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苦苦寻找的世界_忆我的母亲凌叔华_陈小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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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门之女从我懂事起，我就知道母亲的身世不同寻常，是出生于官宦人家的“大小姐”。

我的外祖父叫凌福彭，出生于广东番禺的一个富商家庭。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进士，并点翰林，与他同榜的，是后来在这一年因“公车上书”而名声大震的康有为。

1902年和1905年，任天津府知府的外祖父，两次受直隶总督袁世凯派遣赴日考察监狱制度。后来又做过保定知府、天津道长芦盐运使，1908年升任为顺天府尹，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市长，再后来又做过直隶布政使，是一位官运亨通的人物。

外祖父还是一个造诣匪浅的文化人，他精于词章、酷爱书画，经常组织诗社和画社，交游甚广。当时许多名流，如辜鸿铭、齐白石、陈衡恪等都是

他的座上宾，辜鸿铭还教母亲古诗和英语。

另一方面，凌家又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家庭。我

的外婆叫李若兰，是凌福彭的第三房太太。

母亲是外婆的三女儿，在15个兄弟姐妹里排行第十。要想在这么多孩子里得到外祖父的青睐，肯定不是一件容易事。不过，母亲很快就很幸运地有了这样的机会。有一次，她无意中在墙上画了一些山水、动物，被外祖父的朋友、宫廷画家王竹林看到了，他大为赞赏，提出要教她画画；后来她成了慈禧太后喜欢的宫廷画家缪素筠的得意门生，母亲的绘画造诣后来也得到公认。

从我有记忆起，便时常听母亲提起大家庭成员彼此之间互相争斗的故事，比如一个姨太太给另一个姨太太送西瓜，那个姨太太的丫鬟拿银针往瓜里一扎，原来瓜里有毒。这些半真半假的故事，说到最后都是彼此猜忌、互相勾心斗角。在这种复杂的

凌叔华，与冰心、庐隐、苏雪林等被视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女作家的代表人物。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出生于传统旧家庭中的凌叔华，一直在苦苦寻求新女性的成长之路。但她作为一位女作家的成就，作为一名探寻独立与解放的新女性的意义，却在种种名人轶闻中被消解。她与徐志摩的关系也一直是个谜。

定居于英国的凌叔华女儿陈小滢，忆及母亲，有时会非常冷静地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对母亲的性格和内心世界有着种种深刻而犀利的剖析；有时又会回到一个女儿的立场上，本能地替母亲辩护。

她苦苦寻找的世界——忆我的母亲凌叔华

口述/陈小滢　整理/

黎青青

凌叔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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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环境下长大的母亲，防备心比较重，不相信任何人，包括我和我父亲。

在古典文化熏陶下长大的母亲很早就显示了她的写作才华。1921年，她考入燕京大学。她给到燕京大学讲授“新文学”的周作人写了一封信：“这几年来，我立定主意做一个将来的女作家，所以用功在中英日文上，我大着胆，请问先生肯收我做一个学生不？中国女作家也太少了，所以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的，对于人类贡献来说，未免太不负责任了。”

1924年，母亲在《晨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女儿身世太凄凉》，从此踏上文学创作之路。在中国文学史上，母亲和冰心、庐隐、苏雪林等人，一起被列为新女性作家的代表。但仔细观察，母亲写的也都是她熟悉的旧式家庭里的生活和人物，所以有一些人把她归为京派新传统主义的代表。当然，也有一些人不喜欢她的作品，认为写的不过是有闲阶级无聊时的趣味而已。

1925年，徐志摩接替孙伏园成了《晨报》副刊的主编，他对我母亲很欣赏，把她比作中国的“曼殊菲尔”，成为母亲创作的热情支持者。

母亲认识徐志摩时，徐志摩正陷于与林徽因失恋的痛苦中。也许是把母亲当成他的倾诉对象，他们之间在半年里就有七八十封通信，后来很多人也关注她与徐志摩、林徽因之间的一些故事。

母亲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与徐志摩有感情。在一封给友人的信里她这样说：“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他的事向来不瞒人，尤其对我，他的私事也如兄妹一般坦白相告。我是生长在大家庭的人，对于这种情感，也司空见惯了。”而徐志摩也曾说：“女友里叔华是我的一个同志。”

沉默的父亲因为20世纪20年代与鲁迅先生的一场论战，使得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被扣上一顶“反动文人陈西滢”的帽子，所以说起父亲，我能想到的第

一个词就是“委屈”。

父亲1896年出生于无锡。15岁留学英国，1922年在伦敦大学取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外文系教授，那一年他才26岁。

父亲回国后，正赶上新文化运动开展得最火热的时候。起初，他与在英国读书时就结识的徐志摩一起翻译了西方一些作家的作品。1923年，他与徐志摩、胡适、梁实秋、闻一多等人，又一起组织了新月社。泰戈尔的访华就是由他们出面操办的。

