻雀在中国人的认 知意义中也具有典型意义。

认知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社会学路向

认知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社会学路向

认知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社会学路向胡鸿【摘要】认知社会语言学融合了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但同时强调语言的社会性,重视人类自身思维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认知与语言和文化的交互作用,以及认知的社会语境等,其研究范围主要涉及语义及言语变异理论探讨、认知文化模式研究和语言政策研究以及社会政治体制研究(包括意识形态)等.通过将实证方法与心理学实验、神经生物学实验以及计算机模拟等方法相结合,认知社会语言学对语言变体、亚文化模式、语言类型学和跨文化交际等三个领域展开了各种讨论,集中体现了对语法系统再语境化的趋势,也代表了认知语言学的未来发展路向.【期刊名称】《宿州学院学报》【年(卷),期】2013(028)012【总页数】5页(P63-67)【关键词】认知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社会学路向【作者】胡鸿【作者单位】安徽建筑大学外语系,安徽合肥,2306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319认知语言学的历史可追溯到上世纪 70年代中后期,它以经验现实哲学(主要是非客观主义)为哲学基础,反对当时以生成语法为代表的主流语言学。

由于该学科打破了以乔姆斯基的形式主义语言学为主的研究范式,自诞生之日起,就引起了语言学家的广泛关注。

20世纪 80到 90年代,该学科发展迅速,在语言研究的各个层面均取得了丰硕成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研究者将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与社会语言学所关注的研究对象结合起来,认知语言学开始与社会语言学合流,处于萌芽状态的认知社会语言学开始慢慢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2007年,“第10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ICLC10)”在波兰克拉科尔(Krak ó w)召开,此次大会正式确立了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地位,明确其为认知语言学的分支。

2008年,在由布莱顿大学承办的“语言、交际与认知”大会(由英国社会科学院和英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联合主办)上,首次鲜明地提出了“认知语言学社会转向”的议题。

语言类型学的特点

语言类型学的特点

语言类型学的特点
1.跨学科性:语言类型学涉及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多个学科,并与语言地理学、历史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等学科密切相关。

2. 时空性:语言类型学主要研究不同地区和不同历史阶段的语言类型,了解语言发展和演化的规律。

3. 归纳性:语言类型学通过对语言的共性和差异进行归纳总结,提出一般性的语言类型和分类方法。

4. 体系性:语言类型学通过建立语言类型分类体系,将各种语言类型有机地组织起来,为语言研究提供了基础和框架。

5. 实证性:语言类型学以事实为依据,通过对大量语言材料的收集、整理和比较,进行语言类型分类和归纳。

总之,语言类型学是一门具备跨学科性、时空性、归纳性、体系性和实证性等特点的语言学学科,它对于理解语言多样性和语言现象的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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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研究的方法(第一讲)

语言研究的方法(第一讲)




2.对语言系统的认识 “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实体)”是索绪尔语 言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它跟语言是符号系 统的观点密切相关。索绪尔把传统认识中的 形式和意义分解为两对概念——能指和所指, 形式和实体。 符号包括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语言符号的 能指和所指不是名称和事物,而是音响形象 和概念。名称和事物结合,产生实体;音响 形象和概念结合,产生形式。因此,言语是 实体,语言是形式。索绪尔把能指和所指与 名称(具体的发音)和事物(具体的意义)区别 开来,突出了语言符号的抽象性特点。 Fra bibliotek


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 主要讲历史比较法及其新进展 19世纪,在生物进化学说、比较解剖学等自然科学以及其他 因素影响下,语言学家开始把语言作为独立的对象进行研究, 并形成了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语言学史上的第一个相对独立 的学派—历史比较语言学产生了。 (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语言观 早、中期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与生物进化学说、比较解剖学 等学科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 1.生物进化论的出现 在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提出之前,人们对物种起源 的看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创世论者,他们主张种族固定论,认 为所有物种都是上帝创造的;另一是进化论者,认为物种是客 观存在的,并且是逐渐变化或进化的。不过,当时的进化论者 并不清楚物种是通过什么过程发展进化而来的。 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指出:物种的起源是由 同类物种通过自然选择的途径形成并发展的。简言之,就是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法国语言学家梅耶的案例: 比较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的数词: 法语 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 一 un,une uno,una uno,una 二 deux due dos 三 trois tre tres 四 quatre quattro cuatro 五 cinq cinque cinco 六 six sei seis 七 sept sette siete 八 huit otto ocho 九 neuf nuove nueve 十 dix dieci dies 这里面的相符之点决不是出于偶然,从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 的那些些差异中,可以找出一些确定的对应规律来。“八”等 词间的差异初看起来很大,但是这个差异也并不是偶然的,有 其他原因。由此,我们可以假定,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 的数词出于同一个来历。

1. 语言的认知研究与认知语言学

1. 语言的认知研究与认知语言学

1. 语言的认知研究与认知语言学语言认知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但是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却是最近20年的事。

语言的认知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基于心理学的研究(the psychological approach),一个方面是基于语言学的研究(the linguistic approach)。

基于心理学的研究注重语言的感知、语言理解、记忆、注意力、推理等方面的问题,而基于语言学的研究则比较注重语言的形式类、语言符号的意义、形式和意义之间的操作、意义-概念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等方面的问题。

语言的认知研究涉及到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语言是什么的问题以及语言以什么样的方式和结构存在的问题。

心智之外,因此可以作为一个纯客观的研究对象来对待;另一类认为语言与人的心智有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语言不是一种纯粹客观的现象,因此研究语言必须与语言所赖以存在的心智联系在一起。

什么是语言?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是语言学领域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语言学不像别的学科,研究对象很明确,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一直与别的学科有粘连。

如果研究对象不确定的话,一切都会成为问题。

索绪尔在讲到语言学的材料和任务时,开宗明义地说:“语言学的材料首先是由人类言语活动的一切表现构成的”关于语言是什么的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基本上可以区分为两大类:一类认为语言是一种客观现象,它独立于人的认识主体,那么人类言语活动的表现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呢?当然首先就是语言本身,因为人类言语活动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没有语言什么都谈不上。

所以还是应该首先回答什么是语言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迄今为止,各种语言学的著作和非语言学的著作对“语言”做过几十种界定,因为观察角度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对什么是语言进行界定可以有不同的视角,从语言的自然属性上说,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从语言的社会属性上说,语言是社会的交际工具;从语言的心理属性上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索绪尔注意到了语言学研究对象的多面性,认为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研究对象的多重属性。

认知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视角下的词类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认知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视角下的词类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作者: 孙崇飞[1];王恒兰[2];张辉[3]
作者机构: [1]山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济南250014;[2]山东财经大学公共外语教学部,山东济南250014;[3]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出版物刊名: 外语教学
页码: 15-20页
年卷期: 2018年 第3期
主题词: 名词和动词;认知神经科学;认知语言学;语言类型学
摘要:通过对名动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考察,本文发现以往研究结果存在大量矛盾之处,且不同研究结果之间缺乏可比性。

究其主要原因在于认知神经科学家对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忽视,导致诸多实证研究存在词类定义模糊和选取标准任意的弊病,进而导致研究者对名动分合关系观点不一。

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解决方案:认知语法的符号观及其对词类的概念分析,可为词类提供跨语言良构性定义,继而帮助认知神经科学家明确其研究对象;原型范畴理论和词类共性-类型学理论,为解决实证研究中不同词类及其对应构式的类典型选取,以及二者整合加工的典型性问题提供出路;构式语法对构式的定义、认知语言学的概念化假设以及激进构式语法对"方法论机会主义"的批判,可帮助认知神经科学家厘清不同语言影响因素之间的等级关系及其各自的影响权重;词类共性-类型学理论和类型学标记理论的有机结合以及认知语法对语法自治的批判,为研究者揭示词类跨语言共性和语言专属性提供了窗口,继而保证不同研究结果之间的可比性。

认知发展与语言发展

认知发展与语言发展

认知发展与语言发展标题:认知发展与语言发展引言概述:认知发展与语言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着个体的综合发展。

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认知和语言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通过认知的提升,语言能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反之亦然。

因此,深入了解认知发展与语言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教育工作者和家长来说至关重要。

