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苏轼《赤壁赋》的互文性解读

也说苏轼《赤壁赋》的互文性解读

──与俞泽峰、梁秀慧二位先生的商榷

黄振国

读了俞泽峰、梁秀慧二位先生的文章《苏轼<赤壁赋>的互文性解读》（载《中学语文教学》2011年第10期，以下简称《解读》），受到触发，生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因而写出此文，与俞、梁二位先生商榷，旨在抛砖引玉，获得教益。

《解读》认为西方所谓的互文性，“它不仅是文本创作的基础，也是阅读体验的基础。”两个“基础”赫然在目，与我们对文本创作与阅读的认识大相径庭，不能不令人怀疑。西方互文性理论把互文性奉为至高无上，无限夸大它的作用，创作与阅读的“基础”自然是非它莫属；但这却割断了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抹杀了作者与读者在创作与阅读中的主体性、创造性，所以，对于这两个“基础”的提法，我们是很难接受的。大概正由于《解读》对互文性理论认识上存在着偏颇，具体运用又不够得体，因而它作出的解读还不能尽如人意，不少地方都似乎有生拉硬联，追求新意，过度阐释之嫌。当然，这只是总的印象，下面我们再举出三个实例来加以分析、说明。

例一，《解读》认为，《赤壁赋》中“这‘明月之诗’‘窈窕之章’与《诗经》中的《月出》篇存在互文关系”；又，“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此处‘一苇’又与《河广》篇构成互文”。这样的互文关系又赋予了《赤壁赋》怎样的意义呢？《解读》说：

显然，《月出》和《河广》……其情调是低沉、幽怨的。它们与《赤壁赋》互文，便形成意义互为指涉的和谐整体。这样，读者自然会把《月出》与《河广》中落寞惆怅的情思投注到《赤壁赋》中，这便使《赤壁赋》也涂染上了一层哀婉幽怨的色调。

这反映出一个曲折的解读思路、解读过程，不免疑窦丛生。诗中的一个词语是否能代表整首诗的思想情调？苏轼在赋中引用了，是否也就一定有了这样的思想情调？如果说有，能不能从文本中具体分析出来？这些不能不是问题。《解读》认为是读者的“投注”，才使《赤壁赋》有了那样的“情思”与“色调”，可见这很难说是赋本身就有的，而是读者根据互文关系添加上去的；这样的解读恐怕会言人人殊，所谓的“读者”又能有几人？至于《诗经》中的几个词语能否在《赤壁赋》中发酵，产生出如《解读》所谓的意义呢？幸好“一苇”现在还在用，请读一读徐迟《黄山记》中的一段文字：

上有平台，可以观海。但见浩翰一片，了无边际……一苇可航，我到了海心的飞来峰上。

这里写黄山诡奇的云海，以“一苇可航”描述“我”在云海中飘然前行，正见出云雾成海的情景，见出“我”游兴甚浓，观景心切。此处的“一苇”不也与《河广》构成互文吗？《解读》对“一苇”的互文性解读还能套用在这里吗？如果说《河广》中落寞惆怅的情思也同样“投注”到《黄山记》中，使它也涂染上了一层哀婉幽怨的色调，那才真是大杀风景，不可思议，或许《解读》的两位作者也不会认可吧。解读应当从文本的实际出发，即使是互文性解读也不可例外，而《解读》却似乎与此相反，它采取了由外向内“投注”意义的方法，因而这意义是否切合文本，不能不令人犯疑。

例二，《解读》以苏轼的诗词、书信、表中的句子为依据，说明他虽受到政治迫害却仍然坚守“忠君用世”的人生信条，然后再据此分析赋中的月夜泛舟。这显然又是根据作者的经历与思想来解读文本的，似乎还算不上互文性解读，互文性解读对作者是排斥的，不屑一顾的；依据互文性理论，文本是由互文性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作者创作出来的，这一理论的重要批家罗兰·巴特曾声言作者不过是一个“抄写者”，他宣称“作者的死亡”，①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作者的存在，解读也就与作者毫无关系。接下来再看《解读》对月夜泛舟所作的解说：“苏轼仿佛进入了一种了无挂碍、逍遥自任的空明境界”；“月夜泛舟的畅快不过是苦中作乐，苏轼只能试图暂时忘掉心中的烦忧。”这又把作者作为解读的对象，而且还把赋中的苏子完全当成了苏轼，《解读》通篇也都是这样认为的，结果造成了苏轼与苏子不分的错乱现象，解读《赤壁赋》变成了解读苏轼。其实，《赤壁赋》并不是一篇完全的纪实作品（这一点《解读》似乎也承认），苏轼与苏子是不能完全等同起来的。借助于当代西方文论中所谓实际作者与“隐含作者”（或称“文中作者”）的区别，大概对这一问题会看得更清楚些。按照这种区分，苏轼是这篇赋的实际作者，而苏子是苏轼为自己塑造的一个形象，是赋中的作者形象，即“隐含作者”（又称作者的“第二自我”）。实际作者与“隐含作者”是有区别的。如苏

