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秦汉史学

第三章秦汉史学
教学时数：6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通过该章的学习，使学生重点了解司马迁生平事迹、史学思想以及《史记》的体例、内容、艺术特色、史料价值。

知道纪传体史书的基本特点。

引导学生分析《汉书》与《史记》在体例和内容等方面有哪些异同。

教学重点：秦朝对史学的摧残，司马迁其人、《史记》、《汉书》的体例、内容、特色；教学难点：司马迁和班固的史学思想及他们的异同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课堂讨论
学法指导：对比《史记》和《汉书》的特点，加深对纪传体的理解
本章主要阅读文献：
1、朴宰雨著《<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
2、陈其泰赵永春著《班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刘国辉著《司马迁全传》长春出版社1998
4、许殿才《两汉时期的历史盛衰总结与政治》史学史研究／2000年02期
教学过程：
第一节秦朝史学
一、秦国的史学
秦国和当时的诸侯国一样，拥有自己的史官系统。

有御史、内史等史官。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载秦、赵二王渑池相会，双方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某月鼓瑟、击缶之事。

秦统一后，也设有太史令之职。

《史通·史官建置》云：“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章”。

（见《说文叙》、《汉志》）《史记·秦本纪》：“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

商鞅变法后，秦以主张法后王的法家思想为指导，严重制约了史学的发展。

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因此秦朝史学、文化著作留传至今的极少，但并不能因此说明秦朝不重视史学和文学。

二、史学在秦朝的地位
秦焚书时，烧掉了《诗》、《书》等儒经及六国的史书，但《秦纪》一直保留至汉初。

司马迁曾依据《秦纪》编写《六国年表》。

他说“余是因《秦纪》，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

（《史记·六国年表序》）这部《秦纪》是秦朝史官保存的一些较为原始的资料。

《六国年表序》称“独有《秦纪》，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

说明它还不是一部十分成熟的史书。

此外还有《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奏事》二十篇”。

《奏事》内容一为大臣奏言；一为巡游刻石。

云梦睡虎地发现的地方官员私撰的《编年记》，内容为逐年记述秦昭王元年（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秦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

秦朝的史官记载有二：一为太史令胡母敬；一为张苍。

《史记·张丞相列传》：“张丞相者，阳武人也。

好书律历。

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

”
楚汉相争时，萧何入咸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图书也”（《史记·萧相国世家》）。

秦焚书100多年后，一些散失于民间的藏书相继重见天日。

尤其是汉惠帝四年（前191）废“挟书律”后，大批经史书籍陆续收归朝廷和私人之手。

司马迁称“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自序》），他在作《史记》时，曾经参考了包括《秦纪》在内80多种书籍及秦时留下的档案文件。

因此可以说秦朝掌管着大量图书资料。

但由于焚书，秦时保存的图书资料及秦代的史书已较少流传下来。

第二节司马迁与《史记》
一、司马迁生平：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约前87），（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定为景帝中五（前145），郭沫若认定为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

其父司马谈是汉武帝建元年间的太史令，为人博学。

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太史公自序》），后来曾师从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跟孔安国研究《尚书》。

二十岁起开始漫游祖国大地。

《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回到长安后，担任郎中之职（皇帝的侍从），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活，后又出使过巴蜀、涿鹿等地。

在游历的过程中，他注意考察史迹、观察民俗和古代遗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采集书本以外的珍贵资料。

今天从《史记》中还可以看到其实地采访的痕迹。

比如：《魏世家》“吾适故大梁之墟。

墟中人言曰”。

《淮阴侯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

《项羽本纪》“吾闻之周生”。

《赵世家》“吾闻冯王孙曰”。

……
他到过曲阜，拜谒孔墓，访察孔子事迹；到过孟尝君的封地薛，收集了战国时期“好客养士”之风的珍贵史料；到过彭城、丰、沛，掌握了大量楚汉相争及汉初的史料；到过淮阴，了解韩信发迹前的为人处事……通过游历及实地考察，为他撰写《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登泰山举行封禅，司马谈以太史令侍从武帝，因病滞留洛阳，临终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迁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可见司马谈早有撰写《史记》的打算，并且已经作了资料准备。