一、认知发展对语言发展的影响1.1 认知能力提升促进语言表达能力的发展认知能力的提升可以帮助儿童更好地理解和处理语言信息,从而提高其语言表达能力。

例如,儿童通过学习认知概念和逻辑思维能力,可以更准确地运用语言进行表达和沟通。

1.2 认知发展促进语言习得的速度研究表明,认知能力的提升可以加快儿童学习语言的速度。

当儿童的认知能力得到提升,他们更容易理解语言结构和规则,从而更快地掌握语言技能。

1.3 认知发展对词汇量和语法掌握的影响认知发展与词汇量和语法掌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当儿童的认知能力得到提升,他们更容易学习和掌握新的词汇和语法知识,从而提高语言表达的能力。

二、语言发展对认知发展的影响2.1 语言能力提升促进认知能力的发展语言是认知的重要载体,通过语言的表达和交流,儿童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处理认知信息。

因此,语言能力的提升可以促进认知能力的发展。

2.2 语言发展对思维方式的影响语言是思维的工具,通过语言的表达和交流,儿童可以更清晰地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

语言的发展可以促进儿童的思维方式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2.3 语言发展对问题解决能力的提升语言的发展可以帮助儿童更好地表达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通过语言的表达和交流,儿童可以更快地理解问题的本质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三、认知发展与语言发展的互动关系3.1 认知发展与语言发展是相互促进的认知发展与语言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

认知能力的提升可以促进语言能力的发展,而语言能力的提升也可以促进认知能力的发展。

3.2 认知发展与语言发展的互动对儿童综合发展至关重要认知发展与语言发展的互动关系对于儿童的综合发展至关重要。

双宾句综述

双宾句综述

现代汉语双宾句的综述研究摘要双宾语句是汉语中较有特色的一种句式,引起了语法学界的高度重视。

众多语言学家对双宾句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本文从传统语法学、结构主义语法学、生成语法学、配价语法和认知语法的角度对双宾句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概括。

关键词双宾句综述双宾句是指一个动词后有两个宾语的主谓句子,它是汉语中的一种特殊句式。

现代汉语双宾句由古代汉语中的相关句式演变而来。

最早开始研究现代汉语双宾句的是黎锦熙。

他在《新著国语文法》(1924)首次提出双宾语这一术语,并对其进行定义:“有一种外动词,表示人与人之间(或人格化的事物之间)交换一种事物的,如‘送’、‘寄’、‘赠’、‘给’、‘赏’、‘教授’、‘吩咐’等,动词后面经常带两个名词作宾语,叫做‘双宾语’。

这种带双宾语的句子里边,就有两个在宾位的名词。

这两个宾位中,属于被交接之事物的叫‘正宾语’(即正式的宾语);属于接受事物之人的叫‘次宾语’(属副性宾语);次宾位常在前,而正宾位常在后”。

之后,众多学者分别从传统语法学、结构主义语法学、生成语法学、配价语法和认知语法的角度对双宾语句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本文将从以上几个方面对现代汉语双宾句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做一下梳理。

一、传统语法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传统语法学从双宾语的意义出发,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句式的定义、动词的分类和句式的归纳。

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1942)中说:“受词和动词的关系相当密切,简直有点像止词”(止词即宾语),“有些文法书上把受词也认为一种止词,把止词和受词合称‘双宾语’”,只是没有明确讲出双宾语的定义。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4)在叙述句一节讲到:“在某一些句子形式或谓语形式里,可以有两个目的位”,“在两个目的位当中,我们把靠近叙述词的一个叫做近目的位,把较远的一个叫做远目的位。

在国语里,近目的位指人,远目的位指物。

”其中的“目的位”即指宾语。

黎锦熙、刘世儒(1957)从动词的“授予”义和“教示”义将双宾语句的动词划为两类;而吕叔湘根据双宾动词与两个宾语是否同时出现,将动词分为“称、叫”类、“问、请教”类、“借、贷”类和“求、告诉”类。

语言研究的方法(第一讲)剖析

语言研究的方法(第一讲)剖析




4.唯理语法学派逻辑的方法 中世纪,世界语言理论研究停止不前,方法 上无足道者。 十七世纪,法国出现了一个唯理语法学派, 其代表人物是阿尔诺和兰斯诺。1664年,他 们出版了《唯理普通语法》一书,用逻辑的 方法来研究语法,力图找出“语言艺术的自 然基础”和“适用于一切语言的一般原则”。 唯理语法是以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对于良知和 理性的理解为出发点的。他们认为,人类的 心理、人类的概念是处处相同的,是不可变 易的,语言是思想的表现,语言和思想之间 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语法和逻辑之间也 必然有着内在的联系,语法应该依赖于逻辑, 逻辑的标准应该是确定语法现象正确性的标 准。



2.自然主义语言观 生物进化论对语言研究的影响突出体现在语言学界 形成了自然主义的语言观。 普遍存在的进化事实,打破了中世纪以来统治人类 思想界形而上学的固定不变的观念,语言研究中的 规定主义思潮以及相关的研究方法遇到了前所未有 的冲击。与此同时,语言研究中的历史观念,以及 为了研究语言发展变化的比较方法得以确立。语言 学家通过对语言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语音、 词汇、语法诸方面对应关系的研究,论证了古梵文、 希腊文、拉丁文和现代印欧语一脉相承的亲缘关系, 并通过构拟的方法重建了它们的原始共同语,从而 建立了历史比较语言学。 《物种起源》出版后,德国学者施莱赫尔于1863 年出版了《达尔文理论与语言学》,运用达尔文学 说解释语言的产生、发展和变化。他认为,应当把 语言的发展看作是一个生长、死亡和演化成新形式 的生物过程。施莱赫尔深信,语言学的方法与自然 科学的方法应当是一致的,语言学应当算作自然科 学。



第三部分 语言研究的微观方法 一、分析语音的方法 1.音位分析法 2.区别特征分析法 3.生成音系学分析方法 4.优选论方法 二、分析语法的方法 1.替换分析法 2.层次分析法 3.变换分析法 4.转换分析法 三、分析语义的方法 1.语义成分分析法 2.语义场分析法 3.语义指向分析法 四、话语分析的方法 五、社会语言学的方法 六、心理语言学的方法 七、计算语言学的方法 …………

国外认知语言学研究现状综述

国外认知语言学研究现状综述

国外认知语言学研究现状综述[作者:王德春张辉来源:《外语研究》2001年3期点击数:更新时间:2005-10-11 文章录入:xhzhang]【字体:】1.引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许多语言学家认识到生成语法研究范围的局限性,开始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现象。

八十年代末,认知语言学初步形成,其标志是第一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Duisburg, Germany 1989)的召开和1990 年《认知语言学》杂志(Cognitive Linguistics)的出版。

认知语言学大会每二年召开一次,至今,已举办了七届。

在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出版了一批摘引率较高的认知语言学著作。

例如Lakoff 和Johnson(1980), Talmy(1983), Fillmore(1985), Fauconnier(1985), Lakoff(1987), Langacker(1987,1991),Talmy(1988),Rudzka-Ostyn (1988), Lakoff 和Turner (1989),Sweetser(1990) 和认知语言学研究系列(CLR)第一辑Langacker(1989)。

这些著作确立了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研究框架。

该框架有以下五个研究主题:(1)语言研究必须同人的概念形成过程的研究联系起来。

(2)词义的确立必须参照百科全书般的概念内容和人对这一内容的解释(construal)。

(3)概念形成根植于普遍的躯体经验( bodily experience),特别是空间经验,这一经验制约了人对心理世界的隐喻性建构。

(4)语言的方面面都包含着范畴化,并以广义的原型理论为基础。

(5)认知语言学并不把语言现象区分为音位、形态、词汇、句法和语用等不同的层次,而是寻求对语言现象统一的解释。

目前,认知语言学研究呈现出多样化并涉及到语言现象的各个方面,在本文中我们试选出几个有重要理论价值的研究,简述其来龙去脉和主要的研究成果,并指出认知语言学的一些发展趋势。

