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边塞诗人的群体风格和个性差异

论唐代边塞诗人的群体风格和个性差异目录1.边塞诗人的群体风格边塞诗，以歌咏边塞风光为主，充份显现了战争的状况，与男儿的豪情壮志。

边塞诗兴盛於唐代，与田园诗恰成对比。

其兴起的原因，由於唐代国力强大，不断拓展疆域，许多青年投身塞外，同时有若干仕途失意的文人，把立功塞外视为求取功名的新途径。

而塞外的风光迥异，黄沙、孤城、衰草、胡尘、羌笛、边月，种种新的生活经验与不同的视野，刺激了写诗的灵感。

1.1边塞诗人群体风格的形成原因边塞诗产生很早，早在《诗经•采薇》和《诗经•出车》中就已见其雏形。

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发展开掘缓慢。

在唐以前，它一直处于积聚力量、不断酝酿的阶段，直至我国封建社会最辉煌的唐代，边塞诗才得以全面迅速地发展，并达到了空前的思想、艺术高峰，在中国诗歌史中奠定了其坚固的地位。

边塞诗派在唐朝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思想原因。

边塞诗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流派，汉文学百花苑中的一枝奇葩，西部边陲是这派诗人情系魂萦的热土，它体现了充满阳刚之美的民族精神，志在四方的进取锐气，与祖国同命运共荣辱的大无畏品格，升华为同西部热土血脉相连的难解情结，其作者世代相继，共同谱写了这部中华民族的宏大史诗和这曲繁弦重管的西部交响乐。

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盛唐时期，边塞诗的创作特别兴盛，可谓作家众多，名篇迭出，以致于形成了一个不小的诗歌流派，这在当时诗坛上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这种情况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1.1.1唐代政治经济背景唐王朝是在马上建立的，唐王朝的开国君臣大多是马上的英雄，李渊、李世民父子都是马上皇帝。

在唐建立之初，唐代社会在各地仍存在割据势力，李渊父子称帝后仍致力于中国的统一大业，镇压各股农民起义军和抵抗外族的侵犯。

唐王朝统治者极其重视边功，对边关将士予以重赏，对有功之官兵加官进爵。

由于统治者对军功的重视，促使唐朝文人的事业心高涨，尤其是盛唐，盛唐知识分子向往功业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立功边塞。

由于这种强烈愿望的驱使，唐朝士子热烈地、自觉地去追求那种慷慨激昂、富于传奇色彩的边塞军旅生活，不管在边塞能否立功，似乎不到边塞去过艰苦却充满浪漫色彩的戎旅生活、不去领略奇丽壮阔的大漠风光，就愧对人生似的。

向往边塞生活，追求边关立功成了唐代文人的一大追求。

再一个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推动。

李唐王朝在李渊、李世民等几代君主的领导下，唐代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得到了充分了发展和改造。

社会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经济富足，国泰民安，封建国家机器进一步完善，土地、赋税、兵役、刑法、职官、科举等各项制度有了相应的变化调整，国内各民族的融合和国际间的交往也进一步加强。

这一系列的社会变革，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整个唐朝社会呈现出一种强盛壮大、欣欣向荣的风貌。

正是在这种宽松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思想也变得开放与活跃。

唐代统治者顺应社会生活发展、变革的趋势，在意识形态方面采取了具有远见的指导方针和策略，在不危及其统治地位的大前提下，他们对于社会各派思潮予以兼容并蓄，或大力扶持，或任其自由发展，或极力促进其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从而形成一个思想相当解放和活跃的社会局面。

边塞诗派在这种大环境下诞生，在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中崛壮成长。

总体上说，唐代社会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开放，体现了一种盛世气象。

唐代针对六朝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豪门士族的庄园制经济，实行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等一系列的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同时，商业、手工业和交通业也日益发展，城市也日益繁华。

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发展。

儒、释、道思想的自由传播，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各民族文化的交融，都显示着开发的文化心态，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创造了比较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

