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世界历史体系的多样性与编纂实践

20世纪世界历史体系的多样性与编纂实践

徐蓝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回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的曲折发展，可以看到，我国的世界历史工作者在世界历史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在世界通史编纂实践方面的发展总趋势——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否定“西欧中心论”，承认文明的多样性，逐步确立“全球史观”，并以全球史观的视角看待各种存在的文明的发展与交往。

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欧的世界中心地位造成严重冲击，也开始动摇“西欧中心史观”的根基。一些历史学家对“西欧中心论”提出质疑，并开始以新的眼光看待欧洲以外的历史和文明，于是出现了以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为其奠基者和代表作品的比较文化形态学。斯宾格勒带着宿命论的色彩，把世界历史看作是八种文化诞生、成长、鼎盛和衰亡的历史。随后英国史学家A. J. 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并通过对近六千年出现过的26种文明形态的比较研究，以其著名的挑战和应战学说，揭示了各种文明形态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一般规律，从而最终确立了文明形态史观(亦称历史形态学)的历史哲学体系。汤因比认为，一切文明在哲学上都是同时代的和同等价值的，因此一切文明形态都是可比的，而西方基督教文明仍然具有“创造性的活力”。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虽然在本质上仍然没有摆脱“西欧中心论”，但是他把多种文明相提并论，并认为西方文明最终也会衰落，这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英国当代著名史学家杰夫里·巴勒克拉夫对此有着深刻的评论：“正是因为他(按—这里指汤因比)最早发动了对欧洲中心论的猛烈批判(尽管他的全部历史观充满了他所攻击的那种欧洲中心论的‘异端邪说’)，因而具有解放的作用，这才

是他名满天下的主要原因。”（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页。）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全球史观早有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指出，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了世界市场，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51页。）在国际学术界，最早系统提出以“全球史观”撰写世界历史的是巴勒克拉夫，他在1955年出版的论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中，提倡史学研究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时代”（注：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1955, P. 27. ）；在1978年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进一步指出，“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42页。）于是，西方史学界在70、80年代掀起了打破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历史编纂潮流，使世界历史的编纂学在总体上进入了全球文明史或整体历史的时代。

在20世纪的诸多西方历史学家中，运用全球史观撰写世界历史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和著作是美国历史学家W. H. 麦克尼尔、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和美国社会学教授I. 沃伦斯坦。麦克尼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分别撰写了《世界史》和《全球通史》，两者的共同之点，在于都显示了“一种观察人类历史的整体观念”，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他“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或非西方人”，世界历史是“从全球

的而不是从地区或民族的角度讲述历史”，世界历史要探究的是“那些曾对整个世界有影响的力量或运动”。（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序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沃伦斯坦以“世界体系理论”作为其世界历史观念，并计划撰写4卷本《现代世界体系》。（注：沃伦斯坦从全球出发，把资本主义的历史放在世界性的体系中去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而出现的，并将“世界体系”作为研究的单位；他还引入“核心”、“边缘”、“半边缘”等概念，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把世界逐渐卷入核心和边缘的历史。目前该书已出版3卷，并被译成中文等多国文字及盲文，中文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000年出版。）无论上述这些世界历史著作的研究体系存在什么样的缺陷，但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球史观在现代西方史学界关于世界历史的编纂理论和实践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

中国的历史学家从中外研究世界历史的各种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中汲取营养。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撰写的《世界通史》，该书反对“西欧中心论”，将各大洲和各民族均视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并强调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具有重要的开拓价值。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4卷本《世界通史》，该书以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人民群众为主角，比较系统地分时期按国别地叙述了从人类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世界历史的发展，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史观”在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以及世界通史的编纂实践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运用与发展，其代表便是吴于廑对世界历史学科本体论的新认识，以及根据这种新认识由吴于廑和齐世荣主编的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91—1994年出版的6卷本《世界史》。

值得注意的是，从文化形态史观发展而来的“文明多元论”，在当代中国也

有它的回响。以罗荣渠为代表的“现代化史观”也于80年代异军突起。（注：参见罗荣渠：《有关开创世界史研究新局面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第2页；《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90年代他以《现代化新论》和《现代化新论续篇》两部著作，将“现代化史观”具体实践，并因此而成为中国现代化史学的开拓者。还要提及的是，钱乘旦在《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发表《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一文，把世界近现代史分为现代化的准备、起动、在西方的成熟和发展、向全球扩张和转型迹象等五个阶段。

总之，20至21世纪初中外学术界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方法与编纂实践已经表明，无论以什么样的体系和框架撰写世界历史，都要求研究者具有全球的视野，具有历史学和相关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修养，以及深切的现实关怀。另一方面，在世界历史的研究和编纂实践中，并没有单一的理论和方法。只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有选择地吸收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精华，我们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和撰写就会越来越接近世界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