《认知语言学—核心话题》评介

《认知语言学—核心话题》评介

2021年6月外㊀文㊀研㊀究Jun.2021第9卷第2期FOREIGNSTUDIESVol.9㊀No.2‘认知语言学 核心话题“评介四川外国语大学㊀王维芬㊀邓㊀宇摘㊀要:EwaDabrowska教授和DagmarDivjak教授于2019年出版编著‘认知语言学 核心话题“一书㊂该书是二人合编的认知语言学三部曲之一,主要聚焦当前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热门议题,包括:语义类型学㊁多义性㊁空间㊁时间㊁运动㊁原型效应㊁构式㊁时体认知㊁语法化㊁多模态符号㊁语言进化等话题㊂本文对该书进行述评,有助于认知语言学研究者系统的了解本学科的前沿议题,拓展研究视野㊂关键词:认知语言学 核心话题;认知语言学;评介;前沿;视野拓展中图分类号:H05㊀㊀㊀㊀㊀㊀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723(2021)02-0101-04㊀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规划一般项目 汉语状态变化和实现事件的概念化和词汇化实证研究 (18SKGH082);四川外国语大学科研项目 汉语状态变化和实现事件的概念化和词汇化实证研究 (sisu201748)1.引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已走过40余个年头,从最初的创立期(pioneering,1977 1987)㊁扩展期(expansion,1987 1997)到巩固期(consoli⁃dation,1997 2007)和多元发展期(diversifying,2007年至今),认知语言学已成为当代语言学的显学,并不断与心理学㊁神经科学㊁人类学㊁类型学㊁人工智能等学科相交融㊂认知语言学的早期核心研究议题主要涵盖认知语义学㊁认知语法㊁构式语法㊂近年来,随着定量转向和社会转向,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议题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既有理论上的拓展(如认知社会语言学㊁历时构式语法),又有心理实验和语料库方法的创新(如ERP㊁fMRI㊁语料库多因素分析法㊁多元回归建模㊁词向量技术)㊂‘认知语言学 核心话题“(CognitiveLinguistics KeyTopics)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问世㊂该书由英国伯明翰大学的EwaDabrowska教授和DagmarDivjak教授主编㊂全书共14章,涉及的话题广泛,研究的方法新颖㊂接下来本文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并评价其优点与不足㊂2.内容简介第一章:语义类型学(Semantictypology)㊂作者MariaKoptjevskaja⁃Tamm通过实例介绍语义类型学的研究范式㊁方法论和发展方向㊂语义类型学主要关注语言的多样性以及各认知域的语言范畴化,如颜色㊁感知与认知㊁运动事件㊁身体和温度㊂在 颜色 域中,作者论及两个矛盾观点:语言普遍论(颜色范畴化在不同语言中是普遍的)和语言相对论(大多数语言中不存在一致的颜色语义域),作者认为颜色范畴分类与地理位置相关㊂在 感知与认知 域,作者认为 听 和 看 的子域及其语义延伸在不同语言中具有普遍性,而 温度 子域的认知则因不同语言社群身体和温度的语义延伸差异而表现出多样性,这与气候或地理位置有关㊂当前语义类型学研究存在跨语言样本数量少㊁数据缺乏理论指导㊁缺少描述跨语言语义的一致的元语言等问题㊂作者认为语义类型学研究需要统筹普遍性和相对性,在跨语言比较研究的视野下搜集证据(Dabrowska&Divjak2019:14)㊂第二章:多义性(Polysemy)㊂作者StefanGries介绍基于语料库㊁心理语言学等方法的多义词认知研究现状以及未来研究方向㊂目前对多义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范畴化㊁语境以及多义词的原型意义㊂在早期阶段,多义词研究的主要是语义理据性和句法结构的多义性;第二阶段主要讨论多义性的心智表征;第三阶段主要研究定义多义词义项的标准㊂在研究方法上,语料库研究语义的共现关系;心理语言学则侧重范畴关系及其心理真实性(Dabrowska&Divjak2019:30),认为时间激活的先后顺序㊁语境㊁语义的相关性会影响多义词范畴划分㊂最后,作者指出多义性的未来研究应采用多维度的方法和视角,尤其是加大跨学科(神经科学㊁二语习得等)实证研究㊂第三章:空间(Space)㊂作者KennyCoventry通过实证研究揭示语言与空间的映射关系,论证视觉感知和运动如何影响空间语言的理解与产出(Dabrowska&Divjak2019:44)㊂作者以空间介词和空间指示词为切入点,通过实证研究表明物体间的空间关系㊁运动学路径㊁位置控制㊁词汇间的搭配对空间语言的理解和产出有影响㊂此外,具体情景以及被描述物体的物理知识(拥有㊁可视度)和距离也会影响空间指示词的使用㊂不同语言对空间的建构存在差异,语言㊁思维方式和认知亦会影响空间的语言描述㊂第四章:时间(Time)㊂作者VyvyanEvans主要论述时间认知和语言的关系㊂时间是个抽象概念,但通过对时间的认知识解和具身性,可以发明时间测量工具,如时钟㊂时间认知基于空间认知而建构,但时间与空间在量级㊁维度以及对称性上存在差异㊂时间的概念域是多层面的(Dabrowska&Divjak2019:76)㊂基于时间的体验,时间的瞬变性可分为瞬间性㊁持续性以及各向异性(时间的非均质性)(Dabrowska&Divjak2019:78),而时间特性主要指变化㊁频率以及共时性㊂时间表征以感知运动为基础,而时间加工只是促进感知过程㊂对于时间的认知研究也拓展到了跨语言㊁文化以及大脑的时间表征,不同语言和文化对于时间的表征存在多样性㊂第五章:运动(Motion)㊂作者LunaFilipovic和IraideIbarretxe⁃Antunano论述基于词汇化模式的语义类型学及其应用㊂根据路径要素的编码位置,世界上的语言可分为动词框架语言和卫星框架语言㊂词汇化类型学差异亦体现在隐喻运动的编码之中(Dabrowska&Divjak2019:91)㊂词汇化模式在混合性语言和方言等的使用上存在变异和限制㊂在语言习得上,虽然不同语言对运动的编码策略不同,但儿童以路径和方式来描述运动变化是普遍的㊂在习得第二语言时,运动事件的二语编码通常受到母语的迁移和影响㊂在翻译中,跨语言的运动编码差异会造成翻译信息质量和数量差异㊂在空间运动认知中,语言的普遍性和特异性在语言使用中共同发挥作用,普遍性受到特异性因素影响㊂第六章:虚构运动(Fictivemotion)㊂作者TeenieMatlock和TillBergmann回顾了虚构运动研究现状和未来方向㊂先前研究发现虚构运动句常表示未完成的状态(Dabrowska&Divjak2019:110)㊂Matlock等学者近年来通过行为㊁调查㊁画画任务㊁叙述理解和眼动等方法考察虚构运动加工的认知机制,发现虚构运动加工涉及认知模拟运动(Dabrowska&Divjak2019:113)㊂该篇认为未来研究应探究虚构运动加工的神经模式,考察各类表述虚构运动的词(如介词㊁指示词),开展虚构运动跨语言研究(如方式㊁路径的词汇化类型),探讨虚构运动句的语法以及语伴手势等㊂第七章:语法中的原型效应(Prototypeeffectsingrammar)㊂该章作者JohnTaylor探讨原型效应(中心性㊁突显性㊁频率)及其在词类范畴㊁词的构成㊁句法结构分类中起到的关键作用㊂作者通过呈现语法分类的不同例子指出:对于分类中出现的范畴界限模糊及多义性问题,原型结构的中心性㊁突显性和能产性以及频率分布㊁规约性表达等因素对语法范畴的建构和分类大有裨益㊂第八章:论元结构构式(Argumentstructureconstructions)㊂作者DevinCasenhiser和GiuliaBencini认为构式能促进语言理解㊁产出以及语言习得(Dabrowska&Divjak2019:162)㊂构式主要强调通过句法结构对语义层面的加工,学习者可以通过构式推断整体的句义而不用依靠动词义㊂在语言产出过程中,结构启动不靠句式的作用,而靠语义特征(如主语是否有生命),结构启动为构式的认知实现提供充足条件㊂构式虽是抽象表征,但可通过语言输入而习得㊂第九章:默认的非字面理解:以否定㊁低突显标记语为例(Defaultnonliteralinterpretations:Thecaseofnegationasalow⁃saliencemarker)㊂作者RachelGiora将用作实验的话语限定为:词汇搭配不常见,排除语义异常,排除富含信息的语境,通过语料库㊁线上与线下测试相结合的方法得出结论㊂否定词是一个低突显的标记,能促使新奇修辞(隐喻和讽刺)句子被默认地理解为该句子的修辞意义㊂与肯定句相比,否定句更能被解读为修辞的含义,且解读更快,同时作者通过实证研究排除了结构标记语对句子修辞解读的影响㊂第十章:时㊁体㊁语气(Tense,aspectandmood)㊂作者LauraJanda从认知语言学角度(隐喻㊁转喻㊁原型效应㊁识解㊁压制等)分析时㊁体㊁语气以及三者间的相互作用㊂ 时 指的是在时间线上的体验, 体 是语法上的变化, 语气 是主观性概念的建构(Dabrowska&Divjak2019:192)㊂隐喻让时㊁体㊁语气在时间域中具体化,还能让不同的状态通过时㊁体㊁语气展现出来㊂时(现在㊁过去㊁将来)确定事件对象在时间轴上的位置,而体(完成体㊁未完成体)体现事件对象的种类或特征(Dabrowska&Divjak2019:194),语气能移除真实和非真实间的 界线 ,通过动力意象来表达事件对象的非真实性(Dabrowska&Divjak2019:203)㊂现在时指心理上的临近距离,过去时是心理的远距离,可以指假设,未来以及与事实相反的事情㊂体分成完成体和非完成体,主要有四种:状态㊁运动㊁获得以及完成,具有动态性㊁准时性和约束性(Dabrowska&Divjak2019:200), 识解 