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中的假设_臆想与编造_兼论端正学风问题_曹大为

"曹大为《中华读书报》最近选刊了著名历史学家龚书铎教授《求是室漫笔》中的一篇文章《“假设”的历史》。

该文列举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诸如“中国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鸦片战争提早三百年，中国就会进步更快，早就实现现代化了”“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传统文化就不会中断了”之类的假设加以批判，认为“这是已经发生了的历史事实，现在给它来个‘假设’，说照改良主义的路走中国就会好得多，子虚乌有的事，谁又能说清楚是好得多还是坏得多，那只有算命先生算命了”，由此批评道：“史学工作者的任务是认识、解释历史，而不能编造、臆想历史”，“历史没有也不可能按照后人为它设计的道路回过去再另走一遍”!。

以龚教授在学术界的地位与影响，出面批评他称之为“热衷于臆想、假设，似乎是一种时髦”的风气，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引人关注的热点；何况龚文涉及到研究历史的理论、观念、方法论以及学术批评的规范等问题，正是关系到端正学术风气的重大问题，很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需要说明的是，首先应肯定，龚教授关于“历史是昨天的现实，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看，它都是一个无法更改和逆转的客观存在。

历史学正是以这一客观存在为研究对象”的看法大体上是正确的。

其次，龚文所举数例“假设”是否得体，因与本文主旨无关，姑置不论。

我们关注的是龚文实施批判的立足点、逻辑及其引申的结论和从中体现的方法论造成了诸多混乱，这是本文所要着力辨明澄清的。

一、关于假设《“假设”的历史》一文脱胎自另一篇学术论文《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主观臆想不能代替历史客观实际”一节，在那篇论文中龚教授明确提出“研究历史就必须从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出发，对客观历史予以能动的反映。

即在搜集、整理、研究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探寻社会的发展规历史研究中的假设、臆想与编造———兼论端正学风问题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不能与此相反，脱离历史的客观实际去随意地作主观的臆想和假设”!。

在这里，假设和臆想一并被排除在历史研究范围之外，这就牵扯到史学研究是否应该拒绝假设这样一个理论问题。

历史当然不是假设，而确实是“昨天的现实”，是“无法更改和逆转的客观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客观存在过的事实。

人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不能假设。

但这并不意味在历史研究中就不能假设，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在科学研究中提出假设，是对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假定的说明。

人们认识事物及其发展规律，总要经历一个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由浅入深、由片断零碎到整体全面的过程，只有不断提出假设进行探索才能深化认识、掌握规律。

没有假设便不可能有科研，假设本身就是科学发展的形式与途径，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就历史研究领域而言，不外龚教授所说“搜集、整理、研究大量史料”的实证研究与“探寻社会的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理论诠释两大方面。

鉴于历史无法再现的不可重复性特点，使人们认识到的历史和客观存在过的历史之间存在很大距离。

历史的记述者和研究者均不可能摆脱时代与阶级的影响，不能不受理论素养、史学观念、科技手段、认识能力乃至阶级立场和特定利益驱动等因素的制约，而导致刻意的捏造虚构和无意的偏失误漏。

只有不断提出假设并继之以证实或证伪，方能相对接近于历史真实。

在实证层面排除假设，就等于取消历史研究。

而在理论诠释层面，“假设”同样是开展研究不可或缺的前提。

人们用以解释历史的理论框架的确立，都必然经历过假设的阶段，包括作为科学的历史观的唯物主义思想。

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在!"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花了不下#$年的工夫加以研究，直至“《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

此外还有一种假设，是对“已然在中国发生了的”历史做出不同路径的假定，属于一种无法验证的假设。

确有其特殊的一面。

但因其旨趣在于通过用假设的可能性与实际的历程比较，研判利弊、总结规律，仍不失为理论诠释范畴中用以深化对历史规律认识、更好总结经验教训的一种方法。

历史的发展固然有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可循，但这通常体现在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中，而在许多具体发展进程中则充满了无数偶然性因素。

体现人们主体意志的“文化”选择，同样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前提。

如果把充满灵气的创造历史的主体，仅只看成是体现、演示某种抽象规律、公式的毫无生命的躯壳和工具，就很难和庸俗机械唯物论划清界线。

如果一切逝去的往事俱为命定，那还有什么经验教训好总结呢!“历史是昨天的现实”，将来的现实也必将成为历史，这将来的现实是否也和昨天的现实同样是命定的呢!人们对现实活动中面临的多种方案的比较选择岂不也成为毫无意义的多余之举"因此倘若不以宿命论的眼光看待历史，就不应笼统以“后人不能也不可能给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事下命令：应该这样走，不应该那样走；这件事应该发生，那件事不应该发生”为借口，拒绝对历史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不同可能性进行假设与比较。

在现代西方史学研究中颇有影响的美国新经济史学派，就尤其重视对历史上不同路径假设的研究，他们建构的反事实模式或称假设#演绎模式成为该学派研究的重要特征。

其中福格尔《铁道与美国经济的增长》一书，在假设$%&’年美国没有铁路的情况下，对国民收入水平进行了复杂的统计推理，得出铁路在美国经济增长中并未起到决定作用的结论。