另有文章认为司马谈已经撰写了一些篇目（参见顾颉刚《司马谈作史》（《史林杂识初编》）、赖长扬《司马谈作史补正》、赵生群《司马谈作史考》）。

元封六年（前108），司马迁继父职为太史令。

太初元年（前104），主持《太初历》的修订并“紬石室金匮之书”，开始《史记》的写作。

天汉二年（前99年），遭“李陵之祸”，以“诬上”罪被判死刑。

按汉律，纳钱可以赎罪免死，再则是受“腐刑”可以免死，他被迫选择了后者。

为了完成《史记》的撰写，他忍辱含垢，“就极刑而无愠色”。

这种遭遇，加深了他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认识，磨炼了他的意志。

他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自勉，发愤著述。

太始元年（前96），司马迁出狱，任中书令，继续撰写《史记》，约在征和二年（前91），司马迁55岁左右，完成《史记》撰写。

以后，他的事迹就无从查考了，大约逝世于武帝末年。

《史记》脱稿后，司马迁有“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之说。

迁死后，经其女婿杨敞（昭帝时丞相）及其外孙杨恽传播于世。

后世注释《史记》的，主要由刘宋裴駰的《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被后人称作是“《史记》三家注”。

二、《史记》的成就：
（一）内容方面：全面地记载了当时的社会。

从古到今；从中原到周边；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帝王将相、一般贵族、普通百姓。

完成了记载社会的史学使命。

（二）体例方面：创立了完备的纪传史体：《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史学家编写纪传体史书的先河。

记述了从黄帝——武帝太初年间近三千的历史。

（下限或说至天汉或说终于武帝末年。

据此可知《楚元王世家》“地节二年（前68）中人上书告楚王谋反”。

《齐悼惠王世家》“建始三年（前30），城阳王景卒之类均为后人续补。

）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组成。

共52万6千5百字。

尽管五种史体各有渊源，但把这五种体裁有机地结合在一部书中，使它们相互配合，
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从而形成一种完备而严密的史体——纪传体，始自司马迁。

本纪：采用编年形式，提纲挈领地写出一代大事，主要是记载历代帝王和在政治上起主导作用的人物的事迹（如项羽）。

表：以时间为序，用表格的形式展示历史大事，分世表、年表、月表。

如《三代世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等，提纲挈领，使人对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一览无余。

书：以叙述社会制度和自然界现象为主体，对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制度的发展和现状加以系统的记述。

具有典章制度的性质。

如《礼书》、《乐书》、《历书》、《天官书》《河渠书》等。

世家：主要叙述世袭贵族王侯或某一类重要人物的事迹。

如《陈涉世家》、《孔子世家》、《外戚世家》等。

列传：记载将相大臣各个时代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各种人物事迹（刺客、游侠、商人等）以及国内外各民族的事迹。

又专传、合传等。

如《伯夷列传》、《游侠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

梁启超《中国之旧史》“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臣而作，曾无一书为国民而作者”是不当的。

郑樵评价说：“使百代而上，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通志·总序》）
（三）史学方法方面：互见法、寓论断于叙事、合理利用文学手段等。

《史记》是历史和文学统一的典范。

史学的大众化、普及
《史记》首先是一部史学名著。

书中所有人物事件，都是真人实事，不夸张，不虚构。

它是一部实录，一部信史。

《史记》又是一部优秀的历史文学作品。

司马迁能抓住文学的特点，通过种种艺术加工，忠实地塑造了各种类型的人物典型，使史学、文学两者结合并统一起来。

比如，《李斯列传》，开头便说：“（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

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

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揭露了李斯卑鄙的思想品质和丑恶的人生观。

通篇写了李斯五次叹息：一是对厕鼠和仓鼠不同境遇的感叹；二是当了丞相后叹息自己唯恐盛极而衰；三是受赵高拉拢后叹息自己不能奉行秦始皇遗诏；四是被赵高投入监狱后叹息秦二世不听其谏；五是临刑前叹息自己欲为平民而不得。

五次叹息实际上都是心理活动，前四次内心活动不离“富贵”二字，追求富贵是他压倒一切的心理因素和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最后觉悟到富贵不足慕，为时已晚。

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通过钜鹿之战、鸿门宴、霸王别姬、东城之战、乌江自刎等许多历史事件的描写，热情地歌颂了叱咤风云、气盖一世的英雄形象，并深切地同情其悲惨结局。