促进了体的不同解释并推动体的差异性的可视化㊂作者认为可以通过实证研究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解释不同语言时㊁体㊁语气与现实和可能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㊂第十一章: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㊂作者JohanvanderAuwera等人讨论了语法化起源及相关争论㊂语法化历来存在诸多争议性观点㊂是为了省力和清晰的思维而改变的㊂而功能主义则认为语言不会在习得中改变,语言改变是为了语言表达的独特性和语言表达功能㊂此外,存在诸多其他因素可促进语法化,如:频率或反复性的使用㊁类比(延伸了新语法功能的使用语境)㊁隐喻延伸㊁会话中的言外之意等㊂从认知角度研究语法化为解决语法化争端提供了新的思路㊂比如,认知语法关注语义和主观化过程,尤其重视主观化过程中认知识解从客观化到主观化的转变(实词向功能词的转变)的过程㊂认知构式语法关注形义结合(句法方面),通过高频率的使用,语法化的构式形成高阶图式,使得句法结构呈现能产性㊂语法构式化注重构式的形式-意义映射的双向演变机制,即从低水平构式逐渐形成抽象的高阶图式;另一方面,强调从宏观抽象构式衍生出更多具体化的新构式㊂这些认知思想为语法化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路㊂第十二章:语法知识的个体差异(Individualdifferencesingrammaticalknowledge)㊂作者EwaDabrowska通过研究语法知识(形态以及句法)发现:由于个体的认知差异以及环境因素(教育等),个体对同样的语法知识表述不同㊂在同一个语言社区中,个体对于语法规则习得的程度不同,是因为个体缺少相关的语言知识以及对有些语法知识缺少体验㊂第十三章:手语(Signedlanguages)㊂作者ShermanWilcox介绍了手语的语言结构㊁手势与手语之间的关系,认为抽象法(语法是抽象规则)和体验法(身体的体验促进语言产出)能解决手语㊁口语和手势之间的统一问题㊂手语和口语一样拥有结构,其音位由手形状㊁手位置㊁运动以及方向等构成(Dabrowska&Divjak2019:253)㊂手语也可以通过符号表示词汇化和语法化(实词变成功能词或者实词带有功能词用法的涵义)㊂手语中亦存在隐㊁转喻思维和象似性㊂比如,将概念比喻成物体,通过物体的手势表示抽象的概念;用手的运动转指一般性的活动,从外部的一些肢体语言转指内在感受㊂认知象似性是通过语义与语音间的空间距离来表达的(远表示任意性,近表示象似性)㊂手语的特征表明概念原型可以通过可视的肢体表征㊂研究表明,手语与手势不能看成两个完全独立的体系,二者存在互动(Dabrowska&Divjak2019:267),作者建议基于使用来研究手语㊂第十四章:涌现论(Emergentism)㊂作者BrianMacWhinney把涌现论中的达尔文进化论(增殖㊁竞争㊁选择)㊁分等级的结构以及时间框架理论用于语言研究㊂涌现论认为语言中的结构是依靠选择与竞争来表达语言的不同功能㊂语言中各元素在结构中 生存竞争 可以有共存㊁分配或是 胜者为王 的情况(Dabrowska&Divjak2019:277)㊂同时,也可以把语言分成不同的语言研究等级,各等级与不同时间尺度相关㊂在决定说什么的时候,来自不同时间框架的语言输入相互融合在一起(Dabrowska&Divjak2019:280)㊂涌现进化论研究揭示出语言认知机制具有概括性㊁错误修改自主性㊁自我组织性㊁结构映射体验性㊁感知记录㊁模拟㊁可塑性等特征㊂涌现论和普遍语法的观点存在不同,前者关注语言的输入,外化语言,强调人类的适应性,而后者则关注语言的天生性,内化语言以及人类的认知㊂3.简评该书从认知语言学的各研究分支入手,为读者提供了系统性的视角来了解认知语言学的热门研究话题,同时辅以最新实验和语料库研究证据,这些研究代表了当前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前沿㊂具体而言,该书有以下的亮点和价值:第一,该书不仅回顾了认知语言学的经典话题,如语义类型学㊁时间㊁空间和运动,还介绍了近期热门的研究领域,如语法化㊁手语㊁语法原型效应㊁非字面意义㊁个体差异和语言进化论㊂整体而言,全书涵盖的内容较广㊂同时,每章作者都是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所有研究话题与认知紧密联系,有效地揭示出语言与认知的辩证关系㊂另外,全书论述的研究话题并非孤立的,而是存在联系和互动,如时间与空间的认知类比关系,该书也介绍了时间与空间的区别与联系(如第六章㊁第十章),第十四章还对比了突现进化论与普遍语法,揭示出两大研究范式的不同侧重点㊂第二,每章末尾都会指出该话题的未来研究方向,这为后续研究起到了指引的作用㊂比如,第二章提到多义词研究重视跨学科,如神经语言学实验,有利于深化该话题的研究,有助于激发读者的灵感㊂此外,书中还提出增加跨语言比较研究(第一章),以及跨语言的差异性对语言理解和使用的影响(第三章㊁第五章㊁第十二章)㊂第三,在研究的方法上,全书采用大量实证研究成果来论证观点,因而在方法上具有创新性,如第五章的眼动实验,第九章的线上测试和线下测试相结合的协同论证,第三章㊁第五章㊁第十二章的跨语言实验研究㊂多种方法得出的数据为研究中提出的假设增加了可信性,同时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方法㊂第四,在研究话题的呈现上保持客观描述,不仅讲述了两个相反的观点,同时提出对该话题的理解及解决方案㊂比如,在第一章中,分别描述了语言的普遍论和相对论的观点,同时加上现阶段对于两种观点的态度,提出在跨语言研究的过程中应将两个观点综合起来㊂同时,该书也有两点不足:第一,虽然该书的研究方法和数据统计丰富且具有创新性,但是缺乏与理论框架的结合㊂有些研究重复性过高,比如第九章采用5个例子说明否定词的修辞解读,其中有4个是讽刺修辞的结构,但没有可行的理论说明出现否定的修辞的动因㊂第二,虽然文章强调跨语言研究的重要性,但对这方面的着墨较少,未详细描述跨语言的研究现状和开展的具体细节㊂瑕不掩瑜,该书汇聚了认知语言学经典和热门的研究议题,对当前认知语言学研究和发展具有指导意义㊂参考文献Dabrowska E.&D.Divjakeds. .2019.CognitiveLinguistics⁃KeyTopics M .Berlin/Boston DeGruyterMouton.(责任编辑㊀刘㊀倩)收稿日期:2020⁃01⁃19通信地址:400031㊀重庆市㊀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王)400031㊀重庆市㊀四川外国语大学语言智能学院(邓)SONGJie(SchoolofInternationalStudies,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58,China)Basedontextworldtheory,ATextWorldApproachtoLiteraryReadingAnInterfacebe⁃tweenCognitivePoeticsandLiteraryCriticismdiscussesthreeissuesintheprocessofliteraryreading literarynarrative,fictionalmindofcharactersandemotionalresponses,andanalyzesthreerepresentativeAmericanblack humorfictions Catch⁃22,Slaughterhouse⁃FiveandTheFloatingOperathroughatextworldapproach.Itintegratesmultidisciplinaryknowledgeandbroadenstheresearchparadigmofliterarycriticism,whichembodiesthecharacteristicsofinter⁃facestudies.Differentfromtraditionalliterarycriticism,thisstudyfocusesonactualreader snaturalreadingsoastoexplorethecognitivemechanismofliteraryreading;themonographwillenlightenotherscholarssinceitisissue⁃orientedandfullofcreativethinking.Inaword,withgreattheoreticalsignificance,originalresearchparadigm,uniqueperspectiveandmaturewritingskill,themonographprovidesagoodexamplefordomesticscholarstoconductcognitiveliterarystudies.Theconstructionofacademicdiscoursesystemoflanguageservices:ReviewofTheBloomsburyCompaniontoLanguageIndustryStudies(p.95)XIONGJinru&WANGShaoshuang(SchoolofAdvancedTranslationandInterpretation,DalianUniversityofForeignLanguages,Dalian116044,China)Withtheadventofthedigitalageandtheapplicationofartificialintelligence,languageserviceindustryhasundergoneprofoundchanges.Inthiscontext,asystematicinvestigationoflanguageser⁃viceindustryisnotonlyofdisciplinaryvalue,butalsoofepochalsignificance.ThebookTheBlooms⁃buryCompaniontoLanguageIndustryStudiesconductsadetailedanalysisoflanguageserviceindustryinthedigitaleraandmakesreasonablepredictionsofthefuturedevelopmentoftheindustry.Withhighacademicvalueandpracticalvalue,thebookisamodelofthelanguageserviceindustrystudies.Basedonthereviewofthebook scontent,characteristicsandacademiccontributions,thisarticlederivessomeenlightenmentforChina slanguageservicestudies.AreviewofCognitiveLinguistics⁃KeyTopics(p.101)WANGWeifen&DENGYu(SchoolofEnglishStudies,Sichuan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Chongqing400031,China;CollegeofLanguageIntelligence,Sichuan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Chongqing400031,China)CognitiveLinguistics⁃KeyTopicswaseditedbyProfessorEwaDabrowskaandProfessorDag⁃marDivjakin2019.Asoneofthreebooksco⁃editedbythetwoprofessors,thisvolumefocusesoncurrentkeytopicsincognitivelinguistics,involvingsemantictypology,polysemy,space,time,motion,prototypeeffect,construction,tenseandaspectincognition,multimodality,andemergentism.Byintroducingthemaincontentanddemonstratingthecriticalviews,thisreviewcanhelptheresearcherstohaveasystematicunderstandingofthecurrentfieldsincognitivelin⁃guisticsaswellasdeveloptheresearchscope.。