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合著的《苦难的时代———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学》，则假设如果未曾爆发南北战争，奴隶制种植园延续到$%&’年，情况会是怎样。

作者通过对$%(’)$%&’年间棉花价格和产量增长率、奴隶生活费变动率以及奴隶价格增长率等有关资料长达数千小时的计算机计算，认为当时的奴隶制危机不是经济和社会危机，而是社会平等、道德问题!。

该书在史学界引起极大震动，获美国历史研究最高荣誉———班克洛夫特奖。

福格尔本人也因对经济史研究的贡献而获$&&*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们并不一定都接受新经济史学派的一些具体结论，但却不能无视他们运用假设—演绎模式研究提出的挑战。

这种反事实模式研究毕竟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拓宽了研究内容，丰富了研究方法，使人们获取许多新鲜知识，得到有益的启发。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

”"这一原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

将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可能性与“既有的事实”比较，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既有的事实”，而并未否定或窜改“既有的事实”这一前提。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并不排除对以往的历史做出不同的假设。

恩格斯本人就曾针对$&世纪美国工人运动提出与实际历程不同的假设#；毛泽东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假设更为人所熟知$。

我们之所以不赞成龚教授以一些假设是“子虚乌有的事，谁又能说清楚是好得多还是坏得多”为由在历史研究中排斥假设，就在于我们认为只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作指导，尽可能详尽地掌握相关史实，就完全有可能对比讲清假设与实际路径的利弊得失。

鉴往知来是史学研究所应发挥的重要功能。

在浩繁博大的历史中蕴含着的种种经验与教训，许多情况下都是相对历史发展中存在的不同可能而言，以历史事实与其他可能性相比较而得出。

这是因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大量存在着的不确定系统、随机性系统面前，可供选择的道路、方式是多样的；而经历了无数历史关头的无数次选择之后，尽管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确实导致不同国家、地区和不同民族之间在具体发展道路和社会发达程度上表现出很大差异。

假设与比较是为了反思，在反思中发现规律、发展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把握现实，展望未来。

反之，如果把无数历史关头存在过的多种发展可能性，一概视为“谁又能说清楚”，拒绝比较，那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既往“选择”进行价值判断和对历史规律的探寻，从而大大削弱历史研究所应发挥的积极功能与效应。

二、关于臆想与编造谁都知道，科学研究中的“假设”通常指有一定根据的设想；“臆想”则为并无依据的主观猜测，两者之间有本质区别。

龚文以“随意假设”与“臆想”混同，一并加以否定，从而在概念上造成了混乱。

既然历史研究是“对客观历史予以能动的反应”，它就必然带有一定主观性；作为假设，更不免有“脱离客观实际”“随意”的一面。

只是这种“脱离”系因逝去的“客观实际”尚不为人所知；或系在理论诠释层面用当时存在的另外一种可能的选择与已经发生了的“客观实际”作比较，这两种情况均不能简单视为不从“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出发。

也就是说，“假设”既有主观、随意的一面，也有以客观存在为参照以一定理论框架为指导的有根据的一面，这正是假设与毫无根据的臆想之区别所在。

例如前文所举恩格斯、毛泽东提出的假设，都是对已然发生了的事实做出不同的假定，均无从验证，但却不能视为“算命先生算命”“等于白说”。

原因就在于这些假设的提出并非凭空臆测，其间体现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及对革命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总结。

这和龚文类推的“人们也可以随意假设：如果宋朝是个强盛的王朝，能打败辽、西夏、金诸分据政权，一统天下，中国可能要比欧洲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今天将是另一个样子”云云有本质的区别。

龚文类推的“假设”，所依据的只要强盛、一统天下，便可能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逻辑本身便不能成立，前提有误，自然属于“不啻是在说梦话”。

事情总不能简单到因为龚教授凭想像类推的“假设”荒谬，便株连其余，否定一切假设。

即以毛泽东提出的假设而言，其前提是建立在“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的事实，以及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把握之上。

尽管学术界对此存有争议，但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深化了对传统社会的社会形态演变、社会发展道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与个性等问题的认识，有利于史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还应指出的是，我们对待一些学术上的“臆想”似应格外审慎。

明人万虎的大名已被镌刻在美国阿波罗号登月火箭上，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也以之命名。

这是因为数百年前万虎手持两只大风筝令人把自己捆绑在椅子上，椅背绑有!"支火箭，企图同时点燃一轰冲天，结果自己的“臆想”连同生命在一声“巨响中顷刻灰飞烟灭”。

对于万虎这一异想天开之举，时人有几个不认为是痴人“演”梦的#社会科学领域也不乏这类例子。

“文革”中通过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决议时，惟有一名女共产党员没有举手，当时有谁想到会有今天的结局!我们并不打算在理论上向“臆想”退让，只是主张在甄别何为“臆想”时，不妨采取较为宽容一些的态度。

龚文中与假设、臆想混淆的另一概念是编造。

“编造”一词分别含有把资料组织排列起来、凭想像创造和捏造三种涵义。

严格地说，一切历史著述都是撰述者编造的结果，即按照著述者采用的理论框架并依据其考证认定的史实加以编排表述的产物，其中必然带有著述者主体理解、认识乃至想像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