子，他在赋中的情状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苏轼创作中的想象，而非苏轼的原状，他的思想很单纯，也已定型；而苏轼的思想却要复杂得多，他在夜游赤壁时就有与赋中的“客”同样的消极思想（这有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可以为证），他借苏子之口阐发的人生哲理只是他在创作中反映出来的一种`认识，他的思想是变动不居的。因此，现实中的苏轼与赋中的苏子相距甚远，在解读《赤壁赋》时，就不能认苏子为苏轼，把苏子月夜泛舟说成苏轼“苦中作乐”。事实上，作者写苏子泛舟之“乐”，这是由这篇赋的主题思想、创作意图决定的，与作者的艺术构思有关；所谓“苦中作乐”，赋中似乎没有这个意思。

例三，《解读》认为：“《春江花月夜》中的江、月意象与《赤壁赋》互文，两个文本借此形成互相渗透、互相指涉的关系，《赤壁赋》的意义和感情内涵也就变得丰厚起来。借助这一互文关系，人们又一次感受到……苏东坡内心深处……的孤寒之感。”接着，《解读》便用了好几段文字，详细论述苏轼复杂的思想状况与对儒、佛、道思想的态度。这里可疑、可议之处似乎有三。一、《解读》又一次把解读的重点移向了作者苏轼，它仅说了一句“《赤壁赋》的意义和感情内涵也就变得丰厚起来”，还未见到“丰厚”在哪里，却笔锋一转，以“人们又一次感受到”转到了苏轼，竟不厌其详地解读起苏轼来。这样轻文本、重作者，还搀和着“人们”（即读者）的“感受”，恐怕既失去了互文性解读的要义，又混淆了苏轼与苏子的区别，或许正说明了《解读》还存在着一个需要“转轨定向”的问题。二、说《春江花月夜》与《赤壁赋》互文，实际情况是否这样？这似乎还是一个难以证实、也无法证伪的问题。说都写了江、月，那不过是外在的相同或相似，究竟内在的依据是什么？这是需要提供的。如果真正理清了二者之间的互文关系，所谓“变得丰厚起来”，大概也就有话可说了。三、《解读》说苏轼：“他对佛、道思想一直怀有一种清醒的批判态度。”对此，我们也不敢苟同。苏轼思想深受儒、佛、道三家影响，是个复杂的矛盾集合体，见仁见智，在所难免。我们在此只想说明一点，即在苏轼的思想中，儒与佛、道之间未必是互相排斥，互不相容的，而是能够互补，互相包容的。这也可以从《赤壁赋》中得到印证，赋中重点阐述的变与不变的哲理，学界一向认为是受了庄子相对论与僧肇《物不迁论》的影响，这是有根有据的，可以说明苏轼对佛、道思想是真诚的接受，而不是清醒的批判。为了证明确有这种批判态度、批判精神，《解读》还引了苏轼之言：“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这三句话是唯一的证据，但理解是否有误？试看：“静”是恬淡，不慕荣利，不计得失，而“懒”是怠惰，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达”是通脱，不凝滞于物，立身处世有一定的灵活性，而“放”是放纵、放荡，恣意妄为，处事没有原则性。显然，在苏轼的话语里，“静而达”是学佛老应该努力的目标，“懒”与“放”是学佛老可能出现的偏向，二者看似一样，实则不同，应区分开来。这也就是说：学佛老要学得“静而达”的人生修养，不可只追求表面上与之相似，以免学不到其精神，反而养成了“懒”与“放”的习性。这是为学佛老指出了方向，指出了应注意的不良倾向，也正是苏轼学佛老的经验之谈，要以此证明苏轼对佛老思想的批判态度、批判精神，恐怕很难。

看来怎样用西方的互文性来解读我们的文本，是个新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

①罗兰·巴特：《作者的死亡》，《罗兰·巴特随笔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页。

（安徽省凤台第一中学23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