认知语言学及经验主义语言观探讨

认知语言学及经验主义语言观探讨

认知语言学及经验主义语言观探讨摘要:语言学与哲学有着深刻的辩证关系,二者相互影响与作用,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哲学作为认知世界的工具和方法论,同样也是语言学观念形成的前提和基础。

认知语言学在经验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形成了经验主义的语言观,通过对世界的经验、感知和概念化的方法研究语言,从而对传统的语言观及语言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视角和更深层次的探讨,有了新的观点和视域。

文章以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为出发点,论述经验主义语言观视角下认知语言学对语言结构、形式和意义的认知以及研究方法,探讨这一全新的、富有挑战性的语言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经验现实主义语言观;外语教学认知语言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种新的语言研究学派和思潮。

认知语言学所提出的全新的认知、心理和语言观经历了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是以众多相关学科的互为发展为基础和前提的。

认知语言学通过对心理学、哲学、语言学、人类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有关语言和认知关系研究的反思,整合了语言学内部语言类型学和功能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遵循非客观主义的哲学观和经验现实主义的语言观,以人类对世界的经验以及感知世界为基础,并将其概念化作为方法论对语言进行研究,描述和诠释人类语言的构造,以认知功能的基础,对传统的语言观及语言问题进行了重新认识和思考,提出了全新的观念和见解,为揭示语言与客观世界的本质联系拓展了新的路径。

这是语言学理论的重大发展,标志着语言研究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的高度。

“认知语言学是根据我们对世界的经验以及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和概念化的方法来研究语言。

”[1]F36其基本主张是,自然语言是概念化现实的符号表达。

它的外在形式通常受认知、功能、语用等句法之外的因素的影响,表层句法结构直接对应于语义结构,而语义结构与人们在跟客观现实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概念结构相对应,概念结构与人们的身体经验、认知策略乃至文化规约等密切相关[2]320。

认知语言学导论评述

认知语言学导论评述

认知语言学导论评述认知语言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派地位确立开始,经历了30多年的稳步发展,其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向更深层次拓展,各种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纷纷涌现,相应的学派著作也层出不穷。

Vyvyan Evans和Melanie Green合著的《认知语言学导论》一书自2006年在爱丁堡大学一经出版,就因其全面而详细的综述性理论介绍广受国内外语言学界重视,几乎成为了认知语言学学习和研究的必读本。

全书分为四大部分,共23章,本文将简要介绍其各章框架内容,并对该书进行适当评述。

一、主要内容第一部分:认知语言学基础本部分包括4章(第1章—4章):第1章以介绍语言的符号和交际功能,系统性的语言结构和语言学家的任务为开篇。

第2章阐释了认知语言学的两项基本共识:概括性共识(描述能够解释人类语言方方面面普遍原则的共识, p. 28)和认知共识(反映一个能与人类大脑和思维相一致的普遍认知原则的共识, p.40- 41),同时还重点介绍了认知语言学的一个核心观点:认知的体验性。

第3章从类型学、形式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维度探讨了语言的共性特征并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具体分析了人类语言的个性差异,本章的最后还介绍了Sapir-Whorf 假说,强调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第4章论述了基于使用的语言观在认知语言学基本理论、语言历时性的演变和儿童的语言习得三方面的解释力,从而向传统的形式语言学提出挑战。

第二部分:认知语义学本部分包括9章(第5章—13章),涵盖了认知语义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第5章综述了认知语义学的四项原则(概念结构的体验性;语义结构等同于概念结构;语义表征的百科观;语义结构等同于概念化),为第二部分后续的理论介绍做下铺垫。

第6章围绕体验观和概念结构展开,首先介绍了Johnson(1987)的意向图式理论,说明了人类的认知体验是概念化的源泉,接着以Talmy的结构意义(图式意义)进一步证实了语义结构反映概念结构,概念结构源于体验性的理论主张(p. 177)。

《语言类型学方法论概述》读书笔记

《语言类型学方法论概述》读书笔记

任何一种语言学理论或者语言学方法论的提出,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即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进而明确该理论或方法的研究目标是什么。

传统历史语言学看重语言的发展演变规律,所以关注语言历史变化及语言亲属关系;结构语言学看重语言的共时结构,关注语言的分布分析、结构描写;生成语言学看重语言背后的心智,关注语言形式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互动;功能语言学看重语言的沟通交际的社会属性,关注人际沟通、语用角色在语言演变中的作用;认知语言学看重语言背后的人类的一般的认知能力,关注语言结构与人类认知及经验结构的象似性;神经语言学看重语言背后的人的生理机制,关注人类是如何调动相关机能对语言进行处理的。

由此观之,不同的理论取向,对语言现象的关注点不同,采用的方法也会不同。

语言类型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具有以下特征:共性取向语言类型学从广义上说是一种理论,旨在探索纷繁的语言中的共性。

从Greenberg到Comrie 再到Croft,等等,语言类型学家们试图总结归纳出更多的语言共性。

当然,探求语言共性在早期历史语言学家的阵营中已不乏追随者,比如早期依据形态对世界语言做出的形态分类。

在Chomsky时代,“普遍语法”的提出更是旗帜鲜明地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指向语言的共性。

故而,共性的追求并不是类型学的最大特色,其独特之处在于共性的探求方法。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语言类型学是因其方法论特色而区别于其他理论流派的。

广泛验证语言类型学以传统的经验主义哲学方法论为背景,主张任何语言规律或者共性的提出应该有实际语言材料的支撑。

所以语言类型学成学派从深入研究单一语言出发研究共性的做法,在研究开始之初,就注意从跨语言的角度归纳总结,广泛验证,它批评天赋论的做法,“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它(天赋论)不能付诸任何种类的经验检验,也就是说它(天赋论)是根本无法证实的”。

类型学研究建立在广泛语言材料的验证上,但材料的选取和分析却较为困难。

一来多仰赖书面材料,这样就丧失了口语表达的很多语言要素,很多材料缺乏鲜活的语境。

认知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互补与融合

认知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互补与融合

认知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互补与融合一、引言20世纪代之后,现代语言类型学(下称语言类型学)是以探究语言的共性为目的,以语序为主要研究内容,以局部分类为主要研究方法,强调从功能角度对语言现象予以解释的语言学分支或流派。

语言学家刘丹青认为语言类型学有自己的语言学理念、特有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从而区别于其他主要的语言学流派。

