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与宋元史_史学史与社会史视角的反思

[收稿日期]　2007-06-30

[作者简介]　赵世瑜(1959-),男,四川省成都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①　参见拙文:《明清史与近代史:一个社会史视角的反思》,《学术月刊》2005年第12期。②　关于这个问题,葛兆光已经注意到了,他说:“在过去的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里面,大家经常把‘唐宋’放在一起讨

论”。他认为,无论是注意到唐宋制度的接续性,还是注意到二者的变化,都造成了把“唐宋”视为一个历史时段的看法。他主张把注意力从“唐宋”转移到“宋明”,从关注“创造性思想”到关注“妥协性思想”,从关注精英学术到关

注“一般知识”,从关注理念的确立到关注它的社会实践,从而达致思想史畛域的打破(《“唐宋”抑或“宋明”———思

想史和文化史研究视域转变的意义》,见葛氏著:《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134页)。具有同样关怀的还有朱鸿林,他在《传记、文书与宋元明思想史研究》一文中,批评这一时段思想史研究以关注精英人物和高深理念为主,讨论比较宏观而粗线条,忽略士人的事功追求与实践,而后者又要

求思想史研究与政治史、社会史、制度史的结合(《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01-226

页)。从思想史角度把宋与明连接起来似乎阻碍较少,因为“宋明理学”是个基本上被公认的概念。换句话说,是

“理学”把宋和明连接起来的。但抛开思想史呢?值得注意的是李治安的《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一文(《

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他不仅将元与明前期相联系,而且从五大方面论证了这一历史阶段的独特性,表现了他突破王朝体系和重新评估这一阶段历史地位的意识。当然,他未涉及宋代。

明清史与宋元史:史学史与社会史视角的反思

———兼评《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

赵世瑜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　以往中国史研究过于拘泥王朝体系或其他概念体系,并以此区分学科领域和研究

问题,忽略了对划分学科领域的这些概念体系进行反思和检讨,也忽略对历史时期之间连续性的探讨。事实上,对于某些问题,我们会更关注它们向此后的延伸;而面对另一些问题时,我们则可能更注意它们向此前的溯源。事件史的研究者比较容易把问题的解决放在一个较短的时段内,但从社会史的视角提出问题的研究者则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 [关键词]　明清史;宋元史;史学史;社会史 [中图分类号]　K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209(2007)0520087209

问题的探讨本来是从思考明清史与近代史这两个概念开始的①,因为这两个时段虽然相互连接,但对近50年来学术研究的意义却非常不同,前者被视为一个历史阶段的末期,后者则被视为一个新历史阶段的开端。这本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由此我们可以说,明清史不仅与秦汉史同属一个历

史时段(“

封建社会史”),甚至与先秦史也同属一个历史时段(古代史),然而对于具体的研究者来说,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在做同样的事情。

今人一般认为,反思明清史与近代史之关系是很自然的,论者多谈及打通1840年的意义,强调前后时段的联系,如美国学者常从16世纪即明代中后期开始讨论中国社会的新变化,而这种变化一直

贯穿下来,直至进入20世纪。但即使是近年以来,

国内也很少有人讨论明清史与宋元史之间的关系②,或许人们认为,这两个时段本来就是衔接的,因为并没有出现某个事件作为划时代的标志,把一个王朝区分开来;或许人们认为宋元史与明清史虽然衔接,但界限却似乎清清楚楚。

问题的确如此吗?

一、问题的提出:“宋元明变迁”是否可能

在反思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人们以往习惯于把“唐宋”连用,而比较少说“宋元”,这究竟是为什么?有一些约定俗成的用法,比如先秦、秦汉、隋唐,这些都好理解,因为秦朝和隋朝统治时

7

8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总第203期)

间都很短,而且在制度上都分别与汉朝和唐朝有关系,所以可以被看作同一个时期。按这样下来应该是宋元,然后是明清。但在概念上,我们不怎么把宋元连用,在研究的专业方向上,要么是宋史,要么是元史,学者的研究主题也很少有以宋元为时间段的。实际上,这些用法都有其内在逻辑,对研究思路、问题意识影响也很大,只是我们觉得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理所当然的,不必去反思的。邓小南在两年前总结宋史研究的新进展时,将“长时段的探索”列为首项,其中提到“学界以宋元乃至宋元明为研究段落的讨论也逐渐增多”,但并没有提到国内学者的具体研究。她的看法是,“宋元明”的概念是将宋视为一系列新发展的开端,而代表则是《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一书①。

