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诗中野天鹅

叶芝诗中的野天鹅

摘要：爱尔兰著名诗人叶芝作为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以其具有神秘色彩的象征体系著称于世。随着时事的变迁，其诗中凸现主题意义的象征也随之变更，其象征主义的发展体现了诗歌风格的发展变化，也反映了诗人思想和人生观的变化。本文以叶芝诗歌中期的主要象征——天鹅为例，通过探讨天鹅象征的出现、退去及其象征意义，展示了叶芝的象征主义手法。

关键词：叶芝；象征主义；天鹅；贵族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威廉·勃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20世纪初爱尔兰最伟大的抒情诗人、象征主义大师、剧作家。其一生创作宏富，以不同的体裁写了许多出色的作品，但最突出的文学成就仍在于诗歌。叶芝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仅从象征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而且因其象征体系超越了现代主义。他的诗歌内容丰富，富于象征和神话的隐喻以及对哲理的探索。他的诗歌所以能深深地打动读者，主要是他使用的象征。这对他的艺术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是艺术想象的源泉，也是他诗歌吸引人的地方。其诗歌吸收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神秘主义、象征主义以及玄学诗的精髓，几度变革，最终熔炼出独特的风格。他的诗歌创作的道路就是西方诗歌创作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缩影。

象征主义其意义为“用一种形式作为一种概念的习馈代表”，即引申为任何观念或事物的代表，凡能表达某种观念及事物的符号或

物品就叫做“象征”。它与通常人们用的比喻不同，它涉及事物的实质，含义远较比喻深广。象征主义不满足于描绘事物的明确的线条和固定的轮廓，它所追求的艺术效果，并不是要使读者理解诗人究竟要说什么，而是要使读者似懂非懂，恍惚若有所悟；使读者体会到此中有深意。象征主义不追求单纯的明朗，也不故意追求晦涩；它所追求的是半明半暗，明暗配合，扑朔迷离。后象征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创造病态的“美”，表现内心的“最高真实”，运用象征暗示，在幻觉中构筑意象，用音乐性增加冥想效应。

庞德（ezra pound）曾说过，叶芝是个象征主义者。叶芝是象征主义诗人中第一个建立了自己复杂的象征体系的诗人。其理论著作《灵视》（1937）大量涉及诗人自己的历史观、宇宙观，并包含了广泛的意象。作为一个诗人叶芝的伟大在于他能够通过组织他的象征传递给读者这些象征所具有的力量和重要性，即使读者并不了解他的象征体系。

叶芝主要是个自传型诗人。他的作品基本上就是其思想、感情和经验的实录。随着1903年所爱的人嫁为人妇，经历了爱情的幻灭，加之爱尔兰解放运动也正处于低潮，诗人早期的理想幻灭了。象征神秘、和平、永恒、完美和诗人的爱情的玫瑰，作为诗人早期诗歌中的主要意象渐渐从其诗歌中消失，代之以寄托其心志与情感的新的意象——天鹅。天鹅作为诗人中期诗歌的主要意象，象征了一种永恒，一种诗人所追求的理想的精神和生活方式。

象征的意义部分来自于传统，部分来自于诗歌中积累起来的人们

对其的认识。一直以来天鹅是一种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的鸟，修长的劲和白色的羽毛使它成为高贵、纯洁的象征。它们是一种高贵的水鸟，它们象征着洁白的和平。天鹅这一具有传统意义的象征一直以其优美娴雅的姿态、安详凝重的举止和甜美悦耳的歌声受到诗人们的青睐。神话中的阿波罗（apollo）出世时，天鹅就在旁边，它背着他在天空中飞翔，而且还从他身上获得了预言的能力。“天鹅之歌”（伟人的最后的话语或行为）一说来源于天鹅的预言能力。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就提到这一点：也许天鹅能预见自己将不久于世，因而为自己即将逝去而发出哀悼之声。在基督教中，会唱歌的天鹅象征在十字架上处于绝境而呼喊不已的救世主。天鹅常常象征女性的优雅，阿芙洛狄特和阿耳忒弥斯（即拉丁语中的俄狄安娜）常常由天鹅陪伴。在诗歌中，天鹅象征坚强、纯洁、永恒。因其孤单和神秘，又象征人类孤独的灵魂。它是浪漫主义最后的歌，“当那天鹅必须把目光凝聚/在一道正在消逝的闪光上”（傅浩474），它象征正在逝去的文明。

叶芝非常钟爱天鹅意象。在早期的抒情诗歌中就已出现过天鹅这一传统象征。“树枝的枯萎”（the withering of the boughs）中被金色链条拴在一起且飞且歌的天鹅。1919年叶芝发表诗集《库勒的野天鹅》，标志其中期象征的开始。叶芝开始从日常生活主题转向哲理冥想。从“库勒的野天鹅”（the wild swans at coole）中，在静寂的水上浮游的双双对对的野天鹅到“1919”（nineteen hundred and nineteen）带来一阵狂暴的天鹅；从“丽达与天鹅”

（leda and the swan）、“在学童中间”（among school children）到“库勒和巴利里，1931”（coole and ballylee,1931）中骤然起飞的天鹅。天鹅这一意象反复出现，成为其诗歌创作中期的主要象征。早期的那种浪漫、柔美、沉思以及柏拉图式的爱恋逐渐褪去，此时的叶芝已不是那个充满幻想的青年。叶芝诗歌的风格也逐渐转变。他对以前诗歌中那种“非人化的美”感到不满意。叶芝说他早期的诗歌“有一种夸大了的伤感，一种多愁善感的美，现在我认为这是懦弱”。（王佐良、周珏良：123）叶芝意识到早期诗歌中苍白无力的沉溺于自我怜悯的‘个人化’的诗已经无法诠释生活在世纪之交的全部的生活体验和内心感受。他希望他的诗歌能体现人类的个性和道德理想。此时，叶芝更关注精神的意象和细节，所表现的情感也更为明确。叶芝曾得意地告诉格雷戈里夫人（lady gregory）；“我的作品已经有了男子气概，有了更多的现实态度。”（王佐良、周珏良：123）

这一切的变化都是随着诗人在生活与政治理想上的转变而来的。1896年叶芝结识了格雷戈里夫人，这可以说是他生活的转折点。贵族出身的格雷戈里夫人出于封建的责任意识，正要寻求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由她自己来充当艺术的保护人。1897年叶芝应邀到库勒庄园避暑。库勒庄园幽静的环境和浓厚的贵族气息深深地吸引着叶芝。在那里，诗人恢复了心境的宁静，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求的秩序和贵族气息。贵族阶级重视传统和礼仪，感情丰富而自制，风度优雅娴静的种种美德令叶芝推崇备至。库勒庄园那充满贵族气息的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