语言类型学所追求的目标就是通过跨语言的观察比较来获得对人类语言共性的认识,揭示表面千差万别的人类语言背后所隐藏的共性和规则。

随着国外相关研究的推进,语言类型学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

以龚群虎、金立鑫、陆丙甫为代表的众多学者在翻译和介绍国外相关研究的同时,已开始结合汉语实际对国外相关研究结论进行考察并适时修正。

在学者一致努力下,汉语类型学研究已取得诸多成果。

这些成果的取得使语言类型学在中国成为一门显学。

与此同时,在众多语言学家的努力下,认知语言学研究在理论演绎与描写分析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成为自然语言分析与研究的一种重要理论。

狭义认知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都属于功能主义阵营,二者都运用感知、认知或其它语言系统之外的功能范畴解释千变万化的语言现象,其间存在必然的互补和融合(fusion)。

方面,前者认知语言学不再满足于对单一语言的穷尽研究,其视角逐渐转向通过双语或多语的对比考察以获得人类语言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并以其独特的眼光对其作出概括解释,通过这一途径,逐步展现其理论普适性。

另一方面,与认知语言学一样,现代语言类型学也不再满足于其传统的、仅依赖少量语言事实、按单一参项便对人类语言作出总体形态类型划分的研究方法。

本文试图从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等方面重新探讨认知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之间的异同,重点阐明其异同决定二者在理论导向和技术支持、跨语言佐证和学科划分等方面具有必然的互补性,进而阐释这种互补表明二者之间存在融合,二者互补和融合之后便产生一种新的语言研究范式——,认知类型学。

二、理论、方法及其互补不同学科有其不同的理论建构和不同的研究方法,但差异并不就意味着相悖,学科之间可以互相借用,加强互补,相互融合,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第六课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第二语言