1924年年底，在北大任教的留英学者们发起创办了一份《现代评论》，父亲开了一个专栏叫“闲话”。闲话短评涉及广泛，既有对风花雪月的好莱坞电影的评论，也有对中国人举止的讽刺性描述，还有思考文学与革命之间关系的，很快就成了《现代评论》的一块招牌。梁实秋说：“陈西滢先生的文章晶莹剔透，清可鉴底，而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志从容和趣味。”

但是《闲话》至今还能保持那么大的“名气”，还是因为父亲与鲁迅先生的那场论战吧。

他们的论战是因北京女子师范的学潮而起的。鲁迅与周作人是女师大的老师，他们支持学生上街游行，支持他们驱逐校长杨荫榆；而父亲则反对学生运动，提醒他们警惕自己被别人操纵。他也不同意学生们对校长采取的手段，比如在学校的公告栏里写了很多对校长侮辱性的言辞，在课堂上起哄等等。因为父亲与杨荫榆都是无锡人，鲁迅先生回击，暗示他是因同乡之谊而替杨荫榆说话。

父亲比鲁迅小16岁，在我看来，他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态；而鲁迅先生40多岁，脾气比较大，也不能容忍别人对他的挑战。所以两人论战的火药味也越来越重，话题也渐渐偏离了最初

的轨道，最后发展到对彼此人格的攻击。

这场长达两年的笔战以胡适的“调停”而告终。

不过，论战归论战，在评价鲁迅先生的作品时，父亲抛却了这些私人恩怨。1927年，父亲写了篇《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只选了两个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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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一是郁达夫的《沉沦》，另一部是鲁迅的《呐喊》。在评价《阿Q 正传》时，他说这个人物同李逵、鲁智深、刘姥姥等同样生动、同样有趣，“将来大约会同样的不朽的”。他还说了一句话：“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的其余的文章。”我记得父亲还告诉过我，在30年代初的一次文坛聚会上，他与鲁迅相遇，两人还礼貌地握了一次手。

有一句话叫“文如其人”，但这句话套在父亲身上很不恰当。《闲话》的文章很犀利又辛辣，给人感觉好像父亲是一个尖酸刻薄的人，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父亲是一个很宽厚的人，也不太爱说话，说起中文甚至有点结巴，总是说“这个这个”，完全不是他文章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风格。

我的家庭父亲与母亲的结识，说起来母亲主动的成分似乎多一些。那时候母亲还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她的几篇小说都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而父亲正是《晨报》的编辑。母亲给父亲写信，请他去干面胡同的家里喝茶。

父亲后来跟我回忆，他带着一种好奇心赴了约，想看

一看这个写小说的女孩子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结果那天他在胡同里绕来绕去走了很久才找到，他当时还纳闷，这个女孩子怎么会住在这么一个大宅子里？可能像林黛玉一样是寄人篱下吧。父亲敲门进去，先是门房带着他走了一段，然后有一位老妈子出来接，又走到一个院子里，再出来一位丫鬟，说“小姐在里面”，把父亲吓了一跳。

1926年，父亲与母亲在北京欧美留学会结了婚。我想他们也是因为对文学有共同的兴趣才走到

一起的，我相信他们在走向婚姻的时候还是有感情的。那个时代的女作家并不多，父亲对母亲有一种爱才的心理；从另一方面讲，父亲是留英博士，26岁就当北大教授，母亲自然也会被这些“光环”所吸引。

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暴露出诸多不和谐因素。婚后不久，他们一起回到父亲的无锡老家。按照老家习惯，儿子、媳妇应该站在老人后面，替他们端茶、倒水之类的，母亲很不愿意，觉得很丢脸，就装病躺着。母亲显然不甘心扮演那种传统的相夫教子的女性角色。我记得她跟我说：你绝对不能给男人洗袜子、洗内裤，这丢女人的脸。她还经常“告诫”我的一句话是：女人绝对不能向一个男人认错，绝对不能。

武汉大学成立不久，父亲应王世杰之邀任文学

院院长。母亲跟着他一起去武

汉生活。起初母亲很不习惯武汉的生活，她所住的房子很小，

院子又狭，阳光也不能多看到一片，与之前生活过的北京、天津以及日本的京都等地反差太大，难以适应。当然，最使她无法忍受的还是当时武汉的文化环境之差。

1932年他们搬到珞珈山，自然环境有所改善，她又结识了袁昌英、苏雪林，三个人常在此谈诗论画，当时她们也便

有了“珞珈三杰”的美称。

那时候母亲仍然继续着她的文学创作，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一直是母亲写作的要旨。所以她的小说一直被归为“闺秀文学”的范畴，在那个一要救亡二要革命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她的那些太过生活、太过女性的写作，是不符合当时潮流的，于是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我是父母唯一的女儿。我记得小时候经常有大人跟我开玩笑，问我想不想再要个小弟弟，我不知

1926年凌叔华、陈西滢摄于

新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