同时又批评其逞匹夫之勇，不能任贤、滥杀无辜等缺点和错误。

对刘邦这个开国君主，司马迁既肯定其“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液，常有大度”，同时也直言不讳其“好酒及色”、“慢而侮人”的一面。

总起来说，司马迁对其基本采取贬斥的态度。

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与项羽的对比，衬托出刘邦的怯懦无能而又残酷无情的流氓无赖嘴脸。

在《留侯世家》中写出刘邦的贪财好色。

在《萧相国世家》中写出刘邦的猜忌功臣。

在《淮阴侯列传》中借韩信之口谴责刘邦诛杀功臣的罪行。

在《叔孙通列传》中，刻画了一个奉承拍马、历侍数主的叔孙通形象。

这些人物个性分明、神态逼露。

司马迁善于抓住主要情节，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动，避免了千人一面的概念化的叙述。

这是司马迁人物传记的最大特色。

其次，司马还善于运用丰富多彩的语言，来刻画各种人物形象。

比如项羽见秦始皇时说“彼可取而代也”，（《项羽本纪》）而刘邦见始皇则云“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高祖本纪》）前者粗犷直率，后者充满羡慕之情。

再如《张丞相列传》里写周昌口吃，“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苏秦列传》中写苏秦与
其嫂的一段对话：“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

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多金也’。

”把人物的音容笑貌，逼真地表现出来。

另外，司马迁还善于运用歌谣、谚语、俗语等穿插在叙述和论赞中，增强了形象的真实感。

如《酷吏列传》写宁成，说“其治如狼牧羊”，并引民间流传的谚语“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恕”来说明其残暴。

《李将军列传》引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说明李广“口不能道辞”，然“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四）史料方面：在史料搜集和取舍上为后世史家树立了典范。

史料的来源：A、当时流传的先秦典籍。

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

据金建德《司马迁所见书考》云，当有80余种。

B、皇帝收藏的文献档案。

司马迁所云：“紬石室金匮之书”，其中包括秦残留的文书档案及汉初封王、侯的策命盟誓等。

C、实地采访和实地调查得来的材料。

钱穆先生把这些材料称作是“无字天书”。

他说：“有字人书的的价值远不能超过了无字天书，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早就悟到于此，所以他在写《史记》以前，便从事于游历，遍到各地亲眼观察，读通了这一部无字天书，才下笔来写他的有字人书。

”（《中国历史研究法》）
在史料的收集和考辨过程中，他主要奉行两个原则：
a、“考信于六艺”，认为儒经是核实史料可靠性的重要依据。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

（《伯夷列传》），写《殷本纪》时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

写《大宛列传》时称“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

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
b、“择其言尤雅者”。

对奇异不雅的传说，他一般摒弃不用。

《刺客列传》“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

（《风俗通》：燕太子丹为质于秦，向秦王请求归国，秦王说“待乌鸦的头变白，天下降下粟米，马头上生角，才准许你回国”。

太子丹仰天长叹而得如愿。

）
再如《战国策·赵策》在豫让刺杀赵襄子未遂反被兵包围后记载：“豫让曰：‘……今日之事，臣故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

于是襄子义之，乃使使者持衣与豫让。

豫让拔剑三跃呼天击之，衣尽出血；襄子回车，车轮未周而亡。

曰：‘而可以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

司马迁作《刺客列传》，将此三句删除。

（古本《战国策》有此语，今本无。

）
司马迁对史料的处理采取了严谨详审的态度，并做了大量去伪存真的工作，被公认为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

（《汉书·司马迁传》）
三、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这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宏伟目的，也表明了他进步的历史观。

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鼓吹天有意志并享有绝对权威，司马迁认为自然界的发展，天体的运行都有自己一定的规律，而这种规律又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他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之纲纪”。

（《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认为天道、人事各有自己的规律，不能由任何人的主观愿望去作随心所欲的安排，人的祸福与天毫无关系。

这显然是与董仲舒宣扬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相对立的。

这更多地具有哲学意义。

“通古今之变”，目的在于从古往今来的历史事实的变化和相互联系中，找出一些因果关系作为当今的借鉴。

司马迁表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为了达到“通古今之变”的目的，他创立了前所未有的通史体裁，把自黄帝以来
到汉武帝为止数千年的人类历史活动过程全部贯串在一起，使各个时期的历史特点以及礼法制度的沿革损益，在历史长河中比较得一目了然。

