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和西方管理思想的异同及其借鉴意义

试论中国和西方管理思想的异同及其借鉴意义

管理是社会组织中，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以人为中心进行的协调活动。

中国的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和古代管理思想，是我国古老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有着丰富的内容。是我们祖先在历史的长河中智慧和劳动的结晶，犹如夏日夜空中的群星璀璨夺目，它无可置疑地对于当代企业管理，有着不可估量的良性影响，这一良性影响不是一点一滴的，而是多方面的。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其要点主要是：顺“道”，中国的“道”有多种含义，主观范畴的“道”，指治国的理论，客观范畴的“道”，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利器，“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客观冷静地观察以求得对现实问题的正确认识，并灵活地支配或顺应现实；对策，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

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法治。中国传统法治思想，是一个令国人“几多欢喜几多忧”的话题。因其无法整合权力与法律、公意与私意、价值与工具、平等与特权之间的矛盾，而使其在当代社会的重大理论价值大打折扣；但是中国传统法治思想仍然不失为在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所生长的一株智慧之花，提供了中国几千年来政治统治的坚强手腕。

西方的管理思想

西方早期管理思想的主要特征是：资本家直接担任管理者，靠自己的主观经验和直观判断组织生产领导活动，缺乏统一的操作规程、统一的办法和标准，生产管理尚处于积累实践经验的阶段。其代表人物主要有亚当•密斯、大卫•李嘉图、查尔斯•巴贝奇等，其中，亚当·斯密的学说奠定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坚实理论基础。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著名思想：现代自由市场、劳动分工、经济人假设等世人尊称亚当·斯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其主要观点是：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分工是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手段（分工可提高劳动熟练程度、分工可减少由于工作变换而损失的时间）、经济人假设（经济现象是基于利己主义目的的人们的活动产生的。人们在经济行为中，追求的完全是私人的利益，但是每个人的利益又为其他人的利益所限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发展成的科学管理理论，其主要代表人为主要有：泰罗、法约尔等。泰罗管理理论有以下几个主要观点：科学管理的根本目的是谋求最高工作效率达到最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使用科学管理方法代替旧的经验管理实施科学管理的核心问题是要求管理人员和工人双方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彻底变革根据以上观点，泰罗提出了以下具体管理制度：对工人提出科学的操作方法，以便合理利用工时，提高工效；实行激励性报酬制度——差别计件工资制（所谓差别计件工资制，就是“对同一种工作设有两个不同的工资率。对那些用最短的时间完成工作、

质量高的工人，就按一个较高的工资率计算；对那些用时长、质量差的工人，则按一个较低的工资率计算）；对工人进行科学选择、培训和提高；制定科学的工艺规程并用文件形式固定下来以利推广管理和劳动分离。法约尔与泰罗都力主科学管理，但两人的思考角度也有差别，法约尔一般管理理论的内容主要是对管理职能的揭示和管理原则的归纳：关于企业经营六个方面的职能（技术职能、财务职能、经营职能、安全职能、会计职能、管理职能）；关于管理的十四项原则（劳动分工、原则权力与责任、原则纪律原则、统一指挥原则、统一领导原则、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原则、报酬原则、集中原则、等级制度原则、秩序原则、公平原则、人员的稳定原则、首创原则、团结原则）。中西方管理思想差异及其借鉴意义

由以上种种来讨论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西方人是以管理国家的方式管理企业、管理家庭，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是以管理家庭的方式管理企业、管理国家。。前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缘关系，带有天生的共产主义因素。后者是非血缘关系。西方人对人性的假设远比我们中国人来得悲观。西方人认为"人之初，性本恶"，认为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是人的本性，道德秩序不足以约束人们的恶行，故主张法治，以严格的法律管制人们的行为。中国人对人性的假设很乐观。"人之初，性本善。"故相信以道德秩序和礼制即可以约束人的行为，认为法治争讼的方法不可取。因而发展为道德治国的人治方法。西方人重效果判断，中国重动机的好坏判断。西方人判断事物的好坏是以效果为标准的。因此对西方人而言，什么动机与出发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效果好不好。中国人不太重视效果判断，而是用一套道德或意识形态标准看效果，即所谓"干不干是态度问题，干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这种价值判断上的差别导致了工具理性的差别。以法治国是有效的，以市场调节人们这间的利益关系也是有效的。虽法治费用很高，但不用法治的大家庭式的国家管理方式在效率上的损失则为惊人，故得在于失。因此西方人的宏观管理是很有效的。但以这种法治争讼的方法管理家庭内部与企

业内部，并以市场的方法斤斤计较，其交易费用太高，而由此增加的效率并不高。因此西方管理微观组织的方法就不如儒家文化的方法来得有效。结论是西方以治国之法治家，中国以治家之法治国，各有优劣。若中国采取法治，其法治成本就会远低于西方国家：一是中国的法律制度不必像西方那么详细，很多方面可以用道德秩序替代；二是中国人不喜争讼，讲究"君子一言"，这就节约了许多律师费用。在市场交换方面，在具有儒家文化的国家市场交易费用更低。因为事无巨细以合同为基础就会费时费事失去机会。儒家文化既然以仁、德、信、义为做人准则，这些为人准则，会在市场交易中节省大量的市场交易费用以及微观组织内部的激励与监督费用。其实，中西方的价值判断标准各有优劣。若只以效果评价好坏，其结果是社会的道德沦丧，人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社会变成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状态。人们往往在追求手段的完善中失去了人生的意义。而只以道德标准评价好坏，社会又会因手段体系不发达而贫穷，其结果也是衣食不足而不知荣辱在中国还没有有效的法治与完善的法律制度。若一味提倡以效果作为唯一的评价好坏的标准，人们的不择手段就会真的导致道德的沦丧。人们在既无法律限制又无道德限制的情况下录求最有效手段，其结果会使人的行为如同野兽，这是我们千万要注意的。如警察养小偷、医生以病人的生命为筹码索要红包，以及教师不顾师德向学生索取金钱，就是不择手段冲破道德防线而又无法律制裁的例子。中国若要市场制度发达，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以效果为判断好坏的标准，二是有完善的法制与严格的法治。前者使人们极尽良方发展工具理性。后者使人们寻择手段必须在合法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