科举制度和多种入仕途径也为士人提供了更多参与社会的机会。

1.1.2 独特的边塞风光自然景观多是黄沙白云、冰川雪山，地理区域多是塞外、雁门、漠北、玉关、黄河，异域风物多是羌笛、胡笳、琵琶、战马，人物多是戍卒、将帅、胡人，用典多是投笔、长城（南朝宋的大臣檀道济）、楼兰，乐曲多是与边塞军旅生活有关的《梅花落》《折杨柳》《关山月》《行路难》等。

1.1.3 题材内容上的相似性边塞诗是从题材的角度分类的。

以边塞景色与战争场面为主。

描写的景观有狂风、酷热、严寒、冰雪、大沙漠、惨烈悲壮的战役、异国情调的胡乐等。

人物多为都护、将军、单于、胡姬、征人、胡儿。

地名则有天山、阴山、瀚海、轮台、疏勒等。

称之为边塞诗。

1.1.4 思想感情上的相似性作者均富有浪漫进取的精神，人生观积极而乐观。

因此诗中充满了激情和豪兴，显示出充沛的爱国情感。

固然也有反映战争残酷、黯然思乡的一面，更洋溢著马革裹屍、立功沙塞的雄心。

这类诗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可以抒发渴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豪情；可以状写戍边将士的乡愁、家中思妇的离恨；可以表现塞外戍边生活的单调艰辛、连年征战的残酷；可以宣泄对黩武开边的不满、对将军贪功启衅的怨情；可以惊叹描摹边地绝域的奇异风光和民风民俗。

而诗中流露的也可能是矛盾的复杂的情感：慷慨从军与久戍思乡的无奈；卫国激情与艰苦生活的冲突；献身为国与痛恨庸将无能的悲慨。

1.2 边塞诗人的群体风格对后世创作的影响盛唐的边塞诗人视野开阔，胸怀激荡，充满了磅礴的浪漫气质和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精神。

们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充分体现了盛唐精神，是古代诗坛上绝无仅有的奇葩，是后世诗人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

1.2.1 诗歌题材的扩大边塞诗派虽未提出明确的创作主张，但其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却是基本相同的。

盛唐边塞诗派，以其杰出的成就，大大促进了盛唐诗歌的繁荣，使辉煌的唐诗增添了无限壮丽的光彩。

它对后世边塞诗的影响颇大。

初唐边塞诗歌的贡献还在于开创了初唐体。

所谓“初唐体”，指的是流行于唐初的七言歌行。

此时，由于诗人们已经开始走出宫廷生活的小圈子，并越来越多地把民间生活、边塞风光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传统的五言诗渐渐不能胜任，一部分诗人便改用这种歌行体来表达感情。

七言歌行体始于曹丕《燕歌行》，经400余年的发展，到了初唐，终于大放异彩。

1.2.2 思想境界的开拓盛唐的边塞诗意境高远，格调悲壮，像雄浑的军号，一声声吹的历史都热血沸腾。

六朝的诗歌、骈文，均以辞藻绚丽、对句工整为尚。

唐朝最初30年中的文学创作受其影响，风格卑下。

表现在诗歌方面，作品以“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宫体诗为主。

当时也有人意识到了宫体诗的特点，并从政教意义出发，在理论上反对它；但理论归理论，实际上他们自己也在写作吕体诗，其中宰相上官仪更是自创“上官体”，将轻浮俗浮艳的诗风推上了诗坛的统治地位。

虽然马周、李百药等人极力推崇自然纯朴的新诗风，但可惜的是，这些人的作品也没能跳出宫体诗的框框，格调不高，他们的呼吁自然得不到好的反应。

边塞诗的产生是伴随着我国唐代初年疆域的相对不稳定而产生的，同时也为盛唐诗歌的繁荣作了很好的前期准备。

边塞诗是万紫千红的唐代诗歌中的一朵奇葩！2 边塞诗人的个性差异唐代的边塞诗是纵贯初、盛、中、晚整个过程的。

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些有切身边塞生活经历和军旅生活体验的作家，从亲历的见闻和经验来进行边塞诗创作，另一些诗人则利用间接的材料，用一些乐府旧题进行旧调翻新的创作，这类乐府诗题在不同时期其内涵也各不相同，显然，后者的作家人数众多，数量也多得多，而且出现过李白、杜甫及高适《燕歌行》之类的杰作，但就总体水平而言，前者的那类诗作中更贴近边塞生活，更能准确反映时代精神，艺术特色也更为鲜明。

