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包公第三集观后感范文

千年包公第三集观后感范文

千年包公第三集观后感篇一

第三集《以民为本》

通过断牛舌案、匿金案、陈州折变、不持一砚归等历史故事，说明包拯以民为本，把百姓利益放在心上的为官为政思想。对贪官污吏铁面无私，对百姓却心怀柔情厚意，他把百姓放在心上，所以一千年来，百姓把他也放在心坎里。

老百姓口中的包青天，不是偶然形成的，它有其历史的依据，纵观包拯的一生，他所形成的包拯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民为本，体恤民情。

民本思想是我国古代先贤提出的治国理念，历史源远流长，自从西周初期周公提出以德配天，敬天保民以来，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观念将国家的命运与民心向背联系起来。儒家先哲提炼和升华了这种民本思想，提出了仁政、王道学说。包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他认为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如果大本不固，则国家从何而安哉!因此，他主张薄赋敛、宽力役、救灾患，大缓吾民以安天下。从这一理念出发，包拯经常深入民间，体察百姓疾苦，为民请命，并极力主张节省国家费用，要求减冗吏，减冗兵，减修建，省奢侈。包拯还将这一理念体现在立法上, 并落实在其司法、执法的实践

中。他认为立法应当贯彻公私利济，于国有利、于民无害的原则，并以此来修改旧法，制定新法。他上奏朝廷，要求减轻灾害地区与贫困地区的田赋，对重灾区要罢除一切无名科率，减免百姓对官府的积欠，并开仓济贫等。

(二)清正廉洁，不徇私情。包拯在初入仕途时，就写下一首明志诗，诗曰：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这也是包拯流转下来的唯一一首诗，可谓吉光片羽，却成为包拯一生为官做人的光辉写照。这首诗是写在包拯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郡守府第的墙壁上的，据《宋史》记载，端州因出产端砚而闻名天下，常要向宫中进贡。包拯就任以前的郡守，都借此机会额外索取，以赠权贵，数量有时超过进贡的数十倍。包拯到任后，便命工匠严格按进贡数制作，自己不持一砚归。包拯死后，宋仁宗亲自到包拯家中参加祭奠，看到包拯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饭食，虽贵，如初宦时，更是感慨不已。当时朝廷对他的评价是识清气劲，直而不挠，凛乎有岁寒之操。吴奎在包拯《墓志铭》中称其峻节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白始及终，言行必一。北宋名臣欧阳修尽管与他

政见有所不合，但对他的品格操行依然敬服赞佩，称其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

包拯不光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家人、亲属要求也是非常严厉的，他在晚年时立家规: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家风》中就说到：龙图懿范九州颂，孝肃家风万世传。而对于自己亲属作奸犯科的，包拯也绝不轻饶。包拯是庐州人，他在任庐州知府时，包氏家族的一些亲朋故旧以为可以仗势为所欲为, 结果被包拯不留情面地申饬一番。包拯的堂舅犯了法，他亲自审讯，重重地处罚了堂舅。京剧有一出传统戏《铡包勉》，就是依据包拯处罚亲友的史实所编。

(三)不畏权贵，严惩腐败。

包拯痛恨贪官，他曾给宋仁宗上过《乞不用赃吏》的奏折。包拯在奏折中说:臣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对贪官、赃官，要不以轻贷，并依条施行，纵遇大赦，更不录用，以使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矣! [9]为了施行这一原则，包拯不惜犯颜直谏。当时,宋仁宗的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屡受恩赏、加官晋爵，甚至于一日之间连授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制置使四项官职，主管全国财政大权，他在任职期间，欺上瞒下，玩弄权术，鱼肉百姓。对此，包拯极力反对，曾三次上疏弹劫他，尽管宋仁宗执意庇护张尧佐，最后也不得不免去张所担任的官职，包拯也为此得罪宋仁宗被调离京城达四年之

久。又如包拯任监察御使时，曾经连续参掉两个违法乱纪的高官。一个是江南西路转运使王逵，他巧立名目，刻剥百姓，逼得人们逃入山洞。为此，包拯一连七次上奏弹劾他，迫使皇帝罢了王逵的官。另一个是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在任期间贩卖私盐一万多斤。

(四)明察善断，制止冤案。

包拯在处理案件时非常重视逻辑推理等司法技术的应用，表现出了高超的洞察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据《宋史》记载，包拯颇善鞠狱，他的司法技能在最初踏上仕途任天长知县时就体现了出来。一天，有一农民的牛舌夜间被人割去，告到包拯那里包拯就对那农民说，你回去把牛宰了拿到市场上去卖，割牛舌的人就会出来了。农民半信半疑的回家按包拯的话去做了。第二天有人状告这农民私宰耕牛，包拯说：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于是，盗惊服，只得承认是他割的牛舌。

包拯认为,要实现清明的政治,要真正做到以法公断各种诉讼案件，各级长官的选择就非常垂要。精选慎择是包拯一贯的主张，他极力反对县令和地方官吏的轻授轻任。在摆拔任用官员中他特别反对两种人：一是苛虐之人，二是赃滥之人。针对当时酷吏严刑造成许多冤狱的情况，包拯主张加强司法监察。他曾给宋仁宗上《请令提刑亲按罪人》的奏折，批评国家虽设按刑之司(类今检察院)，以纠郡县刑罚冤滥，然大狱出入，未尝按问，细故增减，即务举劾，是小过必察，而大罪不诃，提刑司见某郡县有未

断之重罪，就迁延引避，窃恐天下刑狱，似此冤枉者至多。他分析当时之所以出现大量冤狱的原因是：一是郡县长吏不得其人，不辨虚实，因偏听偏信、主观武断所造成;二是缘于一些官吏妒才害贤、挟私报复或贪赃枉法所致。为防止和减少冤狱，他主张必须知人善任，进用贤隽，斥去形迹之弊，以广公正之路，判忠佞，抑侥幸，察左右爱憎之说，延中外谠直之议，对关乎生死的大罪，他建议应委提刑司亲往审问决断，以此来保证狱案的明断。

千年包公第三集观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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