第六课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第二语言

二、认知语言学对语言习得的基本 观点
•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的形成、运用、习得都是基 于用法的(usage—based) • 第一,母语是以具体用法为基础逐步习得的;习 得语言就像其他复杂的认知活动一样,从具体的 事物中提炼出抽象结构或图式(最初由康德提出, 他把图式看作是“潜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一种 技术,一种技巧。皮亚杰通过实验研究,赋予图 式概念新的含义,成为他的认知发展理论的核心 概念。他把图式看作是包括动作结构和运算结构 在内的从经验到概念的中介,在皮亚杰看来,图 式是主体内部的一种动态的、可变的认知结 构。 )。
•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先天 机制,他认为不仅应该研究语言行为,而 且应该研究语言能力,转换-生成语法就是 关于语言能力的理论。 • 其研究对象是内在性语言,而不是一般语 言学家所研究的外表化语言 ,指人脑对语 法结构的认识,以心理形式体现。生成语 法学一般不研究话语的社会内容、交际功 能和说话的环境等等。 • 它使用数学那样的符号和公式来规定概念, 表达规则,所以称为形式化的语法。
• 4、把认知语言学与语言类型学结合起来, 考查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习得同一目的 语的情况,或者研究相同母语背景的学习 者习得不同目的语的情况。这方面的研究 把二语习得置于更广阔的理论框架下,便 于发现过渡语的个性和普遍性。 • 5、在研究方法上,注意与学习者语料库 结合起来。最近,束定芳(2009)也强调了语 料库方法在认知语言学研究中的运用。
• 第六,认知语言学和基于用法的模型强调 语言是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在真实互动 中学会的,强调学习者的自身参与。这种 思想与交际教学方法的理念不谋而合。
三、认知语言学角度二语习得研究 现状
• 1、多义词的习得 • 认知语言学的许多研究都发现,多义词各个义项 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以基本义项为原型组成语义 网络。相关的二语习得研究力图回答如下问题: 设法使学习者认识到各义项的关系是否有助于他 们掌握词的意义?Taylor(1989)发现二语习得与母 语习得有相似之处,具体有:1)原型意义比边缘 意义更早被二语学习者习得;2)学习者水平越高, 其对二语原型的选择和判断就越接近本族语者, 但是无论学习者水平高低都会同本族语者存在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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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Johan van der Auwera and Jan NuytsUniversity of Antwerp0. IntroductionThis chapter looks in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Thefirst half of the chapter offers a ‘neutr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field of linguistic typology.Linguistic typology is defined as a cross-linguistic, descriptive as well as explanatory enterprisedevoted to the unity and diversity of language with respect to linguistic form or the relationbetween linguistic form and meaning or function. The second half is devoted to an exploration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linguistic typology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It is argued that the twostrands are eminently compatible, that there is work that illustrates this, but also that mostcognitive linguists and typologists nevertheless work in different spheres. In a first section wediscuss the difficulty of applying typology’s sampling method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 asecond one, we focus on the typologists’ prim e orientation on grammar and their hesitation torelate their strictly speaking linguistic generalizations to wider cognitive concerns.1. What is linguistic typology?The term ‘linguistic typology’ is rather general. It could be taken to mean no more than theinvestigation of linguistic types. Linguistic types appear when the linguist has classified linguisticentities in virtue of a similarity. In this sense, any linguistic discipline counts as typology. Inmorphology, for instance, prefixes and suffixes can be said to be entities of the same type, called‘affixes’; and affixes and roots or stems are also entities of the same type, called ‘morphemes’.In sociolinguistics, most Australian languages and most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s are of thesame type: they are all threatened languages. Or inhistorical linguistics one can say thatNorwegian and Danish are languages of the Germanic type. In reality, however, the term‘linguistic typology’ is used in a narrower way. Although, in part as a result of the generality ofthe literal meaning just described, there are various controversies as to its exact nature, thedefinition in (1 captures at least its most central concerns.(1 Linguistic typology is a cross-linguistic (a description (b and explanation (c of the unityand diversity of languages (d with respect to linguistic form (e or the relation betweenlinguistic form and meaning/function (f.In the above definition, six features are singled out. We will discuss them in some detail.Saying that linguistic typology should be cross-linguistic —feature (a—means thatobservations should be based on a wide variety of languages. In principle, one cannot do typologyon the basis of one language, not even if the language is a conglomerate of divergent dialects.Also, in studies of only a handful of languages one does not usually speak about ‘typology’, butabout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The languages selected should furthermore constitute a sample.The size of the sample (which can vary considerably—cf. the 22 languages of Xrakovskij ed.2001 on imperatives to the 272 of Siewierska 1999 on verbal agreement is geared towards beingrepresentative of the variation in the totality of the world’s language. Of course, representative-ness is not solely a matter of sample size. Typologists now have increasingly better methods tocontrol for genetic or areal bias—i.e. the danger of taking too many languages of (respectivelythe same family or the same area—and even for typological bias—i.e. the danger of taking toomany languages of which it is already known that they are typologically similar (see Dryer 1999;Rijkhoff & Bakker 1998; Croft 2003: 19-28.As to feature (b, typologists first of all need to describe the facts. This is less obvious thanit may sound, however. Descriptions are based on analytic concepts, which are unavoidablyinspired by theories. Hence no description can be fully theory-independent. This is a matter ofdegree, however. In extreme cases, descriptions can vary tremendously, to the point even of beingincomprehensible to any but linguists of the same theoretical persuasion. Since typologicaldescriptions should be useful to linguists of diverse theoretical orientations, however, it isessential to reduce their theory-dependence as much as possible. A version of this aim forneutrality coupled to an aversion to the current proliferation of linguistic theories has been called“basic linguistic theory” by Dixon (1997: 128-135.Before we turn to feature (c, concerning explanation, let us clarify what it is that should bedescribed. Feature (d states that typologists are looking for the unity and diversity of languages.Typologists describe how languages differ, but at the same time also how they are similar or evenidentical, relative to one or more parameters. Features characterizing all langu ages are called‘universals’. There are what may be called‘absolute universals’, which apply to all languages,as illustrated in (2, and there are non-absolute or ‘statistical’ universals, which hold true of mostlanguages, as illustrated in (3.(2a. All languages have nouns and verbs. (Whaley 1997: 59b. All languages have stops. (Maddieson 1984: 39(3Most languages have either an SOV or an SVO basic word order. (Tomlin 1986: 22The universals in (2 and (3 make a claim about a property that does not depend on any otherproperty of language, i.e. they are not ‘conditional’ or—the preferred term—not‘implicational’.But there are also implicational universals, and it is these that have been most prominent in thelast few decades. They too, can be absolute or statistical. (4 gives examples of absoluteimplicational universals.(4a. If a language has a dominant VSO word order, it will have prepositions. (Greenberg1963: 78b. If a language has NP internal agreement, then the agreement features may include case,but not person. (Lehmann 1988: 57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about an implicational universal is that it does not only tell us about unitybut also about diversity. (4a, for instance, implies three subsets of possible languages:(5a. dominant VSO order and prepositionsb. no dominant VSO order and prepositionsc. no dominant VSO order and no prepositionsIn logical terms, this kind of universal is a material implication. There are three situations thatmake it true: antecedent true and consequent true; antecedent false and consequent true;antecedent false and consequent false. Hence postulating this kind of universal goes hand in handwith a classification of languages. An implicational universal does rule out one situation, ofcourse, viz. that of a true antecedent and a false consequent. Thus, (4a rules out the combinationin (5d.(5d. dominant VSO order and no prepositionsActually, typologists now believe that languages of type (5d do exist, after all (see Song 2001:46. This means that the universal in (4a is statistical only and, in fact, the more typical universalhas now become the statistical one (Dryer 1998. Of course, this observation in no waydiminishes the value of the universal. On the contrary, typologists must now explain both thevery strong tendency to rule out (5d, as well as the fact that some languages can neverthelesswithstand this tendency.This takes us to feature (c of the definition in (1, viz. explanation . Do typologists alsoattempt to explain the regularities they observe? They do, but in some corners of linguistics theirexplanations are taken to be of negligible or insufficient quality. The reason is that explanationrequires a theory, and not all theories are compatible. As stated before, most typologicaldescriptions aim to be relatively theory-neutral and to offer‘descriptive’ or ‘empirical’observations, of the kind in (2-(4. These generalizations can then serve as input for varioustheories. In a simple world, then, the typologists could be deliverers of data, and it is up totheoreticians to explain these. But in the actual world, 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not that simple. Inmodern typology, most typologists attempt to explain the data themselves, and this part of thework is not theory-neutral at all. In terms of the current sharp division in linguistics betweenformalist and functionalist paradigms, typologists tend to be functionalists.1 As a consequence,the non-typological theoretician of the functionalist brand will usually not only appreciate thedata from the typologist, but also his/her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But the formalist non-typological theoretician will usually at best be grateful for the data but feel free to neglect thetypologist’s theory.What can a ‘typological explanation’ be, then? Let us first discuss two features which itshould not have, at least not according to many typologists: it cannot rely on‘genetic inheri-tance’, and it cannot be ‘areal’. Both elements require some elaboration.First, saying that typological explanation cannot rely on ‘genetic inheritance’ means that asimilarity between languages cannot be accounted for by simply referring to thehypothesis thatthey inherited it from a common ancestor language. (Note that this only concerns geneticinheritance per se, and not genetic/diachronic explanation in general—see below. For example,part of the reason why both modern Danish and modern Dutch have two types of preterite—witha dental suffix or with a stem vowel change—is that the parent language had them too. Or, mostTibeto-Burman languages are verbfinal and postpositional, and they may have inherited this fromProto-Sino-Tibetan (DeLancey 1987: 806. But of course, these observations as such cannot bethe whole story, for languages do also easily discard part of their inheritance, viz. throughlanguage change. The essential question is: why do languages (ancestors and inheritors havesuch features, and why did they or did they not keep them in diachronic change?We are touching here upon the issue of the borderline between linguistic typology andhistorical linguistics. Languages obviously change in a relatively orderly fashion, and so one canstudy types of language change. Does this fall within the purview of typology, or should one keepthis as part of the subject-matter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Both views are represented in theliterature. The main spokesman for ‘diachronic typology’ is Croft (1990: 203-245, 2003: 212-279. Most typologists, however, do not use this terminology. Instead, they see typology asrelevant for historical linguistics, but prefer to talk in terms of an application of typology to theconcerns of the historical linguist (e.g. Comrie 1981: 194-218; Song 2001: 297-317. And theyalso accept the relevance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to the concerns of the typologist. In particular,they allow regularities of linguistic change as explanatory of synchronic universals. Heine (1997,for instance, in a typological study of the expression of possession, explains much of thesynchronic variation in his data diachronically: the attested expression types are stages ofuniversal grammaticalization chains.2 (See also Svorou 1994, this volume.Second, at least according to many typologists, typological explanation should not be ‘areal’.In an areal explanation, a similarity between languages is hypothesized to bedue to contactbetween them, often through bilingualism. In the Balkans, Romanian, Bulgarian, Macedonian,Albanian, and Greek either have no infinitives at all or do not make much use of them. Thisfeature is not due to inheritance, but probably results from contact convergence. There are severalother features of this kind that characterize the Balkan languages, e.g. the postposed definitearticle or the pronominal doubling of objects. One could say that these features define a ‘Balkanlanguage type’, and since Trubetzkoy (1930 the name for this kind of clustering is Sprachbund . Now, since a Sprachbund can be said to define a type of language, it is no surprise that one findsthe term ‘areal typology’ employed in this connection. But not everybody favors this term, thereason being that linguistic typology in general is definitionally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all thelanguages of the world. Nevertheless, the employment of the term ‘areal typology’is on theincrease, no doubt because typologist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contact as a source of explaining similarity (see Dryer 1989; Nichols 1992; witness also theresurrection of Whorf’s 1941 ‘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Haspelmath 2001.If genetic inheritance and contact interference may be excluded as typological explanations,what factors can be used then to explain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nd be consideredtypological? We can distinguish two typ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ones. An internal explanationaccounts for linguistic properties with reference to other linguistic properties. For instance, if alanguage has ‘object-verb’ (OV as its unmarked word order, one may want to explain this withthe following set of assumptions: (i many elements of grammar are either heads or dependents,(ii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a verb and its objects, the objects are dependents and the verb is thehead, and (iii in that language, heads generally or always follow dependents, i.e. it has adependent-head order.Any explanation may itself be in need of explanation, however, and that is where externalexplanation comes in, i.e. explanation in terms of non-linguistic factors. Forexample, assumingthat the above internal explanation is correct, one should ask why languages would preferdependent-head orders or, the opposite, head-dependent orders. Two types of answers have beenoffered in this connection. A first type refers to our genetic make-up—the approach defended bygenerative linguists. Thus, Kayne (1994 takes the VO order to be innate. This explanation isexternal since the genetic make-up of the human being is not itself a linguistic property. In thesecond type of answer, a preference for dependent-head or head-dependent ordering is related tolanguage processing: consistency in this ordering pattern may be argued to make the languageeasier to produce and to comprehend (e.g. Dryer 1992; Hawkins 1994. Again, one can push theexplanation further and ask why word order consistency should be easier from a processing pointof view. Ultimately, the reference must again be to genes, the ones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thehuman language processor, but these genes are typically not taken to be inherently linguistic.3Typology describes and explains unity and diversity of languages, but unity and diversity inwhat? Features (e and (f of our definition in (1 characterize two possible answers. Onepossibility is that the typologist only studies form—feature (e. The typologist can thus study thephonetic inventories of languages. The description and explanation of nasal vowels, for instance,may well go on in complete abstraction from issues of meaning or function. The other possibilityis that the typologist studies both form and meaning/function—feature (f. Quantitatively, thisorientation characterizes the bulk of modern typology. Relative clauses, tense-aspect-modalitymarking, comparatives, or number—to name just a few examples—are topics which haveengaged the typologists in both matters of meaning/function and of form (see e.g. Lehmann 1984;Dahl 1985; Corbett 2001. In this kind of study, it is typically the (grammatical meaning orfunction which defines the topic of investigation. For example, one first describes the role ofrelative clauses, and one then tries to find out what the strategies are which languages employto realize this meaning/function in their grammar. But to some extent the alternative perspectiveis possible, too. One can, for instance, define the verb-initial sentence format and then go on tostudy itssemantic/functional potential across languages.