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水意象创作原型论

楚辞水意象创作原型论[摘要] 楚辞作者屡取客观物象以表主观情志，进而创作出丰富多彩、寓意深刻的水意象，无疑具有丰富而深远的原型意义。

追溯楚辞水意象的创作原型，地域民俗的熏陶、放逐心理的感召，分别可视为诗人创作水意象的客观背景与主观动因，灵魂家园的建构则可视为楚辞水意象创作的遥远背景。

[关键词] 楚辞；水意象；原型楚辞堪称先秦文学的典范之作，作者已初具一定的山水审美意识，进而创作出异彩纷呈、指涉颇丰的水意象，正如黄凤显《屈辞体研究》所言，“屈辞所用之‘水’的意象尤多”[1]，对水意象内涵的丰富与定型具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回溯楚辞文本涉水意象，无疑具有某种递相沿袭性，历经时代积淀而非楚辞独创，如《老子》言“上善若水”，《太一生水》言“大（太）一生水”，《诗经》言“扬之水，不流束薪”，“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可知水中承载着人类共有的情感悲欢与思想理念，“在文化中成为富有意味的原型”[2]，可当之无愧地视为一个纵贯古今而反复呈现的原型意象。

追溯楚辞水意象的创作原型，具体而言，地域民俗的熏陶、放逐心理的感召，分别可视为诗人创作水意象的客观背景与内在动因，灵魂家园的建构则可视为楚辞水意象创作的遥远背景。

一、地域民俗的熏陶法国批评家丹纳《艺术哲学》有云：“要了解作品，这里比别的场合更需要研究制造作品的民族，启发作品的风俗习惯，产生作品的环境。

”[3]本节论述的地域民俗，包括地理环境与民俗文化这两个相对独立而又不可分割的部分。

正所谓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人，地域民俗往往关涉着社会经济以及人类生活，自然亦影响着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与审美倾向，故楚辞水意象的生成离不开地域民俗的熏陶。

（一）地理环境从地理环境来看，南楚荆蛮之地土壤肥沃、水势浩荡，“南极潇湘，北带汉沔，仰眺衡岳、九嶷、荆、岘、大别之峻，俯窥湘、沅、资、澧、洞庭、彭蠡之浸”[4]，此种地理环境无疑推动了历史上“鄂君启节”的产生，并为楚民族的发展提供了现实背景与物质土壤。

《礼记·王制》指出：“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

”与之相应的，不同性格的人必因不同地理环境之孕育，如水量颇丰的楚国对楚民族性格的影响，《管子·水地》有云：“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

”再有《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

”基于以上认识，姜亮夫指出：“大抵沿江汉之民，习于水，故轻缥。

”[5]可见，南楚独特的地理环境往往可以催生奋发果敢的楚人，故楚人的念祖之情与爱国之心比其他民族来得更为强烈。

当然，不同的地理环境往往也可以促成不同审美倾向的文学创作，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作如是比较：“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地，多尚虚无。

”[6]因此，与北方出现崇真尚实的《诗经》不同，南方则出现崇尚虚无与想象的楚辞，其中所涉之水不可不谓丰富多彩、风貌各异。

（二）民俗文化诚如姜亮夫所云：“无楚故习之美，不可能有屈、宋之文。

”[7]屈、宋之文的产生，往往离不开楚国独特民俗文化的影响。

《汉书·郊祀志下》记载：“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

”可知楚国素有崇水尚虚、信巫重祀的民俗文化传统。

屈原自小在这样的环境与背景下成长，加之放逐离居期间终日徘徊于水滨泽畔，自然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楚地川泽以及民俗文化的现实感召与情感触发，终在放逐离居而无路可走之际选择慷慨奔赴汨罗，永恒回归于流水这一庇佑身心的灵魂家园。

回溯诗人身心双重复归于水中的悲壮行为，可谓对楚民族地域民俗的认同与皈依，具有一定的文化渊源而被印刻在人类的深层记忆之中。

用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理论而言，屈原的自杀可称得上是一种递相沿袭的“仿效性自杀”，这种类型的自杀者往往“从某一位先人那里接受了自杀的倾向”[8]。