美国学者史乐民(Paul J akov Smit h )和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 )主编的这部论文集的确提出

了类似的问题,当然他们这个变迁时期的起点并不是笼统的“宋代”,而明确是指南宋的建立,从而与“唐宋变革期”所牵涉的北宋相区别。他们认为,在这个时期的两端有两个有很大变化、很大发展的时期,一个是日本学者提出的“唐宋变革期”,另一个是西方学者的所谓“帝制晚期”或“早期现代”,而中间这个时段,即12世纪初到15世纪末,或南宋到明中叶这一段被忽视了或被贬低了。他们主张这是一个独特的历史阶段,构成了一个真正的历史过

渡,可以被称为“宋元明变迁”

[1](P1-2)

。

①　《宋史研究通讯》2004年第2期。的确如邓文所说,以“宋元”为时间期概念的论文比以前有很大增加,如杨果:

《宋元时期江汉-洞庭平原聚落的变迁及其环境因素》(《武汉大学历史学集刊》第1辑或《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5

年第6期)、王赛时:《宋金元时期山东盐业的生产与开发》(《盐业史研究》2005年第4期)、左鹏:

《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等等,但这些文章都没有提及为何选择“宋元”为研究的时间段的

理由。我猜想,选题的原因或者只是在于该主题在“宋元”的前后的情况已有人论及,或者是因为这些研究多为区域性研究,而“宋元”恰好是这个区域性发展的重要阶段,或者只是随意性的选择。特别是这些文章几乎都没有考虑“宋元”与明代的联系,因此多半还是从王朝体系的角度出发的。②　比如伊懋可的《中国历史的模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

作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并没有很好地思考这两大“变迁”之间的关系,后者尤其认为明中后期以降的变迁是前所未有的,变化不仅是量上的,也是质上的。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的主要经济动力始自宋代,或者认为明清的发展是唐宋发展的继续②。无论如何,作者似乎主要是反对把这个阶段

看作是“黑暗时代”(dark ages ),力图证明这近四个世纪的变迁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的发展进程中都有利于唐宋变革的趋势向明清延伸[2](P6)。

已有论者对此书的努力表示不满。罗祎楠认

为,该书并未超过郝若贝(Robert Hartwell )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他既质疑了唐宋以来国家控制力减弱而地方精英力量增强的观点,也质疑了以江南的区域性发展作为整个中国历史发展之代表的做法,顺便也对区域性研究表示了审慎的保留态度[3](P710-713)

。但二者有一个也许不太明显的区

别,即郝若贝讨论的时间范围是750年到1550年

[4](P365-442),大约从唐代安史之乱到明嘉靖“庚戌

之变”前后,而《宋元明变迁》一书却是以南宋为起

点的。这说明,南北宋之交被该书编者视为一个重要的断裂点,或者至少是“唐宋变革期”的终点,从此以后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郝若贝似乎是把唐中叶以后看成是一个连续的发展的历史序列。对这个区别,评论者并不关心。

用“宋元明变迁”来表述的从南宋到明中叶是否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历史发展阶段呢?

这个问题固然对本文的主旨十分重要,但我们还是要把它留待后论。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即试图观察宋元明之连续性的学者,大多是从对唐宋的思考历时性地向下推演他们的思考,与之相较,很少有关注明清史的学者向上回溯宋元的历史及其与明清的关系。这可能是历史叙事的习惯使然,虽然人们对历史的回顾是逆时序的,但讲述历史又必须是顺时序的,逆时序的逻辑很容易使叙事变得混乱。

但原因也可能不仅如此。在王朝史的叙事中,元朝与宋朝是截然对立的,这不仅是因为元灭亡了南宋,本质上还是因为元是蒙古人的政权,与南宋的汉人政权不同,所以元末民变以“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相号召,而实际上此时期在贫富方面这两个地区正好可以调过来概括。同样因为这个原因,明朝与元朝也是截然断裂的。葛兆光已经提到,虽然已有研究说明,元明之间并无民族革命之色彩,倡导华夷之防是明中叶以后边患日大的结果,但还是可以看出明太祖建国后重建汉人传统的努力[5]

(P125)

。事实确乎如此。一方面我们的确看到元明

8

8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总第203期)