其具体含义有：
（1）对历史的整体性认识明确；
（2）历史是进化和演化的；
（3）提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命题，即见盛观衰，这具有史学的终极意义。

（二）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1）重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史记》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突出各种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它不仅记载了历代帝王将相的事迹，而且还记载了循吏、酷吏、游侠、刺客、名医、日者、龟策、商人的事迹，反映社会各阶层人士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司马迁认为决定人类命运的不是天和鬼神，而是人类自身。

他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贤人隐，乱臣贵”（《楚元王世家》）在总结楚汉成败的原因时，王陵归功于刘邦的不吝封赏；刘邦归功于任用萧何、张良、韩信“三杰”。

（《高祖本纪》）司马迁还把人心的向背作为重要的原因。

比如写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

诸所过，无不残灭”，写他坑杀秦降卒二十万人、屠咸阳、烧宫室，火三月不灭。

写刘邦则写他破武关后，约束大家“诸所过，毋得掠卤”。

写他攻入咸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

显然，他把人心的向背作为楚汉成败的关键问题来看。

他批评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项羽本纪》）说明汉胜楚败并非出于天意，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人谋。

（2）重视用社会经济生活来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
在《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中，专门论述了国家经济和社会财富生产状况，试图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寻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

在《货殖列传》中，他分析物质生活资料的发展情况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说明物质生产是有其自身规律可寻，不依人的意见为转移的；社会的分工是由生产和交换的需要而决定的。

司马迁肯定了人们对于物质财富追求的合理性。

他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正因为如此，才推动社会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

后世对《史记》的理解与评价
第三节《汉书》的史学成就及班固的史学思想
一、班固著《汉书》
《史记》记至汉武帝时为止。

班彪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续写《史记》，为班固撰《汉书》创造了条件。

班固字孟坚（32——92），扶风安陵（咸阳东）人，出身富足的官僚家庭。

父班彪光武时任望都长，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

班固九岁“能属文诵诗赋”。

16岁入洛阳太学。

建武三十年（54）彪死，固返乡居丧三年，开始整理其父所作《后传》，感叹“所续前史未详”，立志欲竟其业。

明帝永平元年（58），开始撰写《汉书》。

五年后，有人告他私改国史，被捕入狱，其弟班超上书替其辩白，明帝阅其书稿后，对固之才华非常常识，任命其为兰台令史。

不久升为校书郎，奉诏撰修国史。

到章帝建初年间（80），经历二十多年基本完成。

唯八表、天文志未曾完稿。

班固与大将军窦宪私交甚密，后窦宪因罪自杀，固受牵连被捕，死于洛阳狱中，时年61岁。

其妹班昭（曹大家）“博学高才”，和帝命她“就东观藏书阁锺而成之”，又命马续“继昭成之”。

自此，中国封建王朝历史撰述的主要形式即正史的格局
确立了下来。

二、《汉书》的史学成就：
（1）首创了纪传体断代史：《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体制全袭《史记》而略有变更，如改“书”为“志”，（如《河渠书》改称《沟洫志》，）“世家”并入“列传”。

全书由12本纪、8表、10志、70列传组成，共百篇，80余万言。

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前206）到王莽地皇四年（23）计230年的历史。

使一朝一代的历史内容保存得更加完备。

可以总结一个王朝的兴衰，更有利于为后代治国者提供借鉴。

后来历代正史基本沿用《汉书》的编纂方法，形成了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形式，颇受统治者的欢迎。

（2）扩大了记载范围，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汉书》的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扩充发展而来，记事内容比八书更丰富、完备。

同时创设了《地理志》，上至禹化九州，下至秦汉郡县封国的建置由来和变革及西汉的领土面积，郡县户口、重要物产等都有详载。

《食货志》也是班固创立。

系统地记述从西周以至莽朝的农政、钱法，是研究西汉经济史的重要史料。

《艺文志》是根据《七略》而创立的。

反映了西汉官府藏书的情况及各个学派的源流、盛衰。

在一些人物的传记中保存了大量有用的文献资料，如《董仲舒传》中全文收录了他的“天人三策”，《食货志》中收有董仲舒“限民名田说”。

其他如贾谊的“治安策”、“论积贮疏”，晁错的“教太子疏”。

“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等均录入本传。

研究司马谈父子的重要资料《论六家要旨》、《报任安书》也是因为收入《司马迁传》而流传至今的。

在“四夷传”中，把《史记》中的《大宛列传》扩充为《西域传》，记述了西域50多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在《匈奴列传》等传中也增加了大量史料。

三、班固的史学思想：
班固是封建时代正统的史学家，《汉书》中表现出他浓厚的封建意识。

1、宣扬“天人感应”的神学史观：东汉时期谶纬学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强华献《赤伏符》，上有“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隐语。

记光武出生“有赤光照室中”、“此兆吉不可言”。

从此谶纬神学浸透学术各个领域。

因此在《汉书》中，班固也极力地宣扬“天人感应”的神学史观。

比如《汉书·天文志》详细记载了秦楚以来天变对人事的验证。

强调“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响之应声”。

在《汉书·高帝纪》中，他编造了汉绍尧运的世系，断定汉代的刘氏是尧的后人，“汉承尧运”“伐秦继周”。

极力说明汉皇朝得“天之正统”，进而说明皇权和神权的一致性。

从而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历史化。

在本纪、列传中都记有灾异，大谈天人之道。

2、宣扬人性分为“三品”的唯心观点：
《汉书·古今人表》把伏羲氏到秦二世的各色人等人为地分为三品，“上智”、“中人”、“愚人”。

每品中又分为三等：上上者为“圣人”，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上中为“仁人”；上下为“智人”，而下下为“愚人”，如纣、管叔、六国亡国之君均属“下愚”这一等。

同时引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话作为理论根据，用这种观点来评论人物。

后来的“九品中正制”可能受此影响。

3、浓厚的封建正统观：
比如把《项羽本纪》、《陈涉世家》贬入列传。

反映了班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封建正统观。

再如对于称帝十多年的王莽，将其视为叛逆篡臣，只立《王莽传》，放在《汉书》卷末，这是为了突出刘氏王朝的正统地位。

实际上新朝（8——23）统治达16年之久。

较之秦王朝（前221——前207）还长2年之多。

由于受封建正统观的影响，人们往往忽视新朝的存在。

从《史记》、《汉书》比较上可以看出班固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

第四节汉代其他史家和史著
一、《东观汉记》
《东观汉纪》是东汉官方修撰而成的我国第一部官修纪传体国史。

东观，在洛阳南宫，章、和二帝后，为收藏图书之所。

明帝时诏令班固、刘珍等相继撰写。

到献帝时修成。

历时160余年。

晋朝将之与《史记》、《汉书》合称“三史”。

它的体例：纪、表、志、传俱全，还创造了“载记”这一新体例。

用以记载刘盆子、樊崇、吕母等“群盗”、“叛臣”之事。

《东观汉纪》作为东汉王朝的当朝国史，史料价值很高。

晋人华峤撰《后汉书》时以之为本，南朝刘宋时范晔撰《后汉书》又以华书为本。

随着范书问世，《东观汉纪》渐渐散佚。

清代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东观汉记》佚文。

现存帝纪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传十七卷，载记一卷（原为28卷），佚文一卷，共24卷。

二、荀悦《汉纪》
荀悦（148——209），字仲豫，颖川颖阳（今河南许昌）人。

汉献帝时任黄门侍郎、秘书监。

献帝以《汉书》“文烦难省”，建安三年（198）命荀悦按编年体改编《汉书》，前后三年，成《汉纪》30卷。

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

荀悦以《汉书》中的本纪为纲，将其书中传、志、表的内容加以概括，按时间的顺序，散放于帝纪各年之下。

将80万字的《汉书》精简为18万字的《汉纪》。

为用编年史体撰述断代历史创立了典范。

被时人称为“辞约事详”。

该书史料价值不如《汉书》，但个别地方对《汉书》作了增补。

如书中对西汉末年农民起义的史实，有些记载较《汉书》为详。

《汉纪》中“荀悦曰”的史论，多为本人所作，表达了与《汉书》不同的思想内容。

本章思考题目：
1、司马迁撰写《史记》主要的史料来源有哪几个方面？
2、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具有怎样的意义？试加论述。

3、《史记》和《汉书》在体例、内容等方面有哪些差异？所谓的“马班异同”表现在
各自作史思想上有何不同？
4、《东观汉纪》的内容是什么？
5、比较荀悦的《汉纪》与班固的《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