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主义行政学

作为行政科学的公共行政学行为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说行为主义政治科学全盘接受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教条，但后者深刻地影响着前者的思维模式。

1930 年代中期，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研究状况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研究质量有问题，因为它受到了被他们认为是伪科学方法的泰勒主义、人际关系运动和“行政原则”的束缚。

当时的芝加哥大学开始有学者转而求助于逻辑实证主义，以期将政治学和行政学解救出来，这样就兴起了行为主义政治科学。

虽然行为主义政治科学后来有很多的变种，但大体说来，其共同的思维取向却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政治科学可以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比如生物学或者物理学的模式）对现象进行解释和预测，在经过检验的理论指导下提供系统的分析，以代替描述性的研究；二是政治科学应当把自己限制在能够被观察到的现象上；制度的作用仅仅是由于制度中的行为而被视为可以分析的；三是资料应该尽可能地数量化；四是政治科学不应该进行“纯粹的研究”，而应该为解决既定的政治问题和实现革新的计划而开展应用研究；五是政治科学对于民主、平等、自由等等价值的正确与否无法予以科学的证明，因此，它应该对价值持保留态度；六是政治科学必须是跨学科的。

一般认为，行为主义并不是一种系统的政治学说或政治哲学，而只是政治学研究中所强调的一种方法和手段。

行为主义的发端，可以追溯到20 世纪初美国政治学界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关于政治学科学化的争论。

现代政治学是为维护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应运而生的，但是这样的制度在20 世纪上半叶却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加上1920－1930 年代美国国内陷入经济大萧条中，这些都形成了对政治学的重大打击，同时也对政治学提出了重大挑战：面对现实的政治经济危机，政治学能有何作为？该有何作为？以梅里亚姆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认为，当问题出现以后，如果现有的政治学不能像经济学和社会学那样，设计出一套解决政治经济危机的有效方案，那么政治学就必须加以重大革新。

描述转向政治过程研究，力图建立一种精准而普适的政治理论，最终形成了行为主义政治科学。

“二战”后，以西蒙为代表的行为主义行政学者主张将逻辑实证主义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他们试图建立一个价值中立的一般行政学。

在行为主义
的影响之下，行政学研究更加醉心于运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对错综复杂的公共行政活动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述，试图使公共行政学成为一门与政治分离的、以管理技术和工艺为主的科学。

20世纪70年代的公共政策学派与公共选择学派都深受行为主义行政学的影响，都有明显的实证取向。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新公共管理是对泰勒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它表明了传统形态的公共行政理论正在普遍化为一般管理哲学的理论倾向。

概而言之，作为主流的社会科学研究角度与范式的实证主义研究，它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的公共行政学研究中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至今仍对行为主义行政学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

西蒙行为主义行政学的研究特点是什么？西蒙认为从决策与执行的观点来区分政治
与行政并不妥当，因为行政也必须作决策。

西蒙是从价值与事实的区分以及决策理论的观点来看待政策问题与行政问题的区别的。

关于判断价值问题与事实问题正确与否的标准是不同的，即前者是基于人的主观价值，而后者则是基于客观的、实证的真实性。

基于这种观点，西蒙提出了下列区分政策问题与事实问题的原则（1）一个决策问题是应该交给立法机关还是应该交给行政机关，这取决于其中所含的事实问题和价值（伦理）问题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关于事实问题的纷争程度。

(2)行政机关的价值判断必须反映社会价值，当价值判断有争议时，则行政机关对这种价值判断必须向立法机关负完全责任，也就是说，立法机关对这种价值判断保留控制权。

以上区分原则并非将政策问题与行政问题的区分等同于价值与事实的区分，但是它与价值-事实的区分有着密切关系。

政策问题与行政问题都包括价值与事实这两种因素，但是，就政策问题而言，价值因素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衡量决策正确与否的标准主要取决于立法人员的主观价值；而对于行政问题来说，事实因素则在其中占居着重要地位，所涉及的价值问题主要是反映社会价值，所以衡量其决策正确与否的标准主要在于客观、实证的真实性。

西蒙的这种政策（政治）与行政区分说，其目的并不在于作为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职权的区分准则，而是在于区分政策问题与行政问题的性质，从而确定行政学或行政行为的研究对象。

值得一提的是，西蒙也继承了芝加哥学派所特有的理论悖论：该学派之所以兴起，旨在化解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危机，但它力图通过倡导价值中立和否定政治学的政治功能来达到这一目的。

这
样，它就不问制度和价值的合理性而一头扎进了数量分析中。

当政治学不再关怀政治价值的时候，当方法论上的数量统计代替一切的时候，政治学也就失去了其本来面目，尽管价值中立的背后蕴涵着自由民主主义政治的正当性。

换言之，芝加哥学派的着眼点是人及人的行为，但结果却远远背离了政治学的基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