由于国力强弱不同，在对外战争中的胜负不同，初盛唐边塞诗中多昂扬奋发的格调，中唐前期尚有其余响，而中唐后期及晚唐只有对昔日盛况的追慕以及凄凉现实的哀叹。

终唐之世，边塞诗始终是唐诗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部分。

2.1 边塞诗人个性差异的形成原因在中国文学史上，盛唐边塞诗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流派，高适、岑参就是唐边塞诗的杰出代表，时人并称“高岑”，他们既是其开拓者和继承者，又是当时诗坛的佼佼者和中坚力量，在推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体风格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和功勋。

高适、岑参的诗作大多描写边境山川景物，风土人情，反映边塞战争中个人的从军生活和思妇不幸的境遇，表达自己立功的愿望和不满现实的思想，但其思想内容的深度又有所差异。

下面，以高适、岑参的诗作为例，分析边塞诗人的个性差异。

2.1.1 诗人的身世背景高适（701-765）是盛唐边塞诗的主要创作者，这和他的边塞经历有密切的关系。

高适在人生的早年,就渴望从军,建立边功。

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北上登蓟门，茫茫见沙漠。

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

…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

”自天宝十二年(753)开始,高适长期从军,三度出塞，军旅生活体验丰富。

高适每次出塞都写了大量的诗或纪行,或抒怀。

岑参（715-769）是盛唐边塞诗的的主要创作者，这和他的经历有密切关系。

他向往从军立功，把它当作求取功名的一条主要途径。

从军前，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终日不得意，出门何所之。

从人觅颜色，自叹是男儿。

”（《江上春叹》）；“盖将军，真丈夫，行年三十执金吾。

”（《玉门关盖将军歌》）；“功名只应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自从天宝八年（749）开始，岑参两度出塞，先赴安西任掌书记，后赴北庭任节度判官，经历了长达八年的边塞生活，历练成为一个边塞诗人。

2.1.2 诗人从军边塞的目的诗人们都有渴望建功立业而又长期不遇的经历，因而感慨不遇，咏叹壮志难展，成为他们诗歌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也是形成其悲壮风格的另一种重要原因。

高适前期不得志，与社会现实的接触比较广泛深入，加之自己的政治和文学主张以及建安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诗歌的思想性较强，闪发着现实主义的光辉。

后期仕宦渐渐得意起来，随着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他与社会的接触不够广泛深入了，加上佛教影响的增强，诗歌的思想性显著减弱，甚至连蜀中之乱、吐蕃入侵这样重大的社会事件，他在诗中也无所反映。

与此同时，诗歌的风格也变得悲凉起来，《人日寄杜二拾遗》便是例证。

岑参前期也不得意，与高适比，他跟自然接触较多，而接触社会不够广泛深入，诗歌描写自然的较多，反映现实的相当少，思想性不够强。

“安史之乱”以后，他的社会地位虽也上升了，但仕途不如高适得志，他做过虢州长史、嘉州刺史等地方官，最后罢官，滞留蜀中而死。

这时，他与社会现实接触比较广泛深入了，因而能由自身的不幸而想到人民的不幸。

加上当时动乱的社会现实的影响，他诗中的思想性和现实性显著地增强了；诗风也由出塞时期的雄放高昂变得悲壮慷慨起来。

他们都曾出塞。

高适是在失意的情况下初出蓟门，与战士、中下级军官接触较多，因而形成了他当时对唐玄宗的对外战争的一系列看法，提出了批评和揭露；岑参是作为高仙芝、封常清的幕僚出塞的，与上层接触较多，与下层接触较少．因而主要是站在主将的立场上来歌颂他们所进行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