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formal definitionof the verb-initial sentence presupposes that one knows what a verb is, and this problem mustultimately bring in semantic/functional considerations again (cf. Croft 2003: 17-18 on thedistinction between what he calls ‘external’ and ‘derived structural’ definitions.At this point it is useful to come full circle and return to the notion of ‘type’, which we startedout with. Many people will associate linguistic typology with an attempt to classify languages.In fact, historically, linguistic typology started as a discipline about‘language types’—morespecifically morphological types, aiming to classify languages as fusional, agglutinative orisolating. Yet, the foregoing exposition has been, and current linguistic typology generally is,about ‘types’ of strategies or ex pressive devices which languages use to realize certaingrammatical functions: types of relativization strategies, types of tense-aspect-modality systems,types of expressions of comparison, and so on. Did typology change its agenda? Not really. Forany one grammatical function, languages may use more than one ‘type’ of strategy. Thus alanguage may have both prenominal and postnominal relative clauses, for instance. Or, in termsof basic word orders, a language may exhibit both an SVO and an SOV pattern. But it is ofcourse also possible that a language only allows one type of strategy, or that there is a reason forconsidering one type as the unmarked one. To that extent, the language as such can be said to beof a certain type, say the prenominal relative type or the SVO type. This demonstrates how easyit is to go from statements about strategies or expression types to statements about language types(see also Whaley 1997: 8.2. Linguistic typology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As explicated in full length elsewhere in this volume,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 the narrow sense,as a specific part of the wider field of cognitively oriented linguistics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a(conglomerate of more or less closely associated theoretical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whichassume(s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on language, and which aim(s to discover the cognitiveprinciples and systems behind language use, both regarding language structure and regardingsemantic/conceptual structure (with a focus on the latter. If one compares this characterizationwit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field of linguistic typology in section 1 above, it is clear that these twobranches of linguistics are, in principle, highly compatible. Still,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the two‘live their own life’, at least in part due to practical circumstances and/or differences in theirresearch interests. Relations and divergences between them can be considered at two levels: themethodological level and the theoretical level.2.1. The methodological level: The use of typological dataAs appears from section 1, linguistic typology involves a method of sample-based data collection.Nothing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bars the use of such data. On the contrary, since a considerableportion of what cognitive linguists are investigating concerns notions and principles which areassumed or hypothesized to be essential parts of our conceptualand/or linguistic apparatus(metaphor, mental spaces, frames and constructions, etc., it is crucial to test their universalityand variability against the facts of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or rather,the linguistic behavior of users of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languag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In practice, however, the use of truly typological data by cognitive linguists is rare (exceptionsaside, see below. Surely, some of the notions figuring centrall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havebeen applied to individual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including typologically unrelatedones—cf., e.g., Alverson (1994, Emanatian (1995, Goddard (1996, or Yu (1998 on (aspectsof metaphor theory, or Casad and Langacker (1985, Poteet (1987, Tuggy (1988, Langacker(1998, on aspects of Langacker’s (1987, 1991 Cognitive Grammar; and see also somecontributions in Hiraga et al. (1999 and in Casad and Palmer (2003. But, according to the normsof currenttypological linguistics, to the extent that this research compares languages, it typicallycounts as cross-linguistic rather than as typological.But some work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does count as typology. The best illustration isTalmy’s (2000.4 Throughout his work, Talmy makes frequent reference to different languages.(His PhD-thesis—Talmy 1972—already involved a detailed comparison of semantic notions inEnglish and Atsugewi, an Indian language of Northern California. Correspondingly, his work hasbeen taken very seriously by typologists, witness among others his 1978a, b contributions to theseminal series Universals of human language edited by Greenberg. For typologists the best-known part of it concerns his distinction between two ‘types’ of languages in terms of how theyexpress event structure, viz. ‘verb-framed’ vs.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s (Talmy 1985, 1991.This distinction, originally developed in order to account for differences in the expression ofmotion events, has been extended later to cover other types of events as well. But let us—for thesake of simplicity—confine the presentation to motion events here. In strongly simplified terms,5if (a path of motion is expressed jointly with a further specification of its circumstances orproperties, such as its cause or manner, then languages can do two things. Verb-framed languagesexpress the motion itself in the main verb, and express the additional property in a satellite (orwhat others would call an adverbial constituent attached to the clause;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s, on the other hand, will express the motion itself in a satellite (often with the help ofan adposition expressing motion, and will express the additional property in the main verb.Consider Talmy’s (2000, vol. 2: 223-224 original example in (6, comparing English as amoderate example of a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 and Spanish as a good example of a verb-framed language.(6a. English:The bottle floated out.b. Spanish:La botella salió flotando.In the English example, the satellite out expresses the motion (the path, and the main verbexpresses the manner of the motion. In Spanish, on the other hand, the main verb expresses themotion (again the path, and the manner is expressed in a satellite (here a gerund. Talmy himselfillustrated this difference by means of several languages, and its typological relevance has beenworked out further by other researchers, esp. by Slobin (1996a, b, 2003 (and see Pederson thisvolume on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linguistic relativity hypothesis.6One of the reasons why typological research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is rare, however, is nodoubt the fact that existing grammars and grammatical descriptions of languages—whichconstitut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current typological research—do not offerinformation on many of the conceptual semantic notions central to cognitive linguistic theorizing.Consequently, a typ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se notions has to start with the bare essentials ofcollecting first-h and information on the languages in one’s sample, and even if this concernedonly a dozen of them, this would be an enormous undertaking, let alone if one wanted to workaccording to the tendency in current typological linguistics to aim for samples of several hundredlanguages. So it appears unavoidable to first have an intensive phase of systematic comparativeor cross-linguistic research, in which the primary data for different singular languages arecollected, before a truly typ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notions at stake will be feasible.72.2.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e presence of explicit cognitive concernsSince both cognitive linguists and (most typologists take a functionalist perspective on theirsubject matter, there is no principled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m at this level either. There isa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however, in terms of their ‘cognitive concerns’. Few typologists willdeny that the notions they use in their accounts of the typologicaldata—especially the semanticor functional ones—are relevant for cognitive theorizing, and at least have the potential to becognitively plausible. They would furthermore accept that an external explanation referring tolanguage processing or language acquisition can be called ‘cognitive’ as well. The point is,though, that most typologists are interested only in the linguistic aspects of their findings, anddo not wish or dare to make explicit claims about or arguments for how they ought to beincorporated in a cognitive theory, nor try to relate them to non-linguistic dimensions of humancognition.This ‘cognitive modesty’ of most typologists no doubt has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they havetheir roots in ‘traditional’ functionalist theories of grammar—e.g. in various streams of thefunctionalist ‘underground’ in the North American linguistics of the mid to late 20th Century,or in traditional schools in European functionalism—which (at least originally had no cognitiveambitions. Surely, some cognitive linguistic notions—and the corresponding cognitive linguisticway of thinking about the phenomena involved—have made their entrance in the theoreticalconsiderations of certain typologists, but on the whole, typologists do not often draw on cognitivelinguistic theories. And this, in turn, is no doubt related to the ‘topical orientation’ of currenttypological research. As indicated in section 1, current typology is predominantly concerned withdescribing and explaining structural (grammatical phenomena in languages, such as word order,relativization strategies, or morphosyntactic or morphological phenomena such as tense-aspect-modality marking, and these are issues which are much more central to traditional functionalisttheories than to (most theories of the cognitive linguistic brand. Or at least, such phenomenahave received much more attention in the former than in the latter: in principle, of course, themore grammar oriented branche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such as Langacker’s CognitiveGrammar, or (the cognitively oriented versions of Construction Grammar—offer a frameworkin which all these phenomena can be described and explained as well. Maybe, the latter aresimply too ‘young’ to have been able tosubstantially influence linguistic typology yet—and thismay obviously change in the future. In fact, in the recent literature there are already signs ofdevelopments in that direction, among others in the work of Heine, and even more so in the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of Croft’s (2001 (and see also Helmbrecht 1997.Thus, Heine has adopted the cognitive linguistic notion of ‘event schemas’ and has developedit into an influential ‘explanatory tool’ for typological analysis. Perhaps the best illustration ishis work on possession (Heine 1997. One cross-linguistically frequent strategy to express that‘X possesses Y’ is to say that ‘Y is at X’s place’, or to use a construction that historically derivesfrom the latter. Russian is a case in point.(7U menjaat me kniga. book‘I have a book.’‘Y is at X’s place’ is the “event schema”. For Heine (1997: 225 event schemas “are part of theuniv ersal inventory of cognitive options to humans”. As such they assume a wider relevance thanjust a linguistic one: “they appear to be but one manifestation of a more general cognitivemechanism that is recruited for understanding and transmitting experience”(Heine 1997: 222.One of the notions central to Croft’s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is that of the ‘semanticmap’. The idea comes from typology, but as the title of the introduction to this volume suggests,it appeals to cognitivists other than Croft as well.A brief discussion of this notion will allow usto clarif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 innocuous and an outspoken cognitive perspective ontypology.Semantic maps have become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ol for representing essentialtypological facts, viz. cross-linguistic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The essential idea underlying thesemantic map model is that linguistic elements are similar becaus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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