反观屈原内心深处极力推崇的彭咸、申徒等先人，在人生郁郁不得志时无不选择水死以明志。

得之于这种地域民俗的感召，作为“帝高阳之苗裔”的诗人屡次提及与水相关而富含死亡寓意的意象，如“远游”、“溘死”、“流亡”等，并以“自沉”为主题而作绝命诗作《怀沙》，终在进退维谷之际“浮江淮而入海”，如约践履“托彭咸之所居”、“从子胥而自适”（《九章·悲回风》）的人生诺言。

由此可见，楚国的地域民俗无疑成就了崇水尚虚的屈原，更是成就了他那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的骚体诗作，因而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言“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南楚泽国地域民俗的熏陶无疑可视为诗人创作水意象的客观背景。

二、放逐心理的感召回溯楚辞之作的具体创作缘由，前贤往往将作者屈原与其他失意文人并提，尽管他们的思想个性与所处时代不尽相同，然而怀才不遇的命运在心理方面往往趋于一致，所以能够跨越时空的界限而如司马迁所言，“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据此可言，政治失意于个人命运而言虽为打击，但无疑为创作主体提供了独特的生命体验，进而推动了他那暗含身世之悲的优秀之作，因而失意文人的创作往往离不开自身“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汉书》）的不幸遭遇。

又，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言“不有屈原，岂见《离骚》”，足见创作主体的独特性以及主观能动性。

我们知道，自古形成安土重迁、安居乐业的文化传统，然而爱国眷故、忠君恋阙的屈原，其一生可谓坎坷伶仃、屡遭挫折、有家难归，充斥着哀怨感伤与孤独怅惘的悲情色彩。

他秉承内修外美、两美契合的思想理念，人格上慕清自守而坚持好修美质，政治上存君兴国而坚守美政理想，孰料生逢国衰、黄钟喑哑、世俗溷浊，终不幸遭谗见疏而放逐离居在外，如“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九章·哀郢》），辗转流放至荒僻蛮瘴、猿猴啼鸣之地，如“牉独处此异域”（《九章·抽思》）、“独鄣壅而蔽隐兮”（《九章·惜往日》）、“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九章·悲回风》）等。

这种怀才不遇、屡遭流放的现实遭际，无疑使诗人形容枯槁、颜色憔悴，因而诗人内心激愤不平、忧愁忧思，即“心郁结而纡轸”（《九章·惜诵》）、“出国门而轸怀”（《九章·哀郢》），产生一种强烈的“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陶渊明《归田园居》）的返归之感，这便奠定了他那苍凉孤寂、哀愁幽怨、迷惘流离的情感基调。

据此可言，诗人不仅遭遇了外在肉体的有形放逐，还遭遇了更为严重的内在精神的无形放逐。

这种身心的双重放逐，流贯于诗人的最后生涯，可谓旷日持久、摇人心旌、令人叹惋。

在诗人放逐离居、漂泊在外之际，自然山川无不关涉着他的流放行程以及复杂的心路历程，同时为他那百世无匹、惊采绝艳的诗歌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与契机，因而自然山川毋庸置疑地成为诗人身心的重要投射对象，对诗人的文学创作具有不可忽视的激发与推动作用。

这些投射对象可谓创作主体的本质，往往离不开诗人独特人生体验的指涉以及主观情志的观照。

当然，正是得之于诗人放逐离居的身心遭遇，以及由此遭遇产生的悲怆痛恻情愫，原是无情无感的水得以人格化与情感化，浸透着诗人愁思沸郁、悲切愤懑、怅惘无奈的思想情愫，并铭刻着诗人那放逐离居、痛苦挣扎的生命印迹。

基此，日本学者小尾郊一认为“感伤地眺望自然，以《楚辞》为始”[9]，水不可避免地被诗人寄寓自己放逐离居的身世遭遇，诗人“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文选》），多次提及“泪”、“涕”、“泣”等情感之水，郁愤迸发、长歌当哭以控诉黑暗社会，进而宣泄自己浓郁难解的悒悒愁思与苦闷情怀。

由此可见，长期放逐离居、流离失所的身心遭遇，无疑可视为诗人创作骚体诗的内在动因，为此诗人“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悲愤决绝地创作出一系列漂泊流离之作，集中体现于带有自传性质的《九章》中，传达出幽怨感伤的放逐悲情以及浓郁的悲剧色彩。

三、灵魂家园的建构诗人在遭遇身心双重放逐离居之际，内心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强烈的返本归根冲动。

如果说客观实存的郢都可视为诗人供以蔽身的物质家园的话，创作主体内心营构的昆仑则可视为诗人供以蔽心的精神家园，然而这两个家园双双对诗人关上了回归报国之门，唯有流自故都的自然之水以及源自昆仑之墟的神话之水相伴左右，自始至终都在观照并慰藉着诗人那放逐离居的身心状态。

[10]当然，这些灵性之水在抚人肉体、慰人心灵的同时，往往还与人类普遍携有的家国之思绾结。

基此，人类往往缘水而居、临水思归，如“毖彼泉水，亦流于淇。

有怀于卫，靡日不思”（《诗经·邶风·泉水》），屈原更是“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九歌·湘夫人》）。

毫无疑问，这一居所可视为屈原外在形体的依托以及内在心灵的归宿，体现出屈原在陷入身心双重放逐之际对个体存在以及人生归宿的终极追问。

至于诗人为何将水视为灵魂家园，正所谓“一切事物均由水发生而又复归于水”（泰利士语），水往往被人类寄寓“繁殖——死亡——复活——永生”的理念。

具体而言，一方面，水堪称世间万物的始基，最能体现自然的本真本性，具有孕育与繁殖生命之能，可如玄牝一样被视为世间万物之母。

回溯我国上古时期的创世神话，多与作为万物本原的水绾结，如上古女子浴水受孕得子神话，此类神话的产生无疑离不开原始时期的性放荡传统，而这种传统的产生往往又离不开水的干涉与作用，因而生命的产生自然离不开水的滋润与孕育。

另一方面，水具有死而复生、循环不息的引申意义，在给人死亡威胁的同时具备复生之能。

回溯这一极具思辨性的循环生命观，可谓一直潜藏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

举例而言，上古时期太阳沐浴以及鲧复生为禹的神话，《左传·昭公七年》记载：“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

”这里的“羽渊”，即“黄泉的通道、死亡之域”[11]，可知鲧正是经由羽渊之水的孕育才复生为禹。

由此可见，水这种死亡之域往往又可谓生命再生之所，这种死而复生的生命观无疑消释了人类时不我与的恐惧之感，体现出人类普遍具有的恶死乐生与生命不息的美好期望，并“昭示出人类文明的灵魂不死和灵魂转世的神话母题”[12]。

基于以上认识，水作为世间万物的终极复归之处，无疑具有激发与诱惑人类普遍携有的返本归根意识之能。

因此，“人穷则反本”（司马迁语），当遭遇肉体与精神双重放逐，物质家园与精神家园双重幻灭之际，持有强烈怀旧眷故情绪的诗人视死如归，在思念楚国郢都而不得返归报国之际，毅然重返于水这一庇佑身心的灵魂家园，以刚烈决绝之举探索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

据此可言，水这一生命起源与终极复归之处，在思君恋阙的屈原心中无疑可视为庇佑身心的灵魂家园，这种灵魂家园的深层建构不可不谓楚辞水意象创作的遥远背景。

综上所述，水意象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自古便被印刻在每个人的生命模式里，楚辞可谓极好地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原型主题。

细究楚辞水意象的创作原型，与地域民俗的熏陶、放逐心理的感召、灵魂家园的建构不无关联，这三者之间可谓